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子毓 （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秦二世被赵高弑于望夷宫之事人所共知，然其具体发生时间却并无详细记录,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仅能精确到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二世三年八月，“赵高杀二世”。 《史记》不载二世逝世日期这点是很反常的，在君主集权时代，帝王之崩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只要资料充分，断无不予记载之理。细究《史记》诸本纪，即可发现，自秦孝文王始，几乎所有被继任者承认的帝王之逝世日期都在其中，独缺秦二世： 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九月辛丑，葬。 后七年六月己亥，（孝文）帝崩于未央宫。 后三年……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 二世死后，子婴尚为秦王一月有余，断无不记载二世祭日的道理。那么，今本《史记》又因何不记载这一日期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档案亡失，故司马迁不能判定二世是在哪一天遇害。然而，按今本《史记》记载，就在“望夷之祸”发生当月，却有另一件事的日期被精确记录了下来：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问占梦……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查诸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己亥日为八月十二。按此记载，“指鹿为马”一事距“望夷之祸”发生的时间极近，即使将后者时间取极限，定于月末最后一天——八月廿九，相隔亦不过短短十七天而已。相距如此之近的两件事，“指鹿为马”的时间被记录且流传不绝，“望夷之祸”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时间记录却亡失不见，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事实上，无论是从史料流传的角度还是《史记》的体例而言，记载“指鹿为马”这种事情的日期都显得匪夷所思。先秦秦汉史料流传不易，时间能精确到月已属难得，能精确到日的少之又少。检索《史记》的十二本纪，这些精确到日的记载皆为当时的军国大事。其中，汉高祖之前精确到日的记载仅十二条，除“指鹿为马”一条及前引帝王逝世日期四条、即位日期一条之外，剩余六条如下：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於韩地。 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 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对比这些政治大事，“指鹿为马”一事恐怕实在难以忝列其中。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指鹿为马”与“望夷之祸”两事的史料，就不难发现，这其间有着严重的问题与矛盾： 第一，“指鹿为马”一事与“八月己亥”这一时间难以切合。按“指鹿为马”的记载，赵高是出于野心而主动谋划作乱。既无外部压力，故其谋划谨慎长远，由于对作乱尚无把握，“恐群臣不听”，遂以“指鹿为马”之谋“先设验”。然赵高行此谋后，不过确定了反对者而已，其后“阴中诸言鹿者以法”非朝夕所能完成，之后群臣是否会“听”、会“畏”,尚需时间验证，又怎会在几天、十几天后便仓促行事？而且后文还有“赵高谢病不朝见”、“二世卜梦赴望夷宫”、“二世祠泾水”、“二世使使责赵高”等事，将这诸多事件皆夹于这几天、十几天之中，时间上似未免太过紧促。况且，若依“后群臣皆畏高”一句之语意，这件事与其后“望夷之祸”显然是间隔了较长的时间，否则，这个“后”字用的也太不恰当了。更重要的是，二世三年八月，刘邦军“屠武关”，秦廷已风雨飘摇，旦夕不保。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称赵高仅因个人野心而作乱，其逻辑实在难以成立。或许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资治通鉴》记此事时舍“八月己亥”这一时间不采，而改云“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丁编第一章的编者亦略同此说，将“指鹿为马”一事记述在赵高为相之初，但这样的话，“八月己亥”这一时间又当何从着落呢？ 第二，“指鹿为马”的情节与“望夷之祸”的情节多有相悖之处。按“指鹿为马”的记载，赵高此时权势熏天，二世被其戏弄于股掌，根本无足轻重。但在“望夷之祸”的记载中，二者关系突然逆转，赵高的狂妄忽然无影无踪，变成了“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的惊弓之鸟。二世则突然摆脱了傀儡思维，“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赵高听到责语的表现则是“惧”，害怕二世“归祸于吾宗”。至于赵高之谋反，完全是在二世淫威逼迫下的铤而走险，与“指鹿为马”所指的个人野心毫无关系。如前所述，按今本《史记》记载，“指鹿为马”与“望夷之祸”两事之间相距时间极短，这种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发生的强烈反差委实难以解释，是以林剑鸣先生《秦汉史》叙述这段历史时作调和之说，认为赵高是在尚未受到二世责难时就已先下手为强，然《秦始皇本纪》既已明言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此事之委曲恐难如此调和。 综上所述，《史记》载“指鹿为马”的日期而不载“望夷之祸”的日期严重违反《史记》的体例，“指鹿为马”与“望夷之祸”两事时间相距太近，不合情理，且内容上前后矛盾，难以并存。个人以为，“望夷之祸”之月份可与《秦楚之际月表》相印证，其记载又甚平实，并无蹊跷之处，当可信从。因二世逼问关东起义一事太急，赵高惧罪，恐蹈李斯覆辙，遂致此变。而“指鹿为马”一事情节传奇近于寓言，又不合《史记》体例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恐非当日史实。即令果有其事，亦断不当置于“八月己亥”之后，其上下文字必有颠倒错乱之处，否则前文所列诸多问题皆难索解。 若上述论断不误，则“八月己亥”自非“指鹿为马”的日期，而当为秦二世的死日。至于“八月己亥”后面的原文亦不会是所谓“赵高欲为乱”，而应是“赵高为乱，杀二世”之类的记载，下面则是对此事件的详叙，属于经典的经传体例。因“指鹿为马”一事乱入二者之间，遂增困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