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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是节令体系演进的成熟时期, 也是农业兴盛发展的重要阶段, 宋代农村的节令习俗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然而由于史料记载较少, 目前这类研究尚不深入。本文主要从节令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切入, 对宋代节令诗予以梳理与解读, 从文学的角度还原生动有趣的农村节令习俗, 展现其独特的时代特色与民俗内涵, 并补正传统史料记载的阙疑。 作者简介： 李懿, 女, 文学博士,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古代节令文化。 一、研究现状 自古以来, 中国日常社会即以农业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农村、农人等成为频频关注的对象。古代文献史料对传统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生产活动、农人的生活状况有着充分详实的记载。由于文学是对现实生活图景的生动再现, 备受瞩目的农耕文化也成为历代诗人书写的重要内容, 有关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人家居生活场景描写的诗歌数量十分可观, 且这些诗歌的写作年代较为久远, 较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诸多篇章如《楚茨》《信南山》《大田》《无羊》《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等等, 细致地勾勒了先秦时期大规模的垦殖情况和农人耕作丰收的劳动过程, 客观重现了周代农耕社会的农业生产状况, 并揭示出古代农人的普遍生存现状。自先秦以后, 大量的农事诗、田园诗在《诗经》的创作基础上继续深化, 最终蔚为大观, 成为古典诗史上别具标格的一类诗作, 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更是以诗为触媒, 栩栩如生地将农村生活、农事活动的原生态景象描摹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宋代是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和前代相比, 宋诗对农人、农村、农业等农耕文化的诗性书写则更加丰富、详尽,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宋诗在关注日常之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即对农人的节令生活也有生动的记叙。岁时节令, “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 (P131) 。中国的传统岁时节令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 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2] (P247) , 宋代正是节令习俗成熟的黄金时期, 节俗在承袭、分化、革新的嬗变过程中, 也渐渐渗透和影响着农村的风俗。关于农村节令风俗的探讨, 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遗憾的是, 宋前记载和描写农民、农事的文献史料及其文学作品, 重在发掘农人的普遍生存姿态和展现其日常活动空间, 而对他们在特殊时间节点风俗的记录则少之又少, 尽管宋代文献中保存有这方面的记录, 但也是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限于材料所载, 目前学界关于宋前农村节令生活的探讨性文章可谓寥寥无几。同时, 有关宋代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虽已是数量颇丰, 然对宋代农村节俗的整体性研究仍不深入, 因此这类研究尚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文本细读为主, 对宋代节令诗进行细致解读, 并钩稽爬梳相关笔记史料, 叙述时以节令时间先后为序, 意在从文学的角度还原和揭示出研究者关注较少的生动有趣的农村节令习俗概况, 并展现其时代特色与民俗内涵。 二、诗学视域下的农村节令风俗透视 节令习俗是发生在特殊时刻且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 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节俗也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 受政治思想、时代风气、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呈现出或隐或显的差异性。宋代世俗享乐思想的弥漫、市坊界限的打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快速崛起, 使城市和农村日常生活的差别日趋明显, 城乡社会的差异对节俗活动有明显的渗透, 并引起城市节俗和农村节俗的侧重点互异, 其具体表现形式亦有很大不同。以七夕节为例, 北宋汴京七夕, 贵家皆建彩楼, 民间女性、儿童祭拜祈祝, 优游玩乐, 殆无虚时。《东京梦华录》云:“至初六日七日晚, 贵家多结彩楼于庭, 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 或儿童裁诗, 女郎呈巧, 焚香列拜, 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 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 次日看之, 若网圆正, 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 往往列之门首, 争以侈靡相尚。”[3] (P781) 城市七夕节热闹非凡, 在农村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范成大《秋日田园杂兴》其二云:“朱门巧夕沸欢声, 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 不须徼福渡河星。”[4] (第41册P26004) “朱门沸欢声”与“田舍静掩扃”形成强烈对比, 对于勤于耕织的农村男女而言, 无须向织女焚拜乞巧。“男解牵牛女能织, 不须徼福渡河星”点明农村不流行七夕节的客观缘由。 从整体上看, 城市节俗以追求世俗快乐为主旨, 农村节令风俗的诞生和延续则多半跟农事生产、农事祈祝有关, 在这些节俗中也或多或少夹杂着愉悦嬉戏的因素;此外农人还有少数节俗专以娱游赏玩为主。以下试就宋诗中写到的农村节令风俗进行透视与阐示。 1. 元宵 进城观灯是宋代农人重要的节令习俗。宋代货币经济的盛行推动了商品贸易与流通, 城市商业经济的空前发达引起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及其审美趣味的嬗变, 更重要的是勃兴的商品经济给节令生产与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农村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基本的娱乐设施和活跃的商业贸易, 因此节令娱乐消遣的规模、层次和节俗活动的多样性都远不及城市。宋代城市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般都有大规模的观灯习俗, 北宋汴京的元宵节游人聚集御街, 观看灯山和各式百戏异能, 徽宗宣和年间自十二月便在景龙门设灯“预赏”[3] (P597) 。南宋时沿袭北宋故事, 杭州元夕热闹喧腾, 可谓“家家灯火, 处处管弦”[5] (P3) , 市民们大都争挂彩灯。苏辙《元宵后一日观灯寄王四》就描写过城里万炬的景象:“城头月减一分圆, 城里人家万炬然。”杨万里《郡中元宵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七首其四云:“市上人家重时节, 典钗卖钏买灯球。”同时, 中国固有的农耕文化本质决定着大多数农民仍以农事为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 农村的生活远比城市艰辛, 长年纷繁的劳作和沉重的课税让农人苦不堪言, 以致无暇顾及享受, 也没有太多宽裕的时间进城游玩。吴琳《农人》一诗直接描述了农人连夜打麦不得休息的辛苦:“野火相连打麦田, 仰看斗转月低弦。古来但说农人乐, 夜半谁知未得眠。” 在农村远没有如此热闹非凡的灯会, 跟城市市民相比, 农人的节令生活要相对平淡冷清得多, 在大获丰收的闲暇之际, 农人则入城观灯。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灯市行》描绘了农人偷闲进城赏灯的情景, 诗云:“吴台今古繁华地, 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 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似鬼工, 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 不待三五迎东风。儿郎种麦荷锄倦, 偷闲也向城中看。酒垆博簺杂歌呼, 夜夜长如正月半。灾伤不及什之三, 岁寒民气如春酣。侬家亦幸荒田少, 始觉城中灯市好。”诗歌重点描绘吴地城市绚烂缤纷的腊月灯景, “叠玉千丝似鬼工, 剪罗万眼人力穷”写琉璃灯和万眼罗精美绝伦、巧夺天工, “两品”意谓此两种灯, “儿郎种麦荷锄倦, 偷闲也向城中看”点出在灾荒较少的年份农民有闲进城赏灯, “始觉城中灯市好”进一步证明城市灯会的优越性, 表达了农民对城市繁华节俗的赞美与羡慕。 元宵节赛神祈祝也是农人的主要活动之一。杨万里《上元前一日游东园看红梅》三首其三曰:“儿牵黄犊父担犁, 社鼓迎神簇纸旗。不是丰年那得此, 今春大胜去春时。”农民在迎神过程中打鼓、吹笛、焚香欢庆元宵, 且安置了灯竿一类简陋的节物装饰。林希逸《己巳元宵雨》云:“里社由来庆上元, 常年鼓笛遍诸村。缁黄香供人人冗, 红白灯竿处处喧。积雨连朝寒可畏, 祈天一念礼犹存。夜来见说柴炉少, 清磬行时半闭门。”此诗写的是农人在元宵节烧香点灯, 吹笛打鼓, 行祈天礼, 以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立春 宋代农人关注较多的节令是立春和社日, 立春节俗和社日节俗均体现了“春祈秋报”的特征, 立春应官府之令鞭打土牛便是农村最普遍的春祈活动之一。立春之日, 东风解冻, 万物萌生, 正是农人忙于春耕之事的紧要时候。《史记·孝文本纪》云:“农, 天下之本, 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 是为本末者毋以异, 其于劝农之道未备。”[6] (第2册P428) 这时官方开始举行“鞭春”等劝耕仪式, 州县里社皆举办隆重热闹的“鞭春牛”活动。朱弁《善长命作岁除日立春》云:“土牛已著劝农鞭, 苇索仍专捕鬼权。”洪皓《立春有感》:“土牛始正农祥候, 彩胜初衔鬼隐谋。”赵公豫《立春日作》:“土牛应候农功起, 木铎传音官儆存。”程洵《送刘伯瑞通判还吴兴》:“土牛方著劝农鞭, 画鹢俄闻叠鼓喧。”杨万里有《观小儿戏打春牛》一诗, 其云:“小儿著鞭鞭土牛, 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 牧童绿蓑笠青箬。今年土脉应雨膏, 去年不似今年乐。儿闻年登喜不饥, 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穗即看云作帚, 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 黄牛从此何时闲。”打土牛之鞭意寓“劝农鞭”, 意谓农人通过“打牛”习俗, 来象征他们应农时而投入农事劳动。农人纷纷加入“鞭春”之仪, 代表了他们希望农事顺利的“春祈”心理。 立春日, 农人还会争相祈拜土牛并分夺土牛肉。吕原明《岁时杂记》载土牛宜蚕、宜田、宜谷, 云:“立春鞭牛讫, 庶民杂沓如堵, 顷刻间分裂都尽, 又相攘夺, 以至毁伤身体者岁岁有之, 得牛肉者, 其家宜蚕, 亦治病。”[7] (P201争分土牛肉是宋人的首创。苏轼《立春日, 病中邀安国, 仍请率禹功同来。仆虽不能饮, 当请成伯主会, 某当杖策倚几于其间, 观诸公醉笑, 以拨滞闷也。二首》其一:“东方烹狗阳初动, 南陌争牛卧作团。”刘敞《土牛行》云:“……村夫田妇初不知, 缤纷围绕争相祈。皆云宜蚕又宜谷, 拜跪满前同致词。由来人事常反复, 久立要津宁尔福。请看今者拜跪徒, 少选分张取其肉。”农人认为土牛宜田、蚕, 纷纷跪地围拜祈愿, 祭祀完毕再分取土牛肉。尽管争抢土牛肉包含着巫术甚至迷信的成分, 但这一举动却反映了农人期待趋利避害以助农事的愿望。 3. 社日 社日是宋代农人的“狂欢节”, 这是最能体现村野精神的节庆, 农人举行着各种象征农业祈祝与感恩的活动, 意在祈盼农业丰产。社日起源于三代, 传承于魏晋南北朝, 兴盛于唐宋, 社日发端于原始先民对土地之神的畏惧与敬仰, 后来指祭祀土地神 (又称社神) 的日子, 古代以立春后五戊为春社, 立秋后五戊为秋社, 如戊日立春、立秋则不算也。国家多以春社为重, 帝王往往象征性地亲耕籍田。而农人更重秋社, 秋天是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春祀传达的是渴望农业好收成, 秋祀则是获得丰收的尽心庆祝, 故秋祀庆典比春祀要热闹有趣得多。宋代农村在社日这天会举行祭祀社神与巫祝参祭、鼓乐祭仪、社聚宴饮、享社饭、社舞社戏表演等各种活动。此处将春社和秋社一并论之。 古代祭社神的地点多在社树下, 宋代演变为到庙中祭祀, 又称作“赛庙”。陆游《秋社》曰:“雨余残日照庭槐, 社鼓冬冬赛庙回。”巫祝参祭是宋代祭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 巫祝的首要任务是迎神、祝祷、谢神、送神。李若川《村社歌》:“案有肴酒炉有香, 老巫祷祝躬案傍。愿得年年被神福, 秋宜稻谷春宜桑。”巫祝高歌祝辞, 打鼓吹笙, 意在将农人的敬神之心、酬答之意上达神明。李若水《村家引》:“村翁七十倚柴扉, 手障夕阳望牧儿。牧儿归来问牛饱, 屋东几亩田未犂。邻老相邀趁秋社, 神巫箫鼓欢连夜。明年还似今年熟, 更拚醉倒篱根下。”在秋社祭拜神明的仪式中, 村民与神巫通宵达旦吹箫击鼓, 醉意浓浓而自由自在。陆游诗集里有许多庆贺秋成、设祭酬神的作品, 皆绘声绘色摹写出农村秋社赛神的情景。其《赛神曲》云:“丛祠千岁临江渚, 拜贶今年那可数。须晴得晴雨得雨, 人意所向神辄许。嘉禾九穗持上府, 庙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鼓, 香烟成云神降语。大饼如盘牲腯肥, 再拜献神神不违。晚来人醉相扶归, 蝉声满庙锁斜晖。”此诗描写的是巫祝和村民祭神的欢腾景象, 江边丛林的古老神庙里众人纷纷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 女巫则在庙前载歌载舞以迎神、娱神, 呜呜歌声与坎坎鼓声交织一片, 氤氲缭绕的香雾云烟中神灵似乎若隐若现, 众人给神献上如盘大的饼和肥美的社牲。“晚来人醉相扶归”化用王驾《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 点出了社日人人醉饮扶归的场面。 宋代社日诗中还提到祭神仪式中的鼓乐。鼓乐是祭仪的重要构成, 鼓具有激励人心与调动情绪的作用, 早在先秦时代鼓便广泛用于祭拜活动。《周礼·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 以灵鼓鼓社祭。”[8] (P315) 雷鼓即八面鼓, 以祀天神;灵鼓谓六面鼓, 用以祭社。既称雷鼓, 足见鼓声之大如雷, 原始社会有“鸣鼓而攻社”的象征活动, 后来击鼓渐渐成为社祭的固定程序之一。响亮的咚咚鼓声是对雷声的一种模仿, 同时也烘托出农人的狂欢气势。施宜生《社日》其一云:“社鼓喧林莽, 孤城隐翠微。”赵汝铁鐩《社日》:“四郊社鼓响枫林, 朝雨方晴晚复阴。”陆游《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四首·社鼓》曰:“酒旗三家市, 烟草十里陂。林间鼓冬冬, 迨此春社时。饮福父老醉, 嵬峨相扶持。君勿轻此声, 可配丰年诗。”尾句“丰年诗”指《诗经·周颂·丰年》篇, 激越的鼓声是赛神仪式最美妙的配乐, 更是丰年的大好征兆, 诗中说谓鼓声可配丰年诗, 意味着诗人对社鼓寓示丰稔的赞赏。宋诗中多处提到社日击鼓, 而鼓声又时常与农人庆收成的欢快景象相伴随。 社鼓兼具祭器与乐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功用, 社酒、社牲、社肉和社鼓具备相同的功能, 它们是仪式上不可或缺的享神必备, 同时也鼓舞着农人愉悦的情绪。“人们借着娱神的机会, 击鼓喧闹, 纵酒高歌。鼓与酒成为社日公共娱乐的两大要素”[9] (P30) 。鼓声激荡人心, 社酒似催化剂使人的身心更加自由。社酒即春、秋社日祭祀土神与饮用庆贺所备之酒, 民间相传“社酒能治聋”。梅尧臣《社日饮永叔家》云:“雨未, 雨蒙蒙, 野田击鼓赛社翁。折条跨马社翁去, 醉叟卧倒梨叶红。”陆游《春社四首》其一曰:“今朝有喜君知否, 到处人家醉不醒。”祭神完毕后, 农人少长咸集享受宴聚, 无拘无束饮酒放歌, 就连终年操持家务的女性也要破例停针, “共向田头乐社神”, 这种自娱自乐的“醉饮”生存形态构成了乡村社日生活的一大主题。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有专述农人社日习俗的诗篇, 其四曰:“老盆初熟杜茅柴, 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 旗亭官酒更多灰。”又其五:“社下烧钱鼓似雷, 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 知是儿孙斗草来。”老盆, 酿酒器也, 范诗描绘出农人携酒祭社、焚烧纸钱、击鼓如雷、群饮作乐、村童斗草的社日节俗。陆游《春社有感》有云:“……耆年凋落还堪叹, 社饮推排冠一乡。”其自注云:“三山, 百家之聚, 年莫余先者。”社饮亦称社醵, 聚众饮酒一般在社日当天举行。“百家之聚”可见参与聚饮的村民人数之多。 社日分食社饭与聚宴醉酒是乡村节庆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古时社日把猪肉、羊肉等美味食品铺于饭上, 谓之社饭。方士繇《鸡豚社》:“稻叶青青水满塍, 夕阳林下赛田神。投身便入鸡豚社, 老去人间懒问津。”陆游《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四首·社肉》:“社日取社猪, 燔炙香满村。饥鸦集街树, 老巫立庙门。虽无牲牢盛, 古礼亦略存。醉归怀余肉, 沾遗遍诸孙。”陆诗写社肉之鲜美, 就连乌鸦和巫人都垂涎欲滴, 迟迟不肯离去。社宴完毕, 带回余下的社肉分给晚辈。在宋代, 社酒与社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丰美的酒肉宴饮凸显出社醵的欢欣雀跃。陆游还有数首描写社日狂欢场景的诗篇。如《春社四首》其二:“社肉如林社酒浓, 乡邻罗拜祝年丰。太平气象吾能说, 尽在冬冬社鼓中。”《丰年行》:“南村北村春雨晴, 酒肉如山赛春社。”《秋夜感遇十首以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为韵》其二:“牲酒赛秋社, 箫鼓迎新婚。”陆游《游山西村》一诗更是记叙农村社日淳美风情的代表作。有些乡村还有独具特色的社零星以供享食。《清异录》卷下曰:“予偶以农干至庄墅, 适秋社, 庄丁皆戏社零星, 盖用猪羊鸡鸭粉面蔬米为羹。”[10] (第1册P128) 农人多备鸡豚等社牲享神, 祭神完毕则集体享用。 分食社酒、社肉、社饭使农人尽享口腹之美, 社舞社戏则带给农人精神层面的乐趣。宋代已有观社戏之俗。陆游《春社》云:“太平处处是优场, 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 京都新禁舞斋郎。”《武林旧事》卷二舞队名目中有“十斋郎”之称, 即各种舞队, 这些舞队“首饰衣装, 相矜侈靡, 珠翠锦绮, 眩耀华丽”。“节庆中的游乐表演, 给予人们好逸乐的本性, 得以自由发挥, 同时将每日生活的紧迫加以遗忘”[11] (P150) 。农村在社日这天随处可见演戏场所, 村民特别是村童恣意地观看社戏社舞表演。 社日习俗之盛在宋代达到顶峰, 社日给繁忙的农人带来了惬意与闲暇, 令农人快乐至极。方一夔《社日思家》极力赞美乡村社日的愉悦景象:“晓鼓冬冬露未收, 老翁鸡彘祝瓯篓。家家酒绿枌榆社, 处处霜红柿栗秋。笑别比邻包祭肉, 醉呼童稚认归牛。一年两度村田乐, 不羡人间万户侯。”又黄大受《春日田家三首》其二云:“二月祭社时, 相呼过前林。磨刀向猪羊, 穴地安釜鬵。老幼相后先, 再拜整衣襟。酾酒卜筊杯, 庶知神灵歆。得吉共称好, 足慰今年心。祭余就广坐, 不间富与贫。所会虽里闾, 亦有连亲姻。持殽相遗献, 聊以通殷勤。共说天气佳, 晴暖宜蚕春。且愿雨水匀, 秋熟还相亲。酒酣归路暄, 桑柘影在身。倾欹半人扶, 大笑亦大嗔。勿谓浊世中, 而无羲皇民。”透过诗歌可知, 宋代春社乡村里杀猪羊祭拜神灵, 祭仪结束后, 村民不分贫富贵贱, 觥筹交错, 言笑晏晏, 场面甚为活跃。遗憾的是元代以后社日顿衰, 以致销声匿迹。据《通制条格》卷二十二载, 元世祖至元元年 (1264) 节假规定:“若遇天寿、冬至, 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 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 各给假一日。”[12] (P344) 元代初年, 官定节令中已无社日之名。“推原其故, 必因社日全国鼎沸, 箫鼓喧填, 恐民众起事, 严为制止。及禁之既久, 遂忘其事, 于是以数千年之故俗, 竟尔革除。可不悲哉!可不痛哉!”[13] (P422-423) 元朝的建立加速了社日节的衰落趋势, 然悠久的历史使其不会立即消亡, 直至清代, 一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流行社日之俗, 这从《古今图书集成》所引清代地方志书社日条目即可看出。 4. 寒食连清明 宋代以前描写农人寒食、清明习俗的诗作较少, 史料亦语焉不明, 其具体民情风俗, 后人已不得知, 至宋代, 描写寒食、清明农村娱乐情景的诗作逐渐增多, 具有代表性的是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如下所示: 《春日田园杂兴》其三:“高田二麦接山青, 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 踏歌椎鼓过清明。” 《春日田园杂兴》其七:“寒食花枝插满头, 蒨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 不上灵岩即虎丘。” 《春日田园杂兴》其八:“郭里人家拜扫回, 新开醪酒荐青梅。日长路好城门近, 借我茅亭暖一杯。” 寒食、清明之际, 天气回暖, 在青山绿水、桃杏花开的乡村, 农人踏歌击鼓、花枝插头、拜扫游寺、青梅煮酒, 此等生活, 无比畅快。又戴表元《村村寒食》:“出门杨柳碧依依, 木笔花开客未归。市远无饧供熟食, 村深有纻试生衣。寒沙犬逐游鞍吠, 落日鸦衔祭肉飞。闻说旧时春赛罢, 家家鼓笛醉成围。”饧是寒食节的典型食物, 用麦芽或谷芽熬成, 农村因远离城市而无饧供应, 不过农人此时要行春季酬谢神灵的祭礼, 礼毕他们则吹笛打鼓、饮酒聚饮, 自得其乐。 5. 端午 端午是夏季时节农人关注的重要节令。端午在宋代又称作“天中节”, 龙舟竞渡是这天不可或缺的体育活动之一, 这时乡村也会举办热闹的划船比赛。吕南公《和次道村田歌》:“中天节近香醅绽……里巷齐歌竞渡声, 人人钱在鸡巢满。”又陆游《乙卯重五》:“重五山村好, 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 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 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 一笑向杯盘。”宋宁宗庆元元年 (1195) 夏陆游于山阴作此诗。在宋代绍兴农村, 有着别致的端午习俗, 农人别出心裁, 将精巧的粽包分戴两髻, 又结艾成束或结艾叶艾花为人、虎状, 插于高帽上[7] (P315) 。并且绍兴农村保持着重五炼丹采药的风俗。部分地区的农村在端午节还会举行迎神、送神仪式, 连不识字的农民也竞相争唱送神歌。刘克庄《乙卯端午十绝》其九有句云:“老农不识字, 自唱送神诗。” 6. 伏腊 伏、腊是宋代农人比较重视的两大节令。伏日分初伏、中伏、末伏, 夏至逢第三庚为初伏, 第四庚为中伏, 立秋后初庚为末伏, 腊日即腊祭之日, 一般指十二月初八, 亦泛指农历十二月。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 岁时伏腊, 烹羊炰羔, 斗酒自劳。”[14] (P303) 农人经过长期艰辛的劳作, 在伏腊杀羊、大饮, 可获得暂时的歇息。俞德邻《村居即事二首》其二云:“漠漠平畴接远沙, 一浜寒水浸梅花。儿挑苦芺供鹅食, 妻撷葫荽荐客茶。榾柮火残寒尚力, 茅柴酒熟夜能赊。岁时伏腊歌呼处, 三世儿孙共一家。”伏腊之际, 农人祖孙三代共处一堂歌笑欢呼, 其乐融融。 宋代节令诗对农人腊月节令风俗的记录要多于伏日, 而岁腊习俗在宋代的确也比伏日节俗要丰富有趣得多。《后汉书·礼仪志》曰:“季冬之月, 星回岁终, 阴阳以交, 劳农大享腊。”[15] (P3127) 李之仪《和人腊日》一诗概括性地点出农村腊日鸣鼓庆收的场景:“又听村村腊鼓鸣, 年丰物阜庆清平。”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是专门记吴中乡村腊月习俗的篇章, 这十首诗作最可贵之处在于诗人用通俗浅近的语言, 真实地再现了史书尚未记载的农人节庆生活, 表达了古代人民渴望丰收的农事信仰和美好心愿, 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民俗价值: 范成大晚年所写的另一组诗《腊月村田乐府十首》, 值得我们重视。这组歌咏江南村俗的乐府诗, 反映了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这些风俗诗我们民族在童年时代所产生, 并流传到后世的, 它们是幼稚的, 可也是极其淳朴可爱的。在这组风俗诗里, 范成大为我们记录了祖先们优美的感情。[16] (P347-348) 这十首诗以乐府的形式写成, 语言清新明快, 琅琅上口, 依次展示了吴中农村的一系列腊月风俗:冬舂、灯市、祭灶、口数粥、爆竹、烧火盆、照田蚕、分岁、卖痴呆、打灰堆。其中灯市、爆竹、分岁、口数粥、卖痴呆表现了忙碌之余农人欢愉的节令习俗。《灯市行》写的是腊月农人进城观灯, 其灯会的热闹程度堪比元宵节。《爆竹行》叙吴中爆竹之盛胜于他郡, 古时俗以岁朝放爆竹, 而吴地多以二十五夜, 快乐的村童点燃爆竹以驱厉避害、祈求平安。《口数粥行》谓二十五日家家煮赤豆粥, 暮夜时分阖家同享, 襁褓小儿和僮仆皆参与, 远出未归者为其留下口分。豆粥本是正月望日祭门故事, 此处借豆粥事以喻辟除瘟气。《分岁词》写的是祭祀祖先完毕后, 村人长幼聚饮福酒, 祝颂而散, 谓之分岁。《卖痴呆词》写分岁结束, 小儿绕街呼叫:“卖汝痴!卖汝呆!”群儿彼此调笑揶揄, 意将痴呆卖给他人。其他腊月节俗如冬舂、祭灶、烧火盆、照田蚕、打灰堆等大都和农事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冬舂行》呈现了农村多聚杵臼以舂米的情景, 农人把舂好的米藏在土瓦仓中, 经年不坏, 此谓冬舂米。《祭灶词》叙腊月二十四日祭灶事, 俗谓灶神翌日上天禀明一岁事, 故农人提前一天进行祭拜。《烧火盆行》谓除夕之夜, 无论贫富, 家家在门前燃薪满盆, 称之相暖热, 以示驱寒迎春气, 期望来年有个好兆头。《照田蚕行》写腊月二十五日夜晚农人以麻秆、竹枝等做成秃帚, 再点燃缚在长竿之端的火炬, 照亮田野, 火光烂然, “不惟桑贱谷芃芃, 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 刻画了农人简单淳朴的心理, 期待来年丝谷丰收、衣食富足。《打灰堆词》指的是在除夜将晓鸡鸣之时, 农妇持杖击打粪壤堆, 并口中致辞, 以祈求利市。此本彭蠡清洪君庙中如愿故事, “如愿故事”详参《录异记》, 如愿传为彭蠡湖清洪君婢女, 能随人所想满足其心愿, 后为庐陵人欧明所得, 因不堪其辱责而从积薪粪中逃走, 后人通过击打粪堆这一象征性风俗来寓示将如愿从粪堆里打出来, 使之随人所愿。其诗云:“老媪当前再三祝:‘只要我家长富足:轻舟作商重船归, 大牸引犊鸡哺儿;野茧可缫麦两岐, 短衲换著长衫衣。’”老妇不仅祈祝全家丰衣足食、富贵临门, 其祷语“大牸引犊鸡哺儿, 野茧可缫麦两岐”表明了农人期盼畜牧、蚕麦等农事生产大获丰收的急切心愿。范成大描述的腊月农村习俗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张侃《田家岁晚》曰:“田家舂米盛土仓, 祠灶新鲙鲤与鲂。粥分口数顾长健, 不卖痴呆侬自当。爇火照天田蚕好, 打灰如愿从所祷。一声竹爆阳春回, 城里看灯归已晓。我生把笔作耕锄, 年余三十腹空虚。不如尔农随分足, 只怕门前人催租。”岁除时农人举行了冬舂、祠灶、分食口数粥、卖痴呆、照田蚕、打灰堆、燃爆竹、入城观灯等诸多风俗, 足见农村腊月生活之丰富多彩。 三、结语 节令作为特别的日子, 具有调剂日常时间的功能, 节令使忙碌的生活变得有张有弛、活泼有趣。对于长期从事辛勤劳动的农人而言, 节令无疑具有缓解生活压力、放松身心的有效作用。“在四时农事平静而缓慢循环轮回中, 岁时节庆是穿插其中调节人们心理状态的有效方式, 仿佛是乐曲慢板中的华丽乐章一样, 无论是年首的祈祝迎新还是岁末的庆贺丰年, 人们怀着一种不无夸张的激情和欢娱欢庆节令, 其目的不外乎借岁时吉庆放松身心, 调整情绪, 联络亲朋, 从事日常劳作中无暇顾及的人际交往”[17] (P408) 。节令让农人疏离日常繁重的劳动, 获得片刻的休息, 古代农人枯燥平淡的劳动生活因节令的点缀而变得生趣盎然。由于受地理、经济、生活方式等各因素的影响, 农村和城市在欢度节庆时有着一定的联系和差别, 农人更加重视立春、社日、伏腊等和农事相关的节令。宋代节令诗突破史料记载的局限性, 将农人日常生活之外的节庆图景惟妙惟肖地勾绘出来, 具有极高的民俗价值, 便于后世了解更多的农业习俗, 对于全面展现农村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的志录意义, 同时也有利于古代农业资料的整理与收集, 有力地填补了史料记载的阙疑。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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