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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工作，是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开展的。通过几年的实践，学会秘书处［9］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学会是群众性学术团体，其工作应面向广大会员。 几年来学会的一切工作都面向广大会员，尽量给他们的学术活动以支持和提供方便。每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都首先在广大会员中酝酿；会议代表的产生坚持以提供论文为条件；《民族学研究》优先选用会员的文章，以激发专业和业余民族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第二，要办好学会，其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学会的工作，不能只挂名不务实，要有热心为学会工作的班子。 几年来学会的重要工作都由在京的会长和副会长直接过问，外地的副会长也通过信函联系关心学会的工作。学会的重要文件由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草拟，重要活动由他们主持拟定方案。学会工作人员从秘书长、副秘书长到秘书，都是兼职的，他们尽管本职工作都比较繁忙，但都热心于学会的工作。他们分工合作，分别处理学会的日常事务，主持编辑《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通讯》，发展会员，与广大会员联系以及分发材料等。每次编一辑《民族学研究》，审阅近百万字稿件，从选稿到定稿，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每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主持和参加筹备工作者断断续续花去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工作对于个人的本职业务多少都会有影响。 第三，开展学术交流，办好学术刊物，是学会工作的核心。 学会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活动，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初期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学术讨论和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上。学会根据发展我国民族学实践的需要，确定中心议题组织学术讨论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前两次讨论会在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民族学应该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等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从而为在我国大力开展民族学研究，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开创民族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民族学研究》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而且在国外民族学界也受到好评，《苏联民族学》1983年第5期题为《评中国学者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评论文章，即是明显的一例。 第四，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学会有必要拟定一个发展本学科的长远设想。 1981年7月，中国民族学学会在昆明召开座谈会，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拟定了《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初步设想》，共分专著、资料、工具书、形象化科学记录、通俗读物、译著、刊物等七个方面。在民族学研究正在大力开展的时候，拟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设想，是必要的，它可以增强民族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主动性，避免或减少盲目性，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第五，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民族地区召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使与会的民族学工作者通过会议期间的接触或对附近民族地区的考察访问，增强感性认识；另一方面，还可望为推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发生积极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最为重视的工作是民族学如何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适应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力图摸索出立足于本学科，使民族学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路子。 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外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民族学界也逐步和国外学术界建立了联系。民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民族学研究除了适应各国的需要和体现各国的特点外，还有许多共同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中国民族学学会本应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强与国外民族学界的联系，交换资料，人员互访，尤其需要派人出国考察访问，积累国外民族学资料，批判地吸取国外民族学的有益成果，以促进我国民族学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族学学会几乎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理事和会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访学者，外出到一些国家讲学或考察访问，和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988年，学会会长和几位理事，参加了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学会还通过《民族学通讯》，介绍国外民族学研究动态，向会员传递信息。”［10］ 同时，中国民族学学会主办的《民族学研究》开始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据了解，《民族学研究》在国外和香港地区都有一定影响，日本、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的一些图书馆和大学，收藏有这个刊物，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书店经销过这个辑刊［11］。 到了20世纪末，中国民族学学会开始关注如何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问题，组织召开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助、于1994年5月14日召开的题为“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12］的在京部分中青年民族学学者学术座谈会，这是国内学术界研讨本学科如何面向新世纪的最早的学术活动之一。 何星亮研究员在《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会大连会议纪要》［13］中写道，此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与理论体系；（2）在新形势下民族学如何研究和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3）如何培养中国民族学跨世纪教学和科研人才。与会代表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就以上三个问题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提出了今后中国民族学的任务和目标，它对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强调指出：“培养大批中国民族学跨世纪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是使中国民族学在21世纪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一些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民族学界35岁—45岁的优秀科研和教学人才少，应强化人才意识，创造人才成长的环境；鼓励中青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鼓励他们在学术上超老一代；搞好梯队建设，处理好老、中、青的关系，消除阻碍人才成长、培养的各种因素，有意识地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加强宣传优秀中青年民族学工作者。有的学者还建议，设立以著名民族学家命名的奖励基金，以促进民族学专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14］ 夏之乾先生在《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1997年11月10日）中讲道：“下一届理事会将是一届跨世纪的理事会，任务更加繁重。希望与会同志利用此次到会的机会，积极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把我们学会的工作顺利推向21世纪。”［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