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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 李学勤 一 前年秋天，我曾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小文，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的《耆夜》①幸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现在该篇竹简的图版和考释，已在2010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书内发表②。这里想就有关这篇简文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篇中的《蟋蟀》诗，作进一步的讨论。 大家可以看到，《耆夜》简共为14支，其间有4支断折，文字残缺。简文记述周武王八年伐耆，即《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国，得胜凯旋，于文王宗庙举行庆功的“饮至”典礼。参加这次礼仪的，除武王外，有毕公、召公、周公、辛甲、作册逸（史佚）、吕上（尚）父（太公）等。饮酒间武王作诗，致毕公的名《乐乐旨酒》，致周公的名《輶乘》；随之周公作诗，致毕公的名《英英》，致武王的名《明明上帝》。这四篇，都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佚诗。 最后，周公持爵未饮，有感于蟋蟀骤降于堂，作诗一篇三章，名为《蟋蟀》。这篇诗与传世《诗经》的《唐风》首篇《蟋蟀》，不仅标题相同，内容也显然彼此有着关系。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里，发现这样与《诗经》相关的实例，是非常特殊罕见的。 现收于《诗经·唐风》的《蟋蟀》，也是三章，依阮刻《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本，全篇是这样的：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天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耆夜》简文的《蟋蟀》则是（尽量用通行文字）：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忘。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逍迨。 蟋蟀在席，岁聿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 蟋蟀在舍，岁聿□□，［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毋已大康，则终以愳。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 粗看起来，两篇《蟋蟀》似乎相近，仔细分析，两者实有较显著的差异。 首先，一念就会知道，两篇用韵很不一样。简文《蟋蟀》，第一章押阳部韵，第二、三章押鱼、铎部韵（鱼铎平入对转）。《唐风·蟋蟀》第一部押鱼、铎部韵，第二章押月部韵，第三章押幽部韵。单就这一点说，差别已经很大了。 两篇虽有许多共通文句，但各章并非一一互相对应。实际上与简文第一章相接近的，是《唐风》的第三章。可以看到，两者均以“蟋蟀在堂”起句，随后说到“役车”。《唐风》的二、三章起句仍是“蟋蟀在堂”，简文则二章为“蟋蟀在席”，三章为“蟋蟀在序”，且用以押韵。 两篇的句式也有不同。简文《蟋蟀》不像《唐风》那样作清一色的四字句，整齐划一。尤其特别的是其中“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没有韵脚，八字只好作一句读。如其第二章：“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返，从朝及夕”，韵脚落于“夕”字，按照王力先生的说法，乃是“疏韵”③。《唐风·蟋蟀》没有这种现象。 《唐风》三章，末句分别是“良士瞿瞿”、“良士蹶蹶”、“良士休休”，句末都是叠字。依毛传，“瞿瞿”意为“瞿瞿然顾礼义也”，“蹶蹶”意为“动而敏于事”，“休休”则指“乐道之心”，总之皆为“良士”的品德。简文《蟋蟀》三章，第一章末句作“是惟良士之䢍䢍”，第二、三章作“是惟良士之愳愳”。“愳愳”或即《唐风》的“瞿瞿”，“䢍䢍”可能是指正大而言，因为“方”字有大和正的涵义。简文同样是说“良士”的德性，却仍有明显的差异。 简文与《唐风》两篇《蟋蟀》既然有这样的不同，其成篇的时期和地域应该有较大的距离。从《唐风》一篇显然的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较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演变成《唐风》的样子。 二 关于《唐风·蟋蟀》的成篇时期和内容性质，《诗序》有很明确的说法：“《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④，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所说的晋僖公，《左传》桓公六年作僖侯，《史记·晋世家》作釐侯，其在位年为西周共和二年至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40至前823年。 汉代学者论及《蟋蟀》，大都本于上述《诗序》的看法。例如《汉书·地理志》说：“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还有《后汉书·马融传》等，也有类似的话。晚出的《孔丛子·记义》甚至假托孔子读《诗》，说：“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这些都是由《诗序》之说而来。⑤ 按照《诗序》一系的传统说法，《唐风·蟋蟀》“今我不乐”的“我”，指的便是诗篇所刺的晋僖公。但是，通读诗篇，会感到意旨的前后矛盾，正如前人已指出的：“每章前四句似为荒乐者代述其言，后四句又似戒其耽于逸乐”⑥。尽管有些学者努力调和⑦，矛盾还是显著的。作诗的人何以这样来“刺”晋僖公，确实有些费解。 这里特别是要说的是，历史上的晋僖公实际不是生活过俭，以致不合礼制，激起人们作诗以“刺”的君主，事实刚好相反。这一点，有他所制青铜器足能证明。 近年在山西曲沃北赵发掘的晋侯墓地中，发现了器主为“晋侯对”的一批青铜礼器，经多方面研究，“晋侯对”肯定就是《晋世家》的釐侯，也即《诗序》讲的晋僖公⑧。墓地M1是他的墓，M2为其夫人。 晋侯对器物里引人注瞿瞿的有一组盨⑨，上面的铭文是（依原行款） 惟正月初吉 庚寅，晋侯对 作宝   盨，其用田狩湛 乐於原隰，其 万年永宝用。 还有一件铺⑩，铭文是： 惟九月初吉 庚寅，晋侯对作铸 铺，用旨食大  ，其永宝用。这两篇铭文都有独特的地方，不见于其他青铜器。 盨铭说“田狩湛乐于原隰”，“湛乐”可参照《诗·常棣》“和乐且湛”。其实“湛”可以通作“沈”，有不好的意思，如《诗·抑》“荒湛于酒”，《墨子·非命下》“内湛于酒乐”。 铺铭“旨食大 ”，“旨食”意是美食，“”我想应读为“燔”，即烤肉。铺是豆类器，可用以陈肉食。将两篇特异的铭文结合起来，不难看出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和美味的豪奢贵族。《诗序》所讲恐怕不是史实。 《耆夜》所提供的简文《蟋蟀》的历史背景，则完全没有上面说的矛盾和问题。 简文周公作《蟋蟀》一诗，是在战胜庆功的“饮至”典礼上，大家尽情欢乐正是理所当然，周公只是在诗句中提醒应该“康乐而毋荒”，才符合“良士”的准则。要求周朝廷上下在得胜时保持戒懼，是这篇诗的中心思想。 三 有些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耆夜》不但明记周的伐耆在武王八年，实际通过周公作《蟋蟀》一诗，指出了伐耆的具体时节。 《唐风·蟋蟀》第一章的毛传说：“蟋蟀，蛬也，九月在堂。”孔颖达《正义》：“九月之时，蟋蟀之虫在于室堂之上矣。”按《豳风·七月》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正义》：“蟋蟀之虫，……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则在室户之内。至于十月，则蟋蟀之虫入于我之床下。”正与毛传“九月在堂”相符。以此对照《耆夜》的《蟋蟀》，不管《七月》历法的建正如何，蟋蟀“在堂”、“在席”、“在序”肯定是接近岁末的事，以至诗中说“岁聿云落”。由此证明，周的伐耆是武王八年的深秋以後。 按《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五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这是十一年克商的前奏，前人多认为本于汉初流传的《泰誓》。这种本子的《泰誓》，曾为《尚书大传》所引，应该有很早的来源，与后来的《孔传》本《泰誓》不能同日而语⑪。按《尚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因此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周本纪》“其曰‘九年’，乃武王即位为西伯之九年；下文曰‘十有一年’，乃武王之十一年，与《书序》合，甚为明划，其言亦必有所据，与文王不相涉。”⑫ 梁玉绳这段话，是针对《孔传》本《泰誓》把克商从十一年改作十三年说的。《孔传》说：“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这样讲来，“十一年”乃是文王受命的纪年，武王不用自己即位年数，而是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此说影响甚大，一直到王国维的《周开国年表》还继续着这样的看法。 孔颖达《正义》为了支持《孔传》，还专门引用了《逸周书》的《文传》篇。《文传》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吾语汝所保所守，守之哉。’”有遗命的性质，似与《孔传》相合，然而细绎《逸周书》有关各篇，有文王、武王的纪年，例如： 《程寤》“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文王纪年）⑬ 《柔武》“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纪年） 《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武王纪年） 《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武王纪年） 武王并不沿用文王受命之年。 无论如何，《耆夜》的“武王八年”一定是武王即位的八年，不可能是文王受命的八年。这也就支持了上述梁王绳的意见，《周本纪》本于《泰誓》讲的“九年”是武王自己纪元的九年。 这样，简文所记武王伐耆，同孟津观兵在时间上便前后邻接了。伐耆在八年之末，随后就是在孟津观兵，与诸侯相会。 《西伯戡黎》的本事，历来以为“西伯”是文王，宋代才有学者主张是武王⑭。《耆夜》的记载，从各方面考虑，要比传统的说法近乎情理，值得今后深入探究。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09JZD0042）、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项目课题“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2010BAK67B14）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华简的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的资助。 注 释 ① 李学勤：《简介清华简<  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③ 王力：《诗经韵读》，第67-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忧深思远”，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⑤ 详见胡承珙：《毛诗后笺》，第507-508页，黄山书社，1999年。按胡氏说：“《盐铁论·通有篇》引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此尤足见《序》说之古”，查《通有篇》原文，“此《蟋蟀》所为作也”应系桓宽所说，不是孔子的话。 ⑥ 同⑤，第508页。 ⑦ 参看吴宏一：《<诗经·唐风>新绎》，（香港）《国学新视野》2011年春季号。 ⑧ 李学勤：《<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⑨ 锺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852-854、856，（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 ⑩ 同⑨，857。 ⑪ 蒋善国：《尚书综述》，第222-2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⑫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82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⑬ 同②。 ⑭ 参看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066-1067页，中华书局，2005年。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即受宋儒影响。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11年春季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