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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等单位合作完成的《地湾汉简》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1986年甘肃金塔地湾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全部汉简778枚，以及当年在肩水金关遗址采集的散简25枚，是继《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简》《额济纳汉简》《肩水金关汉简》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又一有关汉代居延地区出土简牍的大型专题整理成果。 该书八开本，除前言、凡例外，正文共236页，包括彩色图版、红外线图版、发掘日记和简牍形制尺寸表四部分。本书编排以当年发掘之探方为单元，分彩色照片和红外线图版两个部分，释文附于每简图版之后，简牍编号按照发掘出土时的原始编号。为使读者能更多了解这批简牍和当年发掘的有关信息，书后附有“简牍形制尺寸表”和发掘者吴礽骧、任步云二位先生的“地湾考古发掘日记”。纵览全书，具有如下三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年代连续。据统计，地湾遗址出土的全部778枚汉简中，纪年信息明确的简牍共有51例，涉及西汉昭帝始元、元凤，宣帝本始、地节、元康、五凤、甘露、黄龙，元帝初元、永光，成帝建始、河平、阳朔、永始，哀帝建平、平帝元始、孺子婴居摄、新莽始建国、东汉光武帝建武等年号，年代基本连续。简文所见最早纪年为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史籍记载，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收河西地，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分陇西、北地郡置天水、安定二郡，六年又分武威郡、酒泉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增设金城郡，陇山以西合为八郡；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于羌中地设立西海郡，新莽末即废。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中央政府于河西地区增置郡县、徙民实边、筑障塞亭隧，实施了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管理与军事防御，地湾汉简中的年号连续现象，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写照。 二、内容丰富。根据汉简的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地湾遗址一带是张掖郡肩水都尉下属之肩水候官的驻地，一座西北边塞通往居延地区的军事要塞，北与汉代肩水金关紧邻。肩水候官在西北边塞防御、交通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地理位置，决定了地湾遗址出土汉简内容远较其他同类遗址复杂多样，仅以所见文书言之，其中既有中央与地方郡守、都尉、属国等上级机构下发的文书，又有肩水候官与上级机构、肩水候官与张掖郡所辖县乡亭等机构、肩水候官与其他候官、肩水候官与所辖各部隧，以及肩水候官与肩水金关、肩水置等机构之间的往来文书；既有制书、诏书、府记、除书、爰书、檄书、行塞书、四时书等文书，又有众多自名“甲卒稟名籍”“吏受奉名籍”“四时荚谷簿”“田四时谷簿”“亭邮障隧簿”等簿籍，以及有关谷物出入、物资运输、兵械御器、书信等类简牍，文书类型不一而足，内容全面而丰富。 三、价值独特。地湾汉简除具一般河西边塞简牍的史料价值外，自身还有其独特的价值。如简86EDT5H：191+124+84载：“屋闌听由昆弟皆复故姓王氏上名见五威使者，上寿昆弟宗家皆以复。”屋闌，即屋蘭，《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属县。五威使者，《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赐吏爵人二级，民爵人一级，女子百户羊、酒、蛮夷币、帛各有差。大赦天下。”这反映了新莽王朝建立伊始遣派五威使者西出河西、驻足张掖屋蘭的历史事实，其记录堪补史籍记载之缺。简86EDT34：2背面残存“从所请张卿少卿，苦事，水到溉多少扁（遍）”“非为塞渠水也，居延都尉使农令买”等简文，反映了汉代河西地区屯田水利建设之情况。简86EDHT：17正面残存“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富贵”等简文，《吕氏春秋·先览》所引《孝经》、今本《孝经·诸侯章》所载“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语序与之有别；《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却与之相近，三者或存在文字渊源关系，具有重要校勘价值。 重要简牍资料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整理工作。地湾汉简发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整理工作却在当下，整理者在秉承西北汉简整理传统的同时，借鉴当今我国简牍整理新的实践，大胆创新，开创性地完成了地湾汉简的整理，丰富了我国出土简帛整理理论与实践。首先，进一步加强简牍整理工作的协同化，本着与文博部门以外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加强合作的精神，提高了整理成果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其次，大胆促进简牍整理工作的科技化，利用红外线技术和彩色拍照，分别制版呈现，解决了传统黑白图版不清晰影响释文准确性，以及难以将原简上的信息全部呈现的难题，而排版上的数字化科技带来的“图片”与“释文”并列，都是简牍整理史上的重要进步；再次，为使读者了解更多简牍自身的考古学信息，除全部提供了简牍自身的二维（长、宽）信息外，首次刊布了发掘者的“发掘日记”，这在我国简牍整理史上尚属首次。 《地湾汉简》的出版，无疑为我国居延汉简的整理再添新作，为研究汉代西北边塞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地理、民族等增添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必将在简帛学、秦汉史、西北地方史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