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特斯·特凯尔（Studs Terkel）《艰难时代》（Hard Times），副标题：《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该书为读者了解如何做口述以及怎样阅读、思考口述史的一系列内在问题，并认识该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以评论该书的产生及历史作为本文开头是较为合适的。 《艰难时代》从数百位美国人中精选出了150多人，以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生经历为核心，对其生活自画像进行了汇编。所有访谈的安排、编辑和整理工作均由特凯尔完成。凯特尔是芝加哥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他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谈论他们的生活，这种天赋在他的《分割的街区：美国》（Division Street: America）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艰难时代》一书涉及的人物范围颇为广泛，有新政官员、商业巨子、艺术家，还有默默无闻的农夫、工人甚至普通民众。同时，特凯尔还采访了一些的年轻人，当然，他们对大萧条的理解是从阅读或他人转述中得来的。我们也由此看到，作者在采用直接记忆表现该书主题的同时，也利用了大量间接性记忆。通过阅读书中呈现的众多人物及其经历，大萧条时期民众的生活得到不同层面深入而戏剧性的再现。与任何一位读者的感受相类似，该书给我的印象是：既动人又深刻，既充满激情又富有人情味，同时还不乏启发意义。 在首次阅读该书的平装本时，我就注意到，封面印有刊登于《新周报》（Newsweek）的一段简评：“读此书会使你我的信仰得以重建”；封面内页征引了《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介绍，称该书为“美国精神的一首宏大赞美诗”。这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我发现这本书总体所暗示的低沉和忧伤超过了其他任何事物。它拥有生活中所有的动力，我感到，这恰恰正是为什么该书能够如此深刻的揭示出大萧条对人们的生活、人们所显现出来的个性，以及个体认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其说该书“重建了我们每个人的信仰”，还不如说该书向我们展现了为什么美国人发现评判性的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制度是如此的艰难，即使在面临巨大危机从而使这项工作变得非常迫切之时，仍举步维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当人们的某些个人经历对社会根基产生根本性威胁的时候，遭受威胁的文化所具有的巨大自我保护能力便展现了出来，因此仅就这一意义而言，本书似乎是一首歌颂美国精神的赞美诗。对于《艰难时代》一书所激起的各种不同解读，我并不感到吃惊。各种感受之间的差异所暗示的绝不仅仅是政治观点的区别，而是更为深刻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回到该书本身，并进行全面的回顾，以此考察书中是否包含了更为基础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口述史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又是如何认识到的等内容，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口述史在能够被人们阅读的同时也常常被人们误读。 各种刊登于《时代周刊》（Time）、《新周报》（Newsweek）、《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纽约客》（the New Yorker）、《国家杂志》（the Nation），以及《纽约图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刊物的评论，也证明上文提到的平装本对该书的评价并不是毫无代表性的夸夸其谈。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除了两个例外，这点我将在下文讨论），都从访谈中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生命力、奋斗以及生活；他们认为该书的精髓在于体现出了美国人民“令人吃惊的庄重”，这些评论将我们与具有救赎和超越力量的深厚文化渊源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纽约客》杂志中，L·E·塞斯曼（L.E.Sissman）称《艰难时代》是“由美国人民的心声所谱写的一首民歌，用以庆祝和纪念20世纪30年代”，这首民歌的中心体现了人们“处于困境中的团结感，互相帮助度过难关的意愿，以及把他人看作毫无装饰的人类而非包裹在财产里面的个体的能力。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国家，在它诞生之时，真理、公正、平等这些人类历史中最为基本的原则得到重生。” 除了一连串反复鼓舞人心的评述之外，众多评论还给读者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评论家们是如此的赋予创见，他们似乎共同产生了一种关于该书的很自然的独特想法，而这与该书的内容和含义并不直接相关。一方面，他们将这些访谈视为遥远而不连续的历史现象的反映，它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字证据，而评论家的工作就是提供一个可以对比的、当代人的观察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特殊时代氛围，在这些评论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亨利·雷斯尼克（Henry Resnick）一篇被征引较早刊登于《星期六评论》的文章中谈到：“在这些日子里，美国人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祖国感到骄傲，然而在《艰难时代》中，史特斯·特凯尔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赞颂美国精神的宏大赞美诗，这具有近乎神话的力量”。他认为，面对“绝望、贫困的当代生活”，我们需要这本书“将我们带回去关注人性中最基本的要素”。评论家普遍认为特凯尔与青年人谈话的方式，暗示了该需求产生的缘由。这些谈话在评论家的眼里，与其说展示了历史记忆与代际传承的复杂过程，还不如说被视为揭示了年轻人自身的性格。在肯特州抗议美国入侵柬埔寨[1]的同一年，杰弗里·沃尔夫（Geoffrey Wolf）在《新周报》上发表言论说，比起特凯尔访谈者“令人吃惊的庄重”，他所看到的当代年轻人却傲慢且麻木不仁，他尖锐地指出“记忆是长久的，而好奇心却不再存在”。 另一方面，这些评论也折射出人们对《艰难时代》，更宽泛地说，是对口述历史的一个普遍看法。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评论家们非常关注该书是否中肯，毕竟口述访谈是一项近期才刚刚开始的工作，虽然该点常常被人忽略。特凯尔的采访对象深情地讲述着过去，但同时，他们也努力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并尝试着理解这个时代。因此，众评论几乎没有提到访谈中所涉及的基本历史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并不是历史的证据（evidence），或者说，除此之外它们更多的被人们视为史实陈述（statements）。实际上，这里有一种趋势：人们并没有把口述话语作为某种史学形态，而是将其视为正史之外解读过去的另一种方式。评论家们将该书作为文学作品而非史学著作进行评述，常把它与奥斯卡·路易斯（Oscar Lewis）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作品相提并论。瑞斯尼克（Resnick）的文章甚至认为，特凯尔是在向作为一个知识系统的历史学的权威性进行挑战，并预言“发掘事实真相曾是编纂历史的根本准则，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对该准则所给予的支持，将会遭遇像《艰难时代》这类作品的不断威胁”。 以上评述表明，评论家们之所以仍将该书视为史学著作，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讲述了真实的历史。《时代周刊》就曾说过：“该书在（大萧条）原因方面的解释力可能稍显不足，但在描述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方面，其他学术著作实难望其项背”。因此，根据这一看法，口述史让我们能够将历史或多或少地看成一种直接的真实经历，而不是一堆客观历史信息抽象而有序的描写。 诸评论中有两篇文章不赞同众人对口述史的这些评价，重要的是，它们是唯一两篇不把该书视为证明和歌颂美国精神与性格的文章。莫瑞·坎普顿（Murray Kempton）在《纽约客》中，将焦点集中在人们与过去的自身经历可能产生的各种关系——“这些人中有人注意到了那些正在发生的事件，而有人则没有”——以及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上。在探究采访中人们的所感与所说之间的区别时，面对受访者多种并存的经历层面，并被选择性地加以记忆的状况，特凯尔需要确定受访者经历中具有支配性的层面。最后，坎普顿总结说大萧条“没有教会我们它本应带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在那些原本应当更加美化，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理想化的回忆中，有一些令人快乐的内容”，对此他试图挖掘原因所在。尼尔森·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在《国家杂志》中谈到，他本人注意更多的是受访者自身，而不是他们回忆的内容，尼尔森认为“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明确的，关于精神遭遇挫败的一代人心理畏缩的报告”。 各种评论的差异，让我确信阅读口述史比阅读大多数历史作品，更依赖于对证据和形式性质的深层次假定。由于对该书所用方法不加鉴别的探讨，大多数评论家看上去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误读了《艰难时代》，因此，对该书更深层次解读的一个好方法，也许是看其历史本质而不是内容本身。在此，我想借《艰难时代》一书证明，口述史性质的观念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和思考，口述史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而读者需要提出什么问题。较之将口述史视为直接经历的观点，这种看法更容易产生一种对文化历程更具批判的分析性观点，而我想说的是，这两种观点恰巧是截然不同的。 到目前为止，上述讨论可归结为一条并不矛盾的简单事实：口述史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与趣味性使得人们很难严肃地对待它。我的意思是，那些对历史、文化以及政治感兴趣的人们，对最近口述史作品的回应过于直观，以至于他们无法停下来站在某种超越了表象但却更值得探索的层面上，思考一下口述史到底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口述史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者有些受限于自身传统的方法论。 用准正式的术语表述，美国口述史的成型始于哥伦比亚大学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的研究项目。此项目重点关注了政治与外交史，主要作品是大人物在去世之前所做的“询问报告”。所以，其性质明显地带有档案性、信息性和精英性。近期以来，内文斯的研究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口述历史的兴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该兴趣处于一种被动的反应性状态。评论家们认为，对大人物的关注缘于传统上人们对强势群体的偏向。他们呼吁历史应该“自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从而使人们将目光很快地转移到口述史研究上来，这一转移似乎与人们希望对以精英为重点的偏见性观点有所超越的目标相符合。然而，自下而上的方法似乎普遍允许人们可以对口述史持有不同看法，例如，将较为个性、独特的行为视为共有的经历等，而这些看法还没有形成关于口述史的独特性质与作用的真正清晰的概念。就口述史所产生的上述影响而言，它已经开始作用于传统民间社会，集中表现为口述传统成为历史思考及传承的一种独特方式。但在西方社会中，文化对于文字、交流以及自我意识的渗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产生了诸多有争议的关于口述传统应用的看法，相对于史学著作中的传统关注点而言，口述史并没有太多的超越。 相应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够谨慎地对口述史随意加以判断，认为它是如下两件事情中的一个，或者二者都是。首先，口述史为历史信息和观点提供了资源，通过传统的方式，口述史被运用在历史归类及叙述的公式化阐述中。就这种意义而言，口述的方法，以及对未明事物的兴趣，把历史的目光投射到重要的，然而却被严重忽略，甚或先前未知的角落。但它们对于历史解读的目标与性质，仍然保持了较为传统的看法。第二，口述史自身可被理解为历史解读的另一种办法，它避开了所有与精英随影同行的事物，以及语境的拘束。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直接与过去交流的方法，这一方法使我们对直接经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因此，主流观点可以简明的理解为“更多历史”（more history），或者就某种意义而言意味着“没有历史”（no history）。将这一认知与其他领域内的特别状态联系起来，是有一定风险的：如阿兰·奈文斯（Allan Nevins）与顿·林德（Staughton Lynd），对口述史在提供信息和史料的用途上持有相同看法，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保守的记者在采用“纯粹经验”（pure experience）的立场上和激进的记者是一样的，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为更容易赞同这个观点，以此从历史中解密和复原人物的经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更多”或“没有”历史似乎代表了人们对口述史基本观念的两极不同认识。由此看来，口述史研究还未得到清晰界定，仍处于模糊状态。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希望回到《艰难时代》本身，因为不管评论界如何青睐，我认为该书向人们展现了超越之前诸种口述史观念的认知，同时它还勾勒出一种发现口述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方式。 史特斯·特凯尔在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这点：“这不是一本记载严格史实与精确数据的史学著作，它是一部记忆之书（memory book）”。在序言中，作者对于该主题的思考更为个人化，他谈到：这部著作“既是关于一段时间，又是关于一个时代的”，“过去时代的英雄和恶霸都老了，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有的人仍充满活力，有的却相当衰老疲惫，而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在引言部分，作者引用了斯坦贝克（Steinbeck）的乔德爸爸（Pa Joad）的话：“他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虚构”。在谈及《艰难时代》的人物时，特凯尔还说：“他们的记忆就是他们真实的历史”。因此，从一开始，特凯尔就将这本书与以往所有的口述史著作区分开来。我们去寻找的是信息还是一种“真实”的纯粹感觉，本书内容中个人形式的强烈主观性以及30年的时间跨度，使得这些采访因人们的过于苛求而无法成为合格的访谈。 但很显然，特凯尔并不是在道歉，恰恰相反，他认为这些正是本书的优点和独到之处，因为这使得读者看到的是被访者实际表现的一面，而不是他们所无法声称的一面。就此而言，记忆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历史的，个体的还是代际的——都应被推到舞台中央，作为口述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口述史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对于出现的问题加以思考，这一思考强调了其间的过程与变化：经历在转变为记忆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在转变为历史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当经历高度共享的时代慢慢退却成为历史的时候，记忆与历史代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在有关文化与个人历时性互动地思考中是最为根本的，而口述史正是能够洞悉这些问题的特殊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方式。 说明此事最好的方法是向读者表明，该书中记载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同时为了研究经历、记忆以及历史行为如何在长时段内对个人生活产生影响，该书还采用了很多不同的采访方式。简单的说，对年轻人的访谈，向人们展现了可能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极端：在这里，大萧条所表现的形式是纯粹而抽象的记忆，带有轻率的主观性和选择性。对克里斯多佛·拉什（Christopher Lash）的采访又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以专业历史研究的抽象口吻叙述事件，以平静的自信和冷漠的态度广泛深入地归纳总结这段痛苦的经历。纯粹的记忆带有种种缺陷，纯粹的历史也含有各种局限性。其他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处于二者之间，需要在阅读中细心的甄别。 最后，我想提出三个有助于探索访谈复杂性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在谈话？他/她谈论了什么样的话题？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表述谈话内容？通过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得知人们是如何将过去的经验和现在联系在一起并整合成一体的，它就像在两极之间划分区域的中轴线。 谁在谈话？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首先会直觉性地对访谈者的社会阶层或地位产生敏感，尤其是当我们的兴趣集中于口述史由下而上的研究能力时，更是如此。但较之而言，访谈者在历史中的活动方式，实际上更为重要，这种方式与本书所讨论的长时段经历有关。特凯尔的部分访谈者在谈及私人生活和传闻轶事时，体现在历史中更多的是他们的共性而非个性。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人则更像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主观意念无论对公众还是对个人的自我意识都具有重要影响。大体上讲，这种覆盖了从个体到大众的经历和主观感受与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和掌握的权力是相当的，但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一些有钱人生活的非常私密而自然；那些劳动组织者、工人以及杰出的复兴运动倡导者，他们大部分的经历都根植于社会大众层面而非自己的个体之中。 谈论的话题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被采访者在真实经历中处理问题的方式，将被采访者的回应粗略分成：远距离观察到的事物以及大众化的公共事件。访谈内容既有对个人趣闻轶事的详细描述，也有对公共事件的泛泛而谈，它们反映出了口述特殊性与普遍性更为宽泛而复杂的范围。人们的言谈让我们注意到，不能够通过谈话者的社会属性来对其进行分类。比如，有时候具有权势的政治家会很愿意聊起风趣的个人轶事，就如同缺乏文化的普通工人会直率地总结“该事物如何如何”一样，反之亦然。作者与两位精神病专家的谈话，展示出在这种意义上，两位受访者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回应方式。其中一位回溯了过去，述说了自己的经历、各种问题、专业活动，以及通过工作所总结出的个人前景。而另一位则谈论了他在面对病人时所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并归纳了它们的意义。这是口述史“证据”创造出来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证，它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证明与领会，但二者均有助于我们了解大萧条中的人们以及这个时期。 人们谈论了什么内容？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难把握，但也最为关键的问题，它与被访者的陈述方式有关。人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距离之下、以什么方式、为了什么原因、用什么形式来总结、说明、阐述自己的经历？访谈个体采用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类型去有效的陈述自己的经验观点，并让人易于理解？历史表述就是历史信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会出现将纯粹的回忆与下意识的演绎推理杂糅交错在一起的情况，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这些问题听起来非常抽象，但正是它们与其它诸多问题一起构成了特凯尔“记忆之书”的核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该书巨大魅力的来源。人们试图在各个时间点、用各种方式了解生活的意义，口述史通过展示个体的这些努力以及个人的发展过程，揭示出融合在一起的模式与选择，并开始定义共性文化中不断强化和遮掩的部分，也由此鼓励我们领会人们的过往经历。 以上三个问题所体现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该书的实质性内容，特凯尔在书中也阐明了部分观点。（我们还需要提到的是，那些对该书系统而复杂的研究方法缺乏敏感度的批评者，显然对书中的行文线索毫无兴趣。）尽管大萧条具有这种系统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当然，该书也因此而更为精准——然而，人们总倾向于用分散、疏离的眼光看待问题。人们失败时所感受到的羞耻，不可避免的困扰着他们，在很多方面使他们产生无法控制的不安全感——而所有这些，都被反复描述为个体最显著的反应。换言之，这种反应可以被理解成直觉的集合，或以个人特有行为形式出现的历史经历，伴随着心理的创伤、凋零的回忆以及被摧毁的责任感。那些致力于考察基本体制性变化的学者们，对大萧条危机并未招致更多针对美国资本主义和文化的集中批评的现象感到非常疑惑，如果他们能深入分析这些访谈证言的内核，他们将会发现比我所知的任何资料都要丰富的证据。通过考察人们将历史转换为自传式的记忆、将全貌转变为个案，我们看到人们如何尽力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更深层次的合理性，如何延续大萧条带给他们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判断。 与此同时，访谈还显现这些动力保留了人们与其长时段历史相伴的生活方式的核心。从危机中总结的越深刻——这种总结是人们的直接反应，而不是回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以各种传奇方式呈现出过往经历的趋势就越明显。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联系从来不是天衣无缝的，记忆不仅仅是历史的表达，还依然会是二者差距的制造者。与年轻人的访谈，最为直接的体现了这一特点，因为年轻人对大萧条的模糊意识，大部分都源于他们父母的记忆遗忘或只字不提。在这里，有比记忆消退更重要的问题。正如很多年轻人所说，也正如很多访谈所确证的那样，社会现状对历史的传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就像上文提到的时代氛围影响了记者的言论观点那样。当代社会的压力和敏感性，促使人们以一种选择性、保护性，尤其是说教性的方式去审视自己的记忆。这些记忆，有时候是生活之痛的感人颂赞；有时候又是被人们称为“代际交锋”（the shootout at generation gap）的孤注一掷的武器。但是，无论它们的基调怎样，无论在传统话语下它们作为历史有着怎样的局限性，这些被视为文化读本的回忆，对揭示历史的记忆模式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在这种意义下，当代语境成为记忆结构的后防性攻击，记忆有效性需求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促使它们对理解原生经历的影响发生逆转。失败迫使人们将普遍性经历缩小到个人层面，而由此产生的强烈痛苦，则让他们避免了更为深远、更为根本的历史事实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生存的本能又似乎鼓励人们将个人的、自传性的总结上升到历史层面，并立即成为确认自我存在的信息以及文化有效性遗产，传承给下一代。正因为如此，“真实的”历史在成为特凯尔的录音磁带之前，就已经遭遇到时间及人们随后经历的双重筛选，而诸多的文化矛盾也由此得到双重掩饰。 评论文章对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进行访谈，从而洞察文化与历史的进程所提出的各种建议，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寻找诸多疑问所处层面的中心，从而理解口述历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在自我意识发展的当今社会，显得更为关键。与上文所谈论的“更多历史”或“没有历史”不同，这种方式为人们洞悉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深刻历史本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路径。通过探究经历、记忆和历史如何融合，并被承载着自身历史文化的人们所接纳，口述史开启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前景；它鼓励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于文化模式之外，以便审视他们自己的工作。因此，这就允许我们以一种无法在历史内部进行的方式，去追溯意识与文化难以捉摸的脉搏。而这，我认为，正是本文开头提出的对《艰难时代》不同解读的核心所在。 为了发展这一重要的前景，在口述史层面上寻找意义，就是证明回忆性传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自己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仅仅是间接而含蓄的。也许现代历史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对新方法论的迷恋。这使得那些令人兴奋地新的证据形式，似乎无需证明，就已经具备了显而易见的明确意义。然而，实际上，在大部分领域内进行的更为仔细的工作，迅速显示出诸多被提出的疑问决不是显而易见的，材料的使用也绝非不证自明，所得出的结论也未必具备必要的意义。事实上，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家所带来的洞察力和提出的疑问。对口述史研究来说，这一点也才刚刚开始被人们所认识。虽然，将历史证言视为历史本身是如此的诱人，而且这种趋势也得到了那些自认为是学者的所谓学者的强化，但实际上，口述史文献带给人们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此而言，《艰难时代》正是一个例证，所有的访谈对于历史性记忆本身所具有的选择性、综合性、概括性本质的体现，几乎都完全一致。这种能力的使用决不局限于历史学家的研究，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们所有的人在梳理自己的经历，理解自身生命意义的时候，它都是我们使用的方式的核心。似乎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了译解记忆的意义，将相同的思考及概括能力运用到口述史文献上时，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感到不适。 [1] 1970年5月，肯特州立大学学生组织游行，抗议美国参与越战并入侵柬埔寨。国民警卫队员向抗议学生开枪，酿成血案。——译者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