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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驯化及其对人类历史走向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驯化应当被考虑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拐点”或者“岔路口”:作为拐点, 人类从纯粹的食物搜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作为岔路口, 人类的文化异质性兴起。我们今天所呈现的多样性都可视为驯化的长程结果。驯化与传播奠定了我们在共享某种同一性之上显现出来的差异和多样性。包括畜牧在内的广义的农业发明, 使人类在适应上呈现出多彩多姿。它的后续影响使之成为所谓“文明的门槛”, 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将迎来更为细化、精致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迎来更为残酷的未来。 作者简介： 范可, 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南京210093) 。文章原刊：《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在人类学的教学中, 我们往往忽视了有关驯化及其后续影响的内容。本文旨在通过重访这一议题, 重申其对人类学知识构成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史兴起的当下, 更是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内容重新思考和梳理。驯化可谓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岔路口” (fork road) 或者“拐点” (turning point) 。没有驯化, 我们肯定依然行走在永无止境的狩猎采集旅途中。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是食物搜寻者。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处于游徙过程中———人类学家因此把狩猎采集群体称为“游群” (band) 。考古资料证明, 大概在12 000多年前人类开始定居。这是因为人类在这个时候成功地驯化了一些动植物, 导致了农牧业的出现。虽然驯化最初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然而, 一旦人们有意识地进行驯化这么一种定向选择实践, 社会和文化必定迎来革命性的改变。 驯化 (domestication) 就是把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物种 (spices) 转变成“家养”的“品种” (breedvariety) 的过程。驯化是人类对环境曾经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干预 (1) 。本文就此认为, 驯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拐点”———它导致了农牧业和定居的出现。而定居又直接使制陶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此相伴而行的是, 日益复杂的制度性建设则使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观念的层面, 驯化的意义也不遑多让。人类社会一些有关文野、生熟, 甚至文化与自然之分都与之脱离不了干系。驯化又像是“岔路口”, 人类自此分道扬镳发展出多样性的适应方式和文化形貌。 一、驯化的起源与传播 驯化, 何时发生, 在什么地方首先出现, 如何出现?文化人类学对这类发生学问题没有考古学和地理学那样感兴趣, 但是对于驯化出现之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转型与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社会文化人类学普遍接受柴尔德 (Golden Childe) 有关农业革命的观点, 通过比较研究论证农业在人类社会演化上的重要意义 (1) 。在现有考古资料条件下, 人类学普遍接受驯化—农业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2 000到前11 000年之间。如果从绝对年代考虑, 首先发明农业的地区是亚洲西南部的两河流域。但是, 我们所驯化的动植物的原始物种并不都来自这个区域。所以, 驯化并不是在一个区域内出现的。换言之, 人类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区域驯化了不同的动植物。 关于驯化和农业起源的传统观点是线性发展和环境决定论的混合物。古希腊人相信, 人类经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狩猎采集—驯化动植物—农业发明。许多人认为这样的观点大概是古希腊人迪卡尔库斯大约在公元前320年提出来的, 但其形成可能要早许多。古希腊人注意到经济的分带现象和气候的分带大体是一致的。美国地理学家伊萨克 (Erich Isaac) 认为, 这种一致的事实, 很容易使人们臆测自然条件能解释食物生产社会的多样性, 例如草原必然发展出游牧社会。当这种线性观念与自然条件决定论结合起来之后, 必然导致这样的想法: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 但自然条件决定什么阶段在什么地区可以持续下去。印度和其他亚洲文献里也有类似概念。甚至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顺序, 虽然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游牧的出现晚于耕作。但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 这种线性观不是一直向前的, 它到了驯化阶段之后, 就退化了, 继而又周而复始地开始新一轮新的线性发展。这说明, 后世人类学的进化论与古希腊这些思想毫无渊源关系 (2) 。 到了19世纪, 随着对美洲了解的加深, 德国学者洪堡和人文地理学家拉策尔等人, 感到用这类顺序观念来解释缺乏说服力。游牧不是狩猎采集和耕作之间的过渡阶段。西半球有许多可以驯化的动物, 但却不见有从猎人进化而来的牧民。而且旧大陆仅有的一些畜牧社会和定居社会毗邻而居。在没有农民的澳大利亚, 原住民是狩猎采集者, 但却没有发展出畜牧业。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既经营狩猎采集, 又部分耕种的社会, 但除了狗之外, 却没有其他驯化的动物。19世纪是史前考古和人类学迅速发展的时期, 人们发现, 许多相同的环境却没有出现类似的适应。这些观察直接导致了传播论 (diffusionism) 的出现。传播原是物理学概念, 原意是播散, 即是指某些东西在空间里扩散开来的那种状况。许多学者认为, 人类的各种文化事项不可能独立地发生, 传播是使人们共享类似的适应或者文化事项的唯一因素。 另一方面, 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发展的殖民帝国以及欧洲和美洲动植物的迁移和相互引进, 对于推动传播思想在当时占据上风也起了作用。这些宗主国和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各种东西和思想因素相互传播, 世界迅速地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发展起来, 商业进一步繁荣。在殖民地开发之后迅速工业化的国家, 开始向世界上一些传统国家要求打开通商交易的大门。尽管欧洲自殖民地开发以来, 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进步巨大, 但有些发现却使一部分学者突然想到, 人类天赋的能力可能极为有限, 因为有些学者注意到, 轮子和犁这些简单的发明, 到处都在使用, 却不是到处都曾经发明过它们。于是, 有些学者就总结说, 也许曾经有过一些发明的中心, 这些发明就是从这些中心传播出去的 (3) 。这种所谓的发明中心的说法, 我们今天自然觉得荒诞。但是, 如果排除当年传播论者设想的文化圈及其有关天启之类的论说, 这样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只是传播的过程并非神的启示, 而是因为“中心”之外人们借鉴、模仿、采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与一些传播论者所宣称的恰恰相反, 文化事项之所以传播开来的事实, 反倒说明人类是很聪明的, 他们能迅速地了解什么东西对他们最有价值, 从而尽快地为我所用。而传播论者却认为, 文化之所以依靠传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早期人类普遍不够聪明, 所以他们只配当文化的搬运工———把别的地方的发明搬过来。这就是传播的过程和本质。所幸的是, 这种预设今天已无人理会。 当代学者承认, 确实存在着若干个农业发明的中心, 驯化的动植物分别来自这些中心的野生动植物。然后, 再分别扩散到全球各地。今天的人类吃的是他们自己生产的食物———五谷和肉类等, 或者别人为他们生产的食物。可以预测的是, 如果不是其他原因, 按照目前的变迁速率来看, 当代所剩无几的狩猎采集人口将在今后的几十年间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成为食物的生产者, 人类也将就此与伴随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彻底告别。当然, 这可能是许多人类学家所不愿看到的。 目前, 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在世界范围内, 独立发明食物生产至少有七个区域, 它们是:中东, 驯化的动植物有小麦、大麦、绵羊、山羊、牛、猪等, 时间是在10 000年前;中国南部, 驯化的动植物有水稻、水牛、狗、猪等, 时间是在7 000年前;中国北部 (黄土区域) , 驯化的动植物有小米、狗、猪、鸡, 时间是7 500年前;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则有高粱、珍珠米、非洲米, 时间是4 000年前;墨西哥中部则在4 700多年前驯化了玉米、蚕豆、南瓜、狗、火鸡;秘鲁中南部在4 500年前驯化了马铃薯、藜麦、美洲驼、羊驼、几内亚猪;美国东部在4 500年也有驯化的藜属植物、向日葵、南瓜等 (1) 。 戴蒙德 (Jared Diamond) 指出, 史前的不同人群开始生产食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群甚至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就是如此。而那些驯化野生动植物的人群, 有些是独立发展了驯化, 如古代中国人;有些则是从邻居那儿获得, 如古代埃及人 (2) 。澳大利亚原住民显然因为与其他人群隔绝的原因而从未得到这方面的信息, 也从未有过任何意义上的驯化实践。我国驯化粮食作物也很早, 但是经由我们的祖先所驯化的物种与其他地方一样,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与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何炳棣对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 旧大陆农业起源并非仅限于西南亚的两河流域, 中国北方的黄土区域和长江以南都是旧大陆农业起源的地区。北方黄土高原的农作物是“小米群”, 由华北粟 (Setaria italic) 与黍稷 (Panicum miliaceum) 组成, 与以大小麦为主的西南亚作物群完全不同。这两种俗称的“小米”都是最耐旱和本土的, 从而批驳了农业及其文化“西来说”。后来, 他也根据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7 000多年前的遗址, 认为中国是最早孕育出水稻的区域 (3) 。 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前, 处于热带的东南亚一直被认为是水稻的发源地。由于当地同时还是一些根茎类作物的发源地, 有学者便认为, 东南亚应该是人类最早进行驯化的区域, 而且这种实践可能从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 并且还推测开始进行驯化实践的应该是生活在淡水边上的人群。因为依傍淡水而居的地理位置为他们提供了基本食物, 使定居成为可能。他们利用多种用途的植物, 这些植物提供淀粉、使网绳坚韧的物质、药物和毒鱼的物质, 这就可能使他们首先进行驯化实践。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已故地理学家苏尔 (Carl Ortwin Sauer) 从季风区域使用无性系植物增加食物品类的事实来说明, 中石器时代已经是前农业时代 (4) 。他指出, 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完全依赖人类才能生存的种类。这些种类本身已经失去了产生种子的能力, 中断了这种做法, 植物就会灭绝 (5) 。由于务农的社会往往都有各种家禽、牲口, 苏尔相信, 这些将植物驯化的中石器时代东南亚渔民, 还驯化了狗和猪, 但这两种动物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宠物, 而禽类则是为了礼仪之用而驯化 (1) 。苏尔还认为, 畜群如牛、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 但又认为, 西南亚种植谷物农业起源于东南亚农业体系或受其影响, 是这些农人驯化了这些牲畜。 苏尔的说法强调了环境和气候的作用, 因此在20世纪很长的时间内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尽管对于水稻乃至农业起源地区的推测是错误的———何炳棣就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想象 (2) , 然而, 苏尔实际上是在强调传播在全球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这点, 今天可能更有价值。在解释驯化或者农业起源的问题上, 传播的观念在传统观念, 即所谓的狩猎、畜牧、农业三阶段说之后, 占据了上风。之后, 随着考古和民族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积累, 在人类学领域内, 农业在不同地区独立发明的说法又取代了传播论。然而, 由于各个地方气候等环境条件和动植物种类有所不同, 而驯化了的动植物又普遍见于世界各地, 因此, 传播在解释驯化和农业起源上再度占据优势。换言之, 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 尽管全球范围至少有七个区域独立进行过驯化, 但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 绝大部分人类能成为食物的生产者, 主要还是传播的结果。 从我们普遍食用的动植物来看, 可以认为, 世界范围内以农业丰富了人类食谱的最重要区域主要有三个, 即:西南亚 (中近东) 、东亚 (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流域) 、中美南洲。中近东在农业起源上的成就众所公认。我们今天大量的主食品种和畜群就是来自那个区域。东亚提供了今天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主食品种。而中南美州所驯化的可食性植物种类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食谱———尽管当地没有发展出畜牧业。这几个地区所驯化的动植物品种已然为全人类所共享, 如此, 不以传播来解释是难以理解的。 戴蒙德还指出, 旧世界的地理促进了植物、动物、技术 (如车轮和交通工具) 与信息 (如著作) 的传播。首次种植驯化的物种是从中东到埃及、北非、印度, 最终到中国 (3) 。他认为, 许多作物在地理分布上都是处于相同的维度和气候带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食物生产没能大规模地在人类社会中分别出现。那些不同气候带和不同纬度之所以出现的不同的动植物, 是因为生态条件使得传播成为不可能 (因为在那样的条件下, 来自其他气候带或者纬度的作物难以存活) 。所以, 在笔者看来, 这一事实从相反的角度解释了传播现象。与过去的民族学传播学派不同, 戴蒙德认为, 传播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们智力低下, 相反, 那是当时人们的聪明选择。试想一下, 如果驯化是偶发的, 那这种现象不可能普遍发生, 所以传播比起独立发明也就更令人信服。这大概是东半球相同气候带和纬度上, 同样驯化的动植物广泛分布的原因。 二、驯化与传播的结果之一———农业 驯化的结果便是使地球上大部分人口渐次成为食物生产者。这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转型, 称之为“革命”绝不过分。柴尔德就是将农业的出现喻为一场革命。农业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所以在更多的场合里, 柴尔德用“新石器革命” (Neolithic Revolution) 来称呼它 (4) 。新石器时代之所以是场“革命”, 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人们真正定居下来。并非所有的人类同时步入新石器时代, 考古年代与时间并非全然重叠。我国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汉代时, 东南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1) 。农业在西南亚的两河流域是在12 000多年前出现的, 但我国的新石器文化要比之迟数千年。但这些考古年代相同的文化, 无论在出现的时间早晚上有多大差别, 几乎所有新石器文化都有三大共同特点, 即食物生产、定居、制陶。这三者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食物生产除了农作之外, 还有畜牧。农业可分为“园艺农业” (horticulture) 和“农耕” (agriculture) 两种方式。后者在一些有水利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区域往往发展成密集农业 (agriculture of intensification) , 它意味着劳动量的投入远超园艺农业和一般农耕。 (一) 园艺农业 园艺农业和农耕并不是农业发展的两个阶段, 而是人类面对不同的自然条件而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园艺农业名称的由来乃在于种植作物的多样性。换言之, 园艺农业意味着在一定单位面积的“苗圃” (garden) 里种植多种作物。这些作物通常有不同的生长和成熟季节, 所以园艺农业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园艺农业通常又称“刀耕火种” (Slash and burn) , 也就是“游耕”。游耕意味着土地的使用不是永久的。通常随着土地肥力耗尽, 园艺农业者便会开垦新的林地, 或者重新开发已经抛荒多年的土地, 但是这不可能多次反复, 因为土地恢复地力需要的时间相当长。美国学者哈兰 (Jack R.Harlan) 认为, 典型的游耕需要拥有每年实耕土地的八倍, 土地耕作一年之后要休耕七年肥力才能恢复 (2) 。所以, 耕地最终必定是离开住处越来越远。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们便会放弃原来的居所, 搬迁到距离土地或者待开垦处女地较近的地方。这是园艺农业者住所建筑通常较为简单的原因。 曾经有种观点认为, 游耕应该是大部分早期农民的耕作方式。何炳棣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 黄河流域以种植小米群作物为特征的黄土农业历来就不是游耕的, 因为当地的自然条件完全不适合游耕 (3) 。今天, 在特定的环境里, 仍然有一部分人口经营游耕农业。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之前, 也是游耕社会, 比如部分的瑶、景颇、佤等民族。如同当今的狩猎采集社会, 今天的许多游耕社会多处于地球的“边缘”地区, 例如气候湿润的热带雨林区域。由于土地肥力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游耕的农民都知道在若干年之后, 会将耕种的土地“抛荒”, 让其自然地恢复地力。每一块土地使用之前, 农人们会把植被砍掉, 晒些时日再将砍倒的植被放火烧成灰烬。火烧植被之后, 土地变得松软, 便于掘坑播种;同时, 烧剩的灰烬———草木灰, 则可以肥田。 游耕农业的生产效益当然不会太高, 因为这样的经营方式缺乏 (也不需要) 几乎所有农耕社会都有的其他农作程序, 包括农田基本建设、施肥、除草等中耕环节。游耕的作业方式很简单, 使用的是技术含量最低、然而在那样的条件下却十分有效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掘棒 (dibble stick) , 此外还有用于平整土地的简单工具。这些工具都很轻便, 适合经常流动的游耕人群携带。 典型的游耕社会日常处理的植物和动物与狩猎采集社会看似大致相同, 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那就是游耕者对这些动植物有着更多的控制。他们在更为方便、更为多产、人为因素也更多的环境———园地 (garden) 里, 重新安排资源。他们驯化一些动植物。这意味着这些物种为人类所控制, “野生的”动植物不再“桀骜不驯”。园艺农业的基本逻辑就此不同于狩猎采集社会: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极大地增强了。而在狩猎采集这样的获取经济条件下, 人在自然界里生存, 被动的成分要大得多。而日益增长的控制可以使得人们定居成为可能。 任何形式的前工业社会的经济都与环境关系密切, 对它们进行分析离不开考察这一关系。我们都能观察和体会到, 任何人只要处在自然环境里的时间长了, 都会对周围的动植物有些了解或者感到兴趣, 都会注意到植物的多样性。人们会从他们自己成长的经验里, 了解哪些植物可以食用, 哪些不可食用。这些知识的获得, 首先当然来自他们最亲近的朝夕相处的亲人, 其次也来自他们所成长的社会里的其他人。他们一定会注意到, 有些植物喜欢阳光, 有些植物间或也喜欢背光的环境;有些喜欢湿润, 也有些喜欢湿热, 甚至干燥。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可供食用的食物, 他们一定最为清楚并对其了如指掌。人们也一定会注意到,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例如在腐殖土的条件下, 植物的成长状况可能是最好的, 等等。园艺农业在作物种类上比农耕社会要多许多, 他们会根据作物不同的成熟季节来安排种植。这就能使粗放、单位产量低的农作生产出种类更多的食物。 鉴于对居处环境的观察, 人们一定会提出问题:是否可以重复一些可食用植物的生长过程来获得食物?这可能就是人类对自然干预的最初的好奇心与实用主义。这种尝试的结果可以使所需要的植物在一个地方持续生长, 从而使人类获得的食物更趋于稳定。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自然会使人们倾向于定居下来, 至少没必要像大部分狩猎采集者那样, 总是季节性地甚至每天都在移动当中生活。如果人们可以通过种植植物来生产粮食和蔬果等, 他们就能决定在哪儿种植这些作物。这就有可能改善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无论植物是生长在新的地方更好, 还是驯化之后使植物变得更好, 都要求人们对阳光、水分、土壤有一定的控制。园艺农业适应程度取决于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 。 在小块的土地内管理阳光、水、土壤三种成分看起来不太困难。但有些潜在的问题需认真对待。阳光过于稀少或者过于强烈都会给作物带来不利的后果。太少, 作物生长缓慢甚至不生长;太多, 则作物枯萎, 甚至死亡。田地的朝向也很重要。背光所产生的荫蔽也很重要。山间林地和梯田需要“创造”“某种”阳光供特定的作物, 例如上午的阳光和下午的阴影。水也可以是个问题:水分太多或者太少同样对作物不利, 所以选择在哪个地方开辟农田必须考虑雨水的问题。水灾或者旱灾也很危险。土壤的质量对于农业社区而言是本质性的。虽然土壤自身保持养分十分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诸如氮、钾、碳酸钾等养分。有些地方土壤天然具有肥力, 动物粪便、腐败的动物尸体都对土壤的肥力发生作用。而植被经砍伐暴晒火烧之后留下的俗称“草木灰”的灰烬能增强土壤的肥力。 由于园艺农业者基本定居, 因此与其他农耕社会成员一样, 他们的生计里通常还伴有饲养家禽、狗、猪等家畜。有些园艺农业者还狩猎、捕鱼、采集以补充日常生活所需。 (二) 农耕 如果说众多的园艺农业社会还带有一些狩猎采集社会的痕迹, 那么, 农耕社会则必须是在使用成熟的技术驯化了主食作物之后方有可能出现。比之于园艺农业, 农耕文化无疑生产力更强, 粮食产量更高, 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农耕农业条件下, 社区通常更为庞大。发达的农耕社会往往阡陌交通, 村庄众多。而人们在生产上的投入也远非园艺农业社会可比。但是, 农耕文化显然与园艺农业文化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二者均仰仗于驯化的动植物;二者都倾向于定居, 或者干脆就是定居。然而, 比起园艺农业, 农耕显然对于土地的生产能力和水有更多的控制, 而且在种植作物上也形成一定的分工, 有些农耕社会种植的主食作物是麦子, 有些则是水稻, 凡此种种。这种日益增长的控制和“单一”作物种植的专门化趋向, 支持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农业社区里, 这种专门化农业生产所创造的利润有助于社区的整合。比如, 中国一些农村地区里的宗族组织, 有劝学、赈灾的功能, 并以大规模的祭拜祖先活动整合社区。用于这些活动的资源就是来自于这种农耕社会所创造的利润。国家的产生,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都与农耕社会的产生有关。 与园艺农业不同, 在农耕社会里, 土地是永久性使用的。在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土地够用, 农人不会继续开荒。道理很简单:首先, 可以转变为可耕地的土地越来越少;其次, 开荒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和较大的工作量, 因此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由于土地持续使用, 所以在种植过程中一定得下工夫。因而农耕社会成员的劳动量比经营园艺农业者要大得多。园艺农业通常在雨季来临之际掘坑播种, 之后, 在收成季节来临之前, 通常不会再去关照田园。农耕就没这么容易了。农人们在播种和收成之间, 一定还有其他农事需要做。这些事情包括中耕除草、施肥以及从事农田基本建设, 例如修筑梯田、加固水坝和田埂等。农田基本建设往往需要高强度的劳动投入。 在一些人类学家看来, 农耕是一种适应策略。那么, 它所适应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农耕同样需要园艺农业所需要的几个要素, 比如根据阳光、水、肥力安排种植不同的作物。但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 农耕和园艺农业最大的差别在于对这些元素的控制。在园艺农业的园地里, 正如已经描述的那样, 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农耕则不同, 往往对水有着更好的管理, 还有行之有效的对田地的长期施肥以及作物的专门化管理。我们从几个农业发明中心地区所发展出来的作物可以看到, 之所以各有独特的作物, 乃在于不同的自然和气候条件。戴蒙德的书里对此多有描述与分析。何炳棣也强调了这一点:黄土地的农业之所以种植“小米群”作物而成为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 是与当地的土壤、植被、地貌、气候、水分等条件分不开的。他指出, 中国农业起源地是半干旱的黄土区域内很多小河流域的台地和丘冈, 不是泛滥平原, 而且在纪元前6世纪之前并无灌溉, 甚至外来麦类的种植方式也是“华北式”的旱种, 而不是“两河式”的灌溉。这种独特的农业体系, “很显然是因地制宜, 积累长期经验才逐渐发展形成的” (1) 。换言之, 当地几千年干燥缺水的历史是形成黄土地农业独特状况的条件。戴蒙德指出, 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到相同的作物全都见于同一维度的区域内, 也是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历史上或许曾有跨越纬度的传播, 但不可能成功, 因为不同维度地区的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别很大。 农耕社会在控制自然的因素上无疑更胜一筹。我们看到, 几乎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对水的治理。在西南亚麦类地区和东亚稻作地区, 水利工程尤为重要。我们看到, 农民们会挖沟筑渠, 干旱时将河水引到田里, 雨量大到可能淹没田地时又能把雨水引到河湖之中。修筑水库和池塘用于储水通常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需要水渠等水利灌溉系统的区域, 以血缘甚至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系统往往较为发达, 因为这些工程都需要有超越家庭的合作方可进行。 人类控制水的技术出现在河谷地区, 这很容易理解。河水泛滥或者河床干涸对农业都是威胁。因此, 人类最初采取的往往是在上游通过修筑灌溉水渠将水引到新的土地上。在下游, 堤坝或者排水沟则可掌握时机控制水流, 而从河流三角洲所特有的沼泽中获得农业用地。这种与河流博弈的状况可谓早期农业发展的心脏 (2) 。 肥力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在游耕体系里, 草木的灰烬提供了很好的肥力, 但很容易消耗掉。在不同的田地轮作而不焚烧林木植被是一种选项, 然而, 如果土地年复一年地高产出使用, 添加肥料就必不可少。一种做法是将有机质撒在田里, 让其滲入土壤。动物的粪便和腐烂的粮食杂草等, 都是有机质肥料。更方便的做法是利用河流冲刷下来所沉积的淤泥。人工筑就的水利渠道等会使河流改道和改变流速, 也会使淤泥沉积, 从而提供给农耕者重要的新物质, 以保证耕地肥力的可持续。 农耕与园艺农业最本质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所种植的作物在多样性上大大减少, 呈现出专门化 (specialization) 。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一定会发现:有些作物易于种植, 人们对它们无需过多关照;有些则更有保证, 每年的产量大致差不多;有些则可以给人们带来很高的回报, 易于储存, 不容易变质, 而且对水、肥料、阳光等条件的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十分明显;而有些可作为粮食的植物对驯化的反应更为积极, 等等。更为耐寒的作物当然也就更为可靠, 成活、生长容易, 便于储存和改良。这种粮食作物就更可能在农耕生产中成为主角, 其结果就是成为农耕生产的主要作物。这就是专门化。在中东, 这种植物是小麦和大麦, 在美洲主要是玉米, 在亚洲则是水稻。而如此的专门化当然是取决于当地的驯化结果。 在农耕技术上, 还有一个从锄耕到犁耕的过程。这一改良或者创新十分关键, 几乎决定了农业发展的走向。锄耕的能量来源是人的体力, 而犁耕的能量来源则是蓄力。提倡新进化主义的莱斯利·怀特 (Leslie White) 将能耗在人类社会的增加当作文化进化的指标, 而第一大进步就是使用畜力 (1)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 畜力的使用将人类从生产劳动中部分地解放出来, 客观上有助于生产和社会分工上的多元化。 仅靠河水灌溉和淤泥虽然可以增加肥力, 但为了使肥料能更深地滲人土壤则另有要求。使用锄头当然有帮助, 但是不太理想。锄头翻地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极其消耗体力。如果干旱时间较长, 土壤会变得更为坚硬, 锄头可能不起作用。犁的发明和使用, 使土地得以深耕, 这就更接近于理想条件。其结果就是肥料和空气可以更深地在地里发生作用。由于犁铧沉重, 靠人力拉动十分费劲, 所以耕牛和骡、马这类牲口对于犁耕农业的价值可想而知。 以上描述简要地论及了农耕技术的提高和改良过程。这些提高和改良意味着劳力投入日益密集。我们可以从水稻种植的三个方面来看待密集农业的含义。在东南亚和我国南方, 水稻是优越的粮食作物。水稻可以在园艺农业的苗圃———“临时性”农田 (swidden) 里生长, 也可以在犁耕农业中广撒种子, 播撒式 (broadcasting) 生长, 更可以通过育苗插秧 (rice transplanting) , 在大规模的稻田中生长。稻田往往通过密集的沟渠控制水利, 因而稻田本身和这些控制水源的沟渠又可以有鱼类和各种微生物。鱼类不仅补充了农民的蛋白质摄取, 其粪便和其他微生物又有利于肥田。我国南方的产稻区域多有这种组合。贵州许多苗族、布依族、侗族的稻田同时也是“鱼塘”, 提供食用的鱼类。有客人到访时, 主人会下田抓几条鱼来制作“酸汤鱼”待客。 东南亚的历史资料提供了上述三种种植形式的案例, 而且都相当高产———这与当地湿热多雨的气候条件有关。根据美国学者提供的资料, 游耕的“临时性”农田产量可以达到每英亩0.65吨左右, 但产量随着地力逐年递减, 最终必须抛荒轮换耕地。播撒式 (broadcasting) 种植产量低些, 约合每英亩0.59吨, 但每英亩所投入的劳动量仅为游耕“临时性”农田的1/4, 显然在劳动力方面效力更高。而且以这样的种植方式耕作, 土地无需休耕。插秧种植看似劳力投入也低于游耕农业的水稻种植, 但如果考虑到各种中耕和农田基本建设, 实际上劳动量远远超过游耕农业的“临时性”农田。然而, 产量之高, 使其他两种形式的产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达到每英亩0.98吨。从土地使用的效率来看, 插秧种植系统无疑效率最高。以人口稠密程度来看生产效率, “临时性”农田每平方英里约有人口33人, 播撒式种植为每平方英里255人, 而插秧种植则达到每平方英里988人 (2) !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 最为重要的是持续使用土地的能力, 生产耐受力强且可靠的, 相对说来更能提供热量以及更容易储存的粮食。日益完善的水利灌溉和排放系统带来更高的产出。增加劳动投入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插秧种植加大了劳动投入, 但带来了丰收。其结果是密集农业的农耕者在数字上赢得了比赛, 但最终的后果则远远不是数字所能说明的 (3) 。 三、驯化与传播的结果之二———畜牧 人类所驯化的动物多于我们所想象的, 但被当作生存资源的动物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有些社会发展出独特的食物生产方式———畜牧 (pasturage) , 靠的就是少数的几种驯化动物。有些人类学家用游牧 (pastoralist) 来称呼一些畜牧社会, 这是因为流动是这些社会的常态。游牧的英文词原先用得最多的是nomadism, 意味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流浪生活方式。这一叫法显然来自定居者, 所以人类学家倾向于用pastoralism取代之 (1) 。这个字有田园牧歌的意思, 尽管有些罗曼蒂克, 但毕竟比nomadism显得更为尊敬一些。 畜牧主要分布在北非、东非、欧洲、亚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区域。主要放牧对象是奶牛、绵羊、山羊、骆驼、牦牛、驯鹿等。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牧群, 驯鹿则是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和我国境内鄂温克等民族地区的牧群。此外, 生活在北极圈内的萨米人 (Samis) 也以驯鹿为牧群。北极圈内虽然生活条件严峻, 但是萨米人已经完全以现代化的条件和方式来放牧驯鹿。他们开着雪车或者其他车辆随着驯鹿迁徙。西半球原先没有畜牧, 我们今天所见的美洲牧民都是东西半球沟通之后的结果。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前, 唯一称得上与畜牧有关的群体生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他们饲养骆马和羊驼, 但只是把它们用来服务于农业与交通, 也从它们身上获取食物和羊驼毛, 所以不是典型的畜牧群体。晚近出现的牧民是生活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 (Navajo) 的印第安人, 他们以绵羊为生。这些羊最初是欧洲人带来的。今天, 人口众多的纳瓦霍人是西半球最主要的牧民群体。此外,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养马, 但不吃马。马是西班牙人16世纪带来的, 马的机动性使平原印第安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放弃了农耕, 骑马猎杀野牛。马既是他们重要的经济财富, 又是他们的“生产工具”。所以, 他们不是纯正的牧民, 而是借马之力的猎民, 与农耕社会将牲口当作生产工具的道理是相似的 (2) 。 畜牧社会通常放牧一或两种动物的牧群。在畜牧社会里, 定向选择的驯化力量始终存在。牧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一些个体从牧群中选出, 使其交配, 繁育出更符合自己要求的后代。构成牧群的动物往往是有耐受力, 易于为牧人管理, 易于优生交配和养育以及能提供多种产品如肉、奶、毛皮等。牧人们使自己的生活节奏与所放牧的动物的节奏同步。在许多方面, 他们同狩猎采集的食物搜寻一样, 只不过他们所搜寻的是牧群的食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与游耕者和狩猎采集者一样, 他们必须处于时常或者根据季节变化为他们的牧群寻找草场和水源的流动之中。与农耕者一样, 游牧者也拥有对于他人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的财产。只不过他们的财产容易自己走失或者易于被潜在的偷取者引走。换言之, 在传统的游牧社会里是没有不动产的。 在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牧群的价值, 因为它直接涉及游牧的逻辑。游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 其逻辑与农耕基本相同。游牧与农耕一样都导致专门化的食物生产。农耕社会倾向于种植少数几种主食作物, 游牧社会则倾向于牧养少数动物。在选择牧养哪种动物的问题上, 与农耕社会选择哪一种粮食作物的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选择高产出、耐受力强、便于培育的动物。耐受力强意味着动物不容易生病、受伤;便于培育意味着牧人们可以根据观察和经验进一步改良畜养动物, 使之成为人们所预期的那样, 有更多的肉、奶、毛皮等产出。牧群还提供副产品, 如羊毛、羊皮以及骨骼。除了主要的用途之外, 动物的毛发还可以提供制造刷子的原料, 血可以食用等。甚至有些动物排泄物也有其用途, 如牛粪可以当作燃料, 尿可以用来清洁。还有一点, 动物必须比较听话而便于成群放牧 (herdable) 。 农耕社会最终把作物集中在少数几种作物上, 畜牧社会也是如此, 只牧养少数几种动物。最常见是牛、山羊、绵羊。当然, 畜牧社会也养育其他动物, 但饲养这些动物是基于其他目的。例如, 放牧时牧民们往往骑马, 因此畜牧社会经常也饲养马匹。马帮助牧人管护牧群, 牧羊犬也发挥这方面的功能。所以在许多畜牧社会 (但绝非所有) 里, 因为马和狗是牧人的帮手而禁止食用它们。 畜牧者必须以其他方式与自然相处, 但这是为了牧群的缘故。他们可能得根据季节变换而到不同的地方放牧, 而季节取决于气温。例如, 在夏季, 牧群可以赶到比较远的山里, 在冬季则就近在谷地里放牧。如果在季节分为雨季和旱季的地方, 牧群在雨季时会被赶到较高处放牧, 旱季里则沿着河流放牧, 以便于牧群饮水。即使在没有季节变换的时间里, 也需要移动。大部分牧群, 尤其是大的牧群, 往往需要在辽阔的草场上放牧。 严格而言, 游牧分为两种, 即季节性的游牧 (transhumance) 和“纯粹的”游牧 (pastoralism) 。两者皆“逐水草而居”。在不同的季节把牧群赶到有着较为充沛水草的地方去。不同在于, 纯粹的游牧是牧民整个群体, 包括老弱妇孺, 一年到头都跟着牧群走。这种群体在北非和中东十分多见。内亚的蒙古、哈萨克等也是这样的群体。有时, 他们的游动范围可以达到方圆数百公里, 如伊朗的巴瑟里族 (Basseri) 和卡什凯族 (Qushqai) 。我国的蒙古族和哈萨克牧民传统上也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季节性游牧则是群体里的一部分人跟着牧群迁徙, 其他人则留在村里。欧洲和非洲这样的例子较为多见。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和其他地方, 村里只有牧羊人会在夏季时赶着牧群向高山草场迁移。许多家庭都有牧群, 季节到时, 通常由男人带上干粮饮料等, 赶着牧群进山, 其他人则照样在村子里从事其他事情。所以, 季节性游牧者在本质上是定居的。畜牧虽然给家庭带来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 但他们往往也有伴有农耕或其他副业。在乌干达的塔卡纳 (Turkana) , 牧人们也基本如此:男人会赶着牧群到遥远的草场, 大多数村民则留在村里从事园艺农业。 结语 以上, 本文讨论了驯化发生的一些可能性, 例如驯化与传播的关系, 驯化为何会出现, 在什么地方出现等。动植物的驯化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标志着人类从单纯依赖大自然的食物搜寻者转变成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食物生产者。如何生产以养活自身?人类根据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 主要适应的策略可简单地分为农耕和畜牧。在农耕社会里, 人们又有着不同的适应。在热带雨林等湿热多雨的区域内, 游耕十分常见, 但在其他地方, 更为定居和稳定的密集农业则为常态。也有一些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介乎二者之间, 如华北黄土地的农业种植。畜牧发生在动物驯化之后。经营畜牧的群体有两类: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 人们整体性地随着牧群迁徙, 逐水草而居;还有一类是季节性游牧, 只有放牧者———通常是男人, 在特定的季节里, 携带干粮离开家人和村落, 把牧群赶到水草更为丰沛的草场牧养。季节性放牧者均为定居, 他们实际上是半农半牧, 但二者所占比重在不同的族群里有所不同。在许多地方, 这样的社会更倾向于强调畜牧的重要性。 驯化,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对自然的干预, 笔者认为它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拐点和岔路口。前者强调的是驯化之后, 人类从食物搜集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后者强调的是驯化之后, 人类的文化异质性方有可能兴起。驯化/农业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这样的变化除了驯化和农业发明自身之外, 首先在于定居。只有定居, 人类才有可能做更多的事情。定居使社会有了更多的积累, 使人们产生财产观念, 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阶级, 使社会更为集中和凝聚, 从而导致权力的集中, 最终出现国家组织, 人类也由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在农业发明的问题上, 在人类生存方式转变———从纯粹的食物搜寻者成为食物生产者的意义上, “文明的门槛”是一个隐喻, 它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将迎来更为细化、精致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迎来更为残酷的未来。 注释 1 [美]埃里奇·伊萨克著, 葛以德译:《驯化地理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年, 第1页。 2 马文·哈里斯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西方社会的增长已经到了极限, 而且历史上也有不少文明的衰败也因其极限之故。而当今建立在物质主义和技术之上的文化进步对于整个星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前景未必是个福音。在他看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工业化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类生活并不见得比狩猎采集更好。参见Marvin Harris, Cannibals and Kings:The Origin of Cultures.New York:Vintage Books, 1991, pp.iv-xiv。 3 参见[美]埃里奇·伊萨克著, 葛以德译:《驯化地理学》, 第3页。 4 参见Robert Heine-Geldern, “One Hundred Years of Ethnological Theory in The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Some Milesto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5, No.5, 1964, pp.407-416。 5 参见[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著, 范可等译:《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第163页。 6 参见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 1999, p.86。 7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北京:中华书局, 2017年, 第1-20页。 8 (5) 参见Carl Ortwin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pp.20-22, 20-22。 9 参见Carl Ortwin Sau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pp.86-90。 10 何炳棣认为, 苏尔关于稻、猪、鸡, 甚至农业都起源于东南亚的学说全凭想象, 毫无根据。参见上揭何炳棣书, 第9页。 11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 1999, pp.176-192.但是, 鉴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的发源地和华北黄土区域特殊的小米群种植, 远东和近东有过交流是必然的, 否则在东亚就不会有麦类作物。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传播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才有的。 12 [苏]柴尔德著, 周进楷译:《远古文化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58年。 13 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有着印纹为纹饰的陶器为代表性特征, 学界称之为印纹陶文化。 14 (3) 参见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第3-4, 2-6页。 15 参见David W.Haines, Cultural Anthropology:Adaptations, Structures, Meanings.Upper Saddle River, NJ:Pearson Education, 2005, p.39。 16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第1-26、74-175页。 17 参见David W.Haines, Cultural Anthropology:Adaptations, Structures, Meanings.Upper Saddle River, NJ:Pearson Education, 2005, p.53。 18 参见[美]怀特著, 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第13章,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19 1英亩约合6.07亩, 1英里约合1.61公里。参见David W.Haines, Cultural Anthropology:Adaptations, Structures, Meanings.Upper Saddle River, NJ:Pearson Education, 2005, pp.52-55。 20 参见David W.Haines, Cultural Anthropology:Adaptations, Structures, Meanings.Upper Saddle River, NJ:Pearson Education, 2005, pp.52-55。 21 参见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 The End of Nomadism?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6, 305-306。 22 参见[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著, 范可等译:《人性之窗---简明人类学概论》, 第253-25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