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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毓 （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十集） 內容提要：在韓國末代君主韓王安即位後，韓非受到重用，親自入秦離間秦、趙關係，導致了秦、趙交兵，之後聯趙抗秦，延緩了韓國的滅亡。這段史事當本載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後為“尉繚評秦王”這段竄亂文字所掩蓋，遂曖昧至今。 關鍵字：韓非 李斯 韓非子 史記 尉繚子 韓非作為集大成的法家人物，其學說倍受學界重視。相較而言，關於其生平的研究卻顯得十分冷落。古今之研究者，多僅以《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的簡短記載為主，認為韓非一生雖專精於政治學說，但因不受韓王重視，“不得進用”。後秦始皇因喜愛韓非之著作，遂攻韓而得韓非。李斯、姚賈因嫉韓非之才，稱其“終為韓不為秦”，最終譖殺韓非。 然《老子韓非列傳》所載，既過簡略，亦頗有不可靠之處。關於韓非生平的記載，除《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外，還散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韓世家》、《戰國策·秦策》等篇章中。此外，《韓非子》中的部分篇章亦透露了韓非生平的重要信息。以上文字雖只鱗片爪，然其或補本傳之闕，或糾本傳之謬，絕難忽視。結合前人研究，綜合分析這些記載，重新勾勒韓非生平，可以發現，本傳所載並不盡合史實，韓非在戰國末期實曾縱橫捭闔，對當時政治格局施加了重大的影響。 一、“為韓”與“為秦”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韓非到底是“為韓”還是“為秦”。《韓非子·初見秦》一文建議秦國攻韓，宋人司馬光據此認為，韓非是“為秦”的，責其“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湣哉” ！然《初見秦》之內容，卻又見於《戰國策》，而其作者則被署為張儀。 近人梁啟超、錢穆、容肇祖、劉汝霖、郭沫若等更進一步指出，《初見秦》一文中所反映的歷史背景與韓非生活的年代不符，絕非韓非所作。 時至今日，關於《初見秦》的作者為誰雖還有爭議，但其非韓非所作卻已成為學界共識。除《初見秦》以外，剩餘史料中再無韓非“為秦”的記載，而在《戰國策》以及《韓非子·存韓》中卻不難看到其“為韓”的謀劃。由此看來，韓非確實是“為韓”的，這一點已基本成為學界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研究中雖多已承認韓非為韓國之忠臣，卻又多受其本傳影響，仍稱李斯、姚賈妒殺韓非。這些研究者顯然沒有注意到：韓非既然確是“為韓”，則李、姚稱韓非“終為韓不為秦” 豈可謂誣？《老子韓非列傳》稱李斯、姚賈因嫉妒而陷害韓非的說法實不攻自破。近現代學者如錢穆、曹謙、馬非百、王舉忠等對此事多有考辨，皆指出韓非實死於各為其主的政治鬥爭，而非所謂妒殺。 諸位先生所論甚是，“韓非忠於韓國”與“李、姚誣陷韓非”，此二命題在邏輯上勢難同時成立，其間道理亦甚淺顯。然而因為《史記》影響深遠，如開篇所言，眾多著作依然多仍本傳之舊說，甚至一面贊揚韓非忠於韓國，一面責難李斯“誣陷”韓非，完全陷入了混亂。鑒於此，錢穆等先生的論述仍有重申的必要。 二、離間秦趙 史籍所見韓非“為韓”的謀劃中，既有研究關注較多的是《戰國策·秦策》所載其譖姚賈一事，此事馬非百、王舉忠等先生論述甚詳，本文不再贅述。事實上，除此事之外，韓非的另一起更為重要的謀劃是離間秦、趙關係，令秦攻趙而存韓，此事見於《韓非子·存韓》。 《存韓》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韓非上秦王書”，內容為韓非建議秦王放棄攻韓的計畫，轉而攻趙。第二部分為“李斯上秦王書”，內容為李斯對韓非建議的駁斥。第三部分為“李斯上韓王書”，內容為李斯建議韓王不要與趙國聯盟，安心事秦。 一些研究著作提到了這一記載，但對此事發生的時間卻存在分歧。由於《韓非子》並未記載此事發生的時間，因而大多數學者很自然的將此事與韓非使秦身死一事視為一體，亦定在了秦始皇十四年。 然近人馬非百先生卻獨具慧眼，將此事與《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相聯系： （秦始皇）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按此記載，秦既用李斯“先取韓”之策，則當時韓國局勢自當極其危急，是有韓王與韓非“謀弱秦”之事，然對“弱秦”之謀的詳細內容，《史記》卻付諸闕如。更蹊蹺的是，秦攻韓之危機卻就此無端化解，此後數年之記載皆與此計畫無涉。 馬非百先生認為，《史記》所載韓王與韓非“謀弱秦”一事的具體策劃與行動，即《韓非子·存韓》之內容，將此事整合，載入其名作《秦集史》中。 不過，馬先生對此並未進行詳細論證，遂令此論斷淹於書中，未受到重視。 今人李福泉先生作《韓非入秦辨》再申此說。 是後，馬世年先生作《韓非二次使秦考》，對此事重加論證。 馬先生定《存韓》之事於秦始皇十年，主要有兩個有力論據：其一，始皇十一年秦、趙之戰事 與“李斯上韓王書”所言秦、趙為敵之背景吻合；其二，“韓非上秦王書”中“韓事秦三十餘年” 一句與始皇十四年時間不符，故當為韓非在始皇十年所上。 事實上，除這兩條論據外，《存韓》篇中還有一句鐵證。篇中韓非云：“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一句幾為同義轉述。這一點李福泉、馬世年先生本已提及，惜未加深論。事實上，《史記·韓世家》已云：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是知韓非使秦身死之時秦已大舉伐韓，由此方有其使秦一事。若《存韓》篇作於此時，又何來“將”伐韓一說？則此篇文字非作於秦始皇十四年甚明。 這樣看來，《存韓》實是秦始皇十年韓國“弱秦”之行動，當無疑義。不過這就引出一個疑問，本傳稱韓非不受重用，而在《秦始皇本紀》中他卻是被韓王親自問策的重要謀臣，這其中原委又當如何解釋？事實上，這是一個“因名亂實”的誤會，雖然同稱“韓王”，卻並非一人。查《史記·六國年表》，秦始皇十年正當韓國末代君主韓王安登基的第二年，則起用韓非當是新王登基除舊佈新的重要舉措。“不能用”韓非，令韓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寫出《孤憤》、《說難》的當是苟且事秦三十餘年的上一任韓王——韓桓惠王，與韓王安無涉。 不過，韓非此書到底是以何種方式上達的，尚有不同的觀點。馬非百先生認為，“韓非上秦王書”系韓非“從韓上書秦王”，並未親至秦國；馬世年先生則認為，韓非是親自赴秦的，但兩人對此皆未說明理由。事實上，正如李福泉先生所論，從“李斯上秦王書”中“非之來也” 、“韓客” 等語來看，韓非是親赴秦國上書的。 但李福泉、馬世年二位先生對此事理解亦有一誤，韓非雖於始皇十年赴秦，但此行並非是“使秦”。“韓非上秦王書”中，韓非聲言“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絕非使者所當言，而“李斯上秦王書”中更稱韓非為“韓客”而非“韓使”，可知韓非此行隱去了其官方身份，而以為秦效忠的面目出現，是以遊士而非使者身份赴秦的。則韓非此行，並非“使秦”當說客，而是冒著生命危險赴秦為間諜，其膽略實令人感佩。馬非百先生稱此事為“古代國際間諜戰之一幕”，稱韓非為“韓之第五縱隊”，甚得其實。 韓非能順利入秦為間，與當時秦國“止逐客令”亦有關聯。按《李斯列傳》所載，秦行逐客令的理由是：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 秦既用李斯說，止逐客令，則對諸侯遊士之甄別自不得不放鬆些許。在此大背景下，韓非遊秦為間之策方得以順利進行。 三、聯趙擊秦 韓非此次赴秦的目的是禍水北引，離間秦、趙之間的關係，建議秦放棄伐韓，轉而“從韓而伐趙”。這一點在韓非的上書中敘述甚明。此計被李斯識破並上書反對，其最終結果如何，馬非百、李福泉、馬世年等先生皆言之不詳，似以為無果而終。研究者之所以持此觀點，很大程度上當是受到了《韓非子》編纂者意見的嚴重誤導。 “李斯上秦王書”中，李斯請纓使韓，編纂者受此影響，遂想當然的認為“李斯上韓王書”為李斯踐行此議的上疏。於是在“李斯上秦王書”與“李斯上韓王書”之間，加說明語云： 秦遂遣李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 依編纂者的意見，李斯使韓一事系踐行“上秦王書”中的提議，歷來《韓非子》之研究者多同此說，馬非百《秦集史》、李福泉《韓非入秦辨》亦依此議。若依此說，秦王自當採納了李斯的意見，則韓非之謀自然也就沒有成功了。 但事實上，結合《史記》的記載，可知此判斷並不正確。根據相關記載，始皇十年，趙、齊遣使至秦，秦國置酒招待，可知秦、趙在始皇十年時關係尚好。但從始皇十一年至始皇十三年，秦、趙卻連年交兵。 可見秦始皇並未採納李斯的意見而聽信了韓非的話，韓非“禍水北引”之策完全成功。 如果我們進一步細品“李斯上秦王書”與“李斯上韓王書”，即可發現編纂者所言實為誤解，這兩篇文章並無直接關聯。編纂者此誤不但遮蔽了韓非之謀導致秦趙交兵的效果，更使韓非之謀的第二步——“聯趙擊秦”的計畫亦曖昧難明。 “上秦王書”中李斯的提議是：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遺，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 一介使臣便可“使”韓王“入見”，可見此時韓的儼然是秦之附庸，秦可以予取予求。而到了“上韓王書”裏面，李斯根本沒敢提出這一要求，反而極盡卑微之態： 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患之計，不可得已 此上書中李斯貶稱自己為“賤臣”，絕無一毫“使來入見”的霸氣，足見此時韓國已無附庸之態。文中又以“退就菹戮”，“殺臣於韓”為言，更可見此時韓對秦頗有敵意，李斯此行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上述背景與“李斯上秦王書”大相徑庭，可見兩書所言斷非一事，編撰者稱李斯“詔”韓王並不合實際。 細讀“李斯上韓王書”，可知韓王此時已在謀劃聯趙抗秦，甚至冒著被假途滅虢的風險，打算允許趙國借道擊秦，對秦使李斯則極不尊重。而李斯此行的目的也只是在離間韓、趙聯盟而已，與所謂“往見韓王，使來入見”無半分干係： 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奸臣之計……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 由此更可見“韓非上秦王書”中所謂“從韓”等語全系詐語，其目的就是令秦、趙交戰，然後聯趙擊秦，使韓國免除滅國之禍。 韓非的計策取得了相當的效果，給秦國造成了很大麻煩。自始皇十一年秦、趙交兵後，李斯“先取韓”的計畫完全被擱置，直到始皇十四年才再次實施，延緩了三年以上。雖然最終韓、趙聯盟失敗了，但主要還是國力懸殊的原因，而不是韓非計謀本身的問題。從李斯上韓王書離間韓、趙關係一事來看，秦對韓、趙聯盟顯然是有所顧忌的。可以想見，正因為韓非這一計策的成功，造成了秦廷君臣對韓非的忌憚，遂有始皇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一事。 按，《老子韓非列傳》稱秦始皇因愛韓非之書而攻韓國，荒唐近於兒戲，錢穆先生即云： 天下寧有愛好其國一公子之書，因遂急攻其國者？ 可謂一語中的。由上面的梳理可知，秦之伐韓，既是對李斯“先取韓”計畫的繼續，亦是對韓國欺詐秦國的報復。然本傳此說之起亦非無因，秦攻韓得韓非，既得“元兇”，卻未直接殺之以消仇恨，卻仍用為謀士，可見秦始皇對韓非確實是十分欣賞的。只是這種欣賞應當不僅是因為韓非之文，更是因為韓非之謀、韓非之膽。然秦王雖欲釋射鉤之仇，韓非卻不改忠韓之心，悲劇自終不能免。 韓非雖身死，“聯趙擊秦”之策卻被韓王安繼承下來。《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平六國後之詔令云：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 又云： 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 可見韓王安雖於始皇十四年被迫稱臣，但仍在謀劃合縱抗秦，然大勢已去，終不免國滅身擒。從史籍所載其不多的事蹟可以看出，這位末代君主志向遠大，頗有反抗精神，其與韓非風雲際會，為“存韓”殫精竭慮，奈何大廈將傾，終難挽危局，其志其情，亦頗令人感佩。 四、結語 綜上所述，當可勾勒韓非生平之大略。在韓桓惠王在位的三十餘年中，韓非不受重用，只好退而著書，遂有《說難》、《孤憤》等篇之作。韓王安即位後，即重用韓非，與之“謀弱秦”。秦始皇十年，韓非以遊士身份入秦，離間秦趙關係，導致秦、趙交兵，之後又令韓國聯趙擊秦，欲以此存韓。始皇十四年，秦國在擊敗趙國後再次攻韓，韓王稱臣，韓非使秦。秦王不計前嫌，仍欲用非，然韓非“終為韓不為秦”，毀姚賈之謀，欲沮秦統一之策。最終秦王乃用李斯、姚賈之議，將韓非下獄，非死於獄中。按，韓非實際參與政事時間甚短，不過韓王安即位後的三、五年而已，然觀其謀略、膽識，不在蘇、張、犀首之下，法家人物絕少紙上談兵之徒，信矣。 蹊蹺的是，韓非間秦導致秦趙交兵一事，算得上是戰國末期的一件大事，何以在《史記》中缺載呢？馬非百先生曾責怪司馬遷不記載韓非“謀弱秦”的具體內容，以致使後人誤解這段史事。但細讀《史記》原文，可以發現在“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一句之後，插入的是與前後文無半分干係的“尉繚評秦王”一事，之後又冒出一句不知所云的“而李斯用事”，竄亂痕跡非常明顯。 拙作《〈史記〉秦代史事辨疑三題》已論證了尉繚為梁惠王時人，“尉繚評秦王”一事並非史實，當系後人竄入，則此處之原文或即當為韓非間秦一事，否則“謀弱秦”三字竟無從著落了。 “韓非間秦”一事若置於此，亦解決了此段結尾“而李斯用事”一句不知所云的問題。對秦廷而言，李斯在這一事件中起的無疑是積極作用。其“上秦王書”明確反對韓非的建議，無論該上書是否被秦王採納，對秦國都稱得上是功勞一件。至於其“上韓王書”是否達到目的，從《韓非子》、《史記》中無法直接看出來。個人推測，這一上書應該是達到了一定的目的，否則流傳下來的可能性不大。其後秦、趙交兵之地主要集中在趙地，而非韓地，可為一證。這兩大功勞當即“李斯用事”之原因。 綜上，《史記》原文在“謀弱秦”和“而李斯用事”之間恐怕是記載了“韓非間秦”一事的，唯其原文已不可得。由於這段記載被竄入的尉繚事所代，遂造成了尉繚生活年代不明和韓非謀秦事不彰兩大問題，貽誤至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