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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史学界关于文献、图书特别是印刷书的社会、文化研究——“书籍史”——逐渐兴盛，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近二十年来，以“书籍史”的方法视角对中国古代文献图书史进行研究，也成为海外汉学的热点之一。中国本土学术界对此一直予以密切，并在近十年以来渐次展开此一新领域的探讨，但相关研究始终不能超越中国学术固有传统的文献研究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史”研究如文献史、书史、出版史、印刷史、藏书史的层面，“书籍史”的新观念并未得到明确，“文献”、“书籍”、“出版”、“印刷”等概念的内涵始终未能得到统一，“文献史”、“出版史”、“书籍史”、“书籍文化”、“出版文化”等领域之间的精确的界线至今晦涩不明，真正意义上的以社会、文化视角为主导的“书籍史”研究仍然相对沉寂，与传统文献史、图书史、印刷出版史等领域研究的持续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 某种学术状况的存在不一定是合理的，但一定是具有自身内在原因的。由此我们必然要思考的是：本土学术中这种自成系统的文献、图书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内在理路”及其强大惯性，从而使新方法、新视角的引入发生某种观念上的歧异和实践中的困惑？或者，中国学术在借鉴西方书籍史观照视野的过程中，是否未能充分反思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献、书籍——的客观属性，以至于没有提出适合于这种对象属性的新问题？ 显然，对上述现象及内在原因的认真思考首先在于梳理中国自有的传统，并由此回到我们的对象本身中，去发现其所以区别于他物的自性。它将不仅有助于借鉴新的方法，加深对既有问题的思考，而且能够促使我们开辟真正富有意义的问题领域，最终获得卓有成效的研究结果。 一、传统文献研究的属性与“文献史”研究 中国是文献昌盛的国度，这缘于其崇尚经验的农业文化传统、文字和书面语的早熟以及载籍技术的不断进步。文献是精神成果的书写和物质化集成，所以文献发达与中国文明的发展延续，二位一体，不可分割。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意识到文献的重要性，始终予以高度关注。这种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视文献为知识、思想、学术的代名词，文献的进化历程，即是知识、思想、学术的发展过程；整理文献即整理学术，研究文献即研究学术。二是以文献既为思想知识及学术的载体，欲对其内容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对载体本身予以考证，以奠定内容研究的学理基础。 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经典形成以后一以贯之的阐释传统。这种阐释在清乾嘉以后尤其生发成为一种反思视角，即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核心，如余英时指出的，是“厘清古今的源流，进而探文史的义例，最后由文史以明‘道’。”毫无疑问，它属于一种逐渐发展完善的中国学术独有的研究方法和观照视角，具有内在合理性。 第二个方面即清以降所谓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今谓文献学或校雠学)。尽管不可避免地以文献历史描述为基础，同时也必然涉及文献的内容，但文献学或校雠学在根本上仍属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目录学之实质，无论是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目实践，还是郑樵、祁承㸁、姚振宗的目录条例归纳，总体上约略等同于西方近现代学术所形成的historical bibliography、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及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的综合。而版本学的核心意义是揭示版本源流，版本源流的考察建立在版本实证的基础之上，客观目的仍是为学术研究服务。文本校勘则旨在解决文献文本长期流传以后所产生的文字讹误，力求恢复原始的文本，亦属于学术研究的前提性工作。 同样，在西方学术系统中，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原本亦属于狭义文献学或图书馆学范围，与书志学或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 、文本校勘( Textual Criticism)并列。这种文献学以历史描述性目录、善本鉴定为内容的书志学为基础，旨在为“文本校勘”提供实证依据。总之，在中西学术中，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考证都是各种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文献学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无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视角还是中西文献学目录描述、版本谱系和文本校勘的基础实证，都是就事论事，并不将文献作为一种整体观照对象。将古代文献本身视为客观历史现象而加以考察，我们姑且称之为“文献史”，与上述两种关注有所不同，属于近现代兴起的新史学研究。 当然，如果推本原始，这种研究在中国渊源亦早。刘向歆父子主持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不仅意味着对文献本身研究的文献学的发端，也标志着对文献发展史整体观照的滥觞。班固《汉书》取《七略》“以备篇籍”，开创出文献是历史组成部分的史学观念，也可以说就是文献史的真正起步。此后政府及私人藏书、校书，往往编有目录；隋唐以降的历代正史，均以经籍、艺文志纪存文献，传统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宋以后学术发展，学者的个案研究特别是清乾嘉时期兴起的主张考镜文献以明学术源流的文献观照视野，均既重文献校雠，亦重文献历史。在郑樵《通志》艺文、校雠略、胡应麟《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著作中，文献总体的发展历程，始终是立论的背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的例子：章氏具体的修史实践，表现在他对地方志编纂的体例探讨上，与戴震惟重地理沿革不同，十分强调对一方文献发展的记录，“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在章学诚看来，文献的历史可以取代行政沿革而成为地方史的重要内容。此是对历代正史皆重文献记录的进一步发展，将文献史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 尽管如此，古代的文献史观念仍然是不自觉的。中古以后的“史志目录”主要是以档案材料(国家藏书目录) 的编集为主要形式，它与各种整理性、考辨性的目录在总体上的做法基本相似。辑录体《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大小序、提要俱全的《四库全书总目》集目录编纂之大成，或“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或“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酎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所以，即使在这些目录中存在宏观性的历时总结，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文献所承载的内容而不是文献本身作为历史考察的对象。简而论之，这种研究或者是一种学术史，或者仍从属于文献学。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史研究应该是从二十世纪才真正开始。文献史并没有专门的名义，而常常以“书史”、“图书史”冠称，并以印刷史、出版史为主要内容。每一种文献专门史研究又生发出各种分支。其中出版史中有偏重于传统文献的“编纂史”，有“藏书（典藏）史”( 包括“图书馆史”) 、“散亡史”等。晚近出土文献日多，以至于还有关注于早期简帛图书的各种专论及简史。另外，新史学专门史的出现导致各种分科学术史的产生，因此文献学也产生了文献学史，其各个分支如目录、校勘、版本、辑佚、辨伪之学，均各有史。 在根源上，“文献史”是文献的重要意义以及重视经验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扩展。中国学术是一种经典阐释之学，无论是通过文字训诂、史地考证还是文献校雠，不外以明古代圣贤之“道”为旨归。中国古典传统不仅范围广大、历时弥久，而且五千年的历史构成一个整体，不像西方文化中的“希腊—罗马”表现出明显的“古典阶段”，而它的一切都承载于丰厚的文献之中。因此，尽管在西学冲击和政治干预下遭受了某种损害，但对文献本身的重视一直是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 就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变的客观过程而言，“文献史”又是二十世纪新史学所主张的各种专门史的开拓结果。中西史学本来传统迥异，但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史学却首当其冲，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以科学主义和唯物史观为主流，而这种史学观念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对专门史的强调。 这种文献史如果采取广义的范围和宏观的视野，当然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社会与文化的内容。以当代学者所倡导的“出版史”为例： 其研究领域既有专业系统性，又有综合系统性。其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出版活动内部诸方面的联系；其二是出版事业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联系。具体地说，研究并叙述出版事业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记述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在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方面的业绩，记述各类型重要典籍编纂出版的过程，揭示编辑出版在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揭示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是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因此举凡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著名出版家的业绩、图书的编纂著述、整理校勘、抄写印刷、装帧设计、形式制度、贸易发行、典藏保护、流通利用以及各朝代的编纂刻书机构、组织管理、法规制度、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经验教训等，都是出版史的研究内容。（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前言） 表面看来，这种研究具有将出版史、图书史的研究“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联系”的初衷，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编辑的萌芽、出版业的形成、抄写印刷、贸易发行、流通利用等，以及主要研究方法如经济考察与计量统计等，亦和当初开辟“书籍史”的年鉴史学取径有相同之处。但就实际情况看，此一文献史研究仅仅关注文献或图书的外在发展和物质形态演进的历程，它仍导源于近代史学的“专门史”扩展，而非形成于当代文化史观念的变革。“专门史”的内在要求是尽量集中于各种历史事相的专门化描述，而不是进行意义的阐发，因此当它越来越集中于专题性的历史描述时，局限性就必然凸显出来。这种天生缺陷使此类研究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视野。 与此类似，西方传统文献史或书史的主导倾向同样是关于文献或书籍的“物质性”的历史描述，如书籍的制作生成，载体的历史进程，版本和异文状况等等。尽管在传统文献史研究中也早已出现了关注“书”作为文化符号的历史亦即书的内容意义、传播、接受与评价、历史地位等等的倾向，但在主观上仍然是不自觉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文献历史描述的补充而存在的。 对文献特别是更加社会化的“书籍”予以更高层面的文化审视，是文化人类学所带来的“文化转向”思潮的大背景下，年鉴史学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新文化史”兴起，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史学观念进步变革以后的结果。毋庸讳言，尽管进化论人类学很早就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的响应而导致“文化”思潮的出现，但由于本土语境的作用和政治的影响，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并未与西方实现同步的转向。而近几十年来，史学观念虽然已有重大突破，但以线性时间为原则、以原始史料的科学实证分析为根本手段、重在进行历史描述、填补历史空白的传统史学仍然具有强大的存在的合理性，并未以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和后现代发展而消减。更重要的是，由于“文献校雠之学”作为中国学术的内在方法，与中国史学传统和科学主义史学观甚相契合，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促使文献史及其种种专门史始终保持一贯的趋势。 二、“书籍史”的核心意义与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 近代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特别是年鉴史学提倡社会、文化观照视野以后，开始出现以“社会”、“经济”、“文化”取代传统历史编纂学叙事关注的倾向。“新文化史”兴起后，各种文化现象诸如政治、知识思想、语言、性别、科学技术、物质、日常生活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献”特别是印刷书籍更加成为一项重要的反思对象。书籍史研究的开创著作公推法国年鉴派史学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 及马丁(Henri-Jean Martin) 所著《印刷书的诞生》(1958年出版) ，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书籍印刷史本身，而是从宏观的角度试图解答印刷术的发明对整个欧洲历史究竟造成什么影响这一意义深远的问题。 《印刷书的诞生》开辟了此后各种书籍史如印刷品使用史、出版文化史、阅读实践史、写作文化史之先河。此后各种研究不断从多方面进行拓展，如唐·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 率先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书籍“形式”的社会意义，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 明确指出印刷在欧洲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广义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明显，诸如图书阅读史、图书接受传播史、图书商品贸易史特别是图书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代表作如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a ) ，以十八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出版过程及流通的角度，探讨了图书出版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历史。 罗伯特·达恩顿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书的历史”的重要价值，将书籍的传播过程，视为理解思想、社会以及历史的最佳途径及策略。罗伯特·达恩顿认为，由法国历史学家开创的“书籍史”不同于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版本学意义上的“图书史”，而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史观照。最近几十年，西方“书籍史”研究发展很快，在理论、方法及实践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新的建树。 在此观念背景下，海外汉学研究者借鉴书籍史的方法思路进行了中国书籍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尝试，在他们看来，以往的中国“文献史”研究很少探索书籍的“文化”和印刷出版的“社会史”内容，亦即“印刷技术和出版结构影响印本书文化的方式；书籍作为商品、知识源泉、行业秘诀指导、娱乐、艺术品对知识生活、社会互动、文人交流、文化、政治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宗教信仰的作用”等等。新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就是要突破传统“文献校雠”思路和旧有的文献史及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层面，进行上述诸方面的探讨。近二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已颇为可观。这种观念和具体研究本身并无问题，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 它们完全来自于一种移植，而且是其借鉴之原——西方“书籍史”——的根本问题意识的直接产物。这一事实决定了西方汉学关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贡献和局限。 西方“书籍史”的核心意义首先在于其独特的“问题”。费夫贺在《印刷书的诞生》序言中就开宗明义的指出，其书“无意编纂或重写一部印刷史”，所以“并不会冗长地解释印刷术的发明，也不会重复一些老生常谈，讨论某个国家在印刷领域的领先地位、某位印刷大师如何比其他同业更形重要、某人在印刷的出现上应居何功，或是最早的印刷品由来为何。”费夫贺所意图表达的是，欧洲印刷术的滥觞“不仅早过地理大发现，也早过地动说的提出”，在当时林林总总的根本变化里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并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的推手。《印刷书的诞生》的目的，就是证明“印刷书乃是娴熟寰宇知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作者的一段目的性陈述非常重要： (印刷书) 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它对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将某人研究的成果，直接传递予另一位研究者，并以省时、方便，既不费力也不昂贵的方式，将所有领域中最卓绝的创造精神，恒久地融于一炉；……透过知识的汇聚，书籍仿佛为前述理念带来新生，为其注入无可匹敌的力量与活力。这些新理念不仅获致一以贯之的新轴心，并基于同样理由，得到改革与倡导的强大能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新的概念传遍了全世界每一个语言不致造成隔阂的角落。书籍创造出思想的新习惯；这些习惯不独存在于博览群经者的小圈圈里，更远远地向外延伸，扩及每一个懂得思考的有智之士。 而当代“书籍史”的重要实践者之一，《启蒙运动的生意》作者罗伯特·达恩顿则将研究的出发点直接定在了“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从而探寻这种力量是如何发生作用并具有怎样的意义。毫无疑问，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书籍史绝不仅是换个角度来看书的历史，也不仅是将描述性文献史、文献学( 目录学、书志学、版本学)、文本校勘、思想研究、文学和美学研究等等学科融为一体来扩展对书的研究。诚然，“书籍史”的观照视野确实跳出了旧有束缚，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审视，本身就带整体的、综合的、比较的特色，并仍然需要依托文献学、目录学、文献史的成果处理书籍整体生产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历史事实，但它的根本特性仍不在上述方面。 “书籍史”的本质内涵与“书籍”这种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社会的现象的独特自性紧密相关，因为书籍记录、传播思想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其作为思想知识物质载体的客观事物，编纂、生产、复制、流传、接受等等又呈现出无比的复杂性，这种重要性和复杂性中便蕴藏着无穷的意义，而“书籍史”正是要探寻这种意义，并具体到这种意义的历史的和文化、社会的不同面貌。一言以蔽之，作为一种“新文化史”的实践，它的目的就是通过围绕“书”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探求和了解前人对“生活的意义”——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 “书籍史”的这一出发点必然导致两个倾向：第一是它着重探讨的是印刷书籍。因为就西方的历史来看，正是印刷术——这一近代文明之母的发明，从而使书籍才具有了真正的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事实也正是如此，西方“书籍史”已不必论，罗伯特·达恩顿直接将研究重点规定为谷腾堡发明活版印刷以后的阶段；当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关注中国书籍史时，也似乎首先确定了一个概念前提，即所谓“书”(Book)只是印本，将宋以前的文献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同时，又着重关注晚明和近代阶段。这当然有其内在合理性，因为虽然宋代出现了广泛的雕版印刷，但直至晚明才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商业化出版，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贾晋珠《为利而印：十一至十七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化出版者》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品之一。晚清至二十世纪初叶的近代中国，西方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以及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又导致产生某种出版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芮哲非《谷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业的资本主义(1876－1931)》则是此类研究的典型。 “书籍史”问题意识所导致的第二个倾向是力求拓展书籍的“社会视角”，亦即着重书籍的社会性意义，并以此作为阐释的中心。罗伯特·达恩顿研究《百科全书》这样一本书的“历史”，直接关注的是： 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 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 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问题可以层出不穷，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 基于此一对象认识，罗伯特·达恩顿特别强调“交流循环”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谓“交流循环”，旨在强调书籍“编纂—生产—流通”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及其相关行为的重要性，通过这些重要的书籍的社会因素，揭示其如何发挥它们的历史“力量”。罗伯特·达恩顿的观念无疑是富于洞察力的，特别是就西方“启蒙时代”前后而言，书籍编纂、生产、流通已经成为一般社会的显著现象。由此，西方书籍史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如对投资的研究，对不同地区书籍销售情况的研究，对排字工及其社会地位的研究，对国家或王朝出版政策、出版管理的研究，对行业的研究，对出版宣传的研究，对作家、赞助人及公众的研究，对阅读与接受的研究等。 崭新的问题意识决定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但它必然也会决定了某种局限性，尤其是当此一核心问题引入中国书籍史研究中，对象的不同就造就了局限性的更加凸显。就第一个倾向论，首先，中国文献历史悠久，即以社会化、流通化的书本或书籍——无论怎样苛刻的标准——而言，其产生时代至少也在春秋末期；作书鬻卖，绝非镂版而后可，简册和卷轴时代已经有相当广泛的书籍流通。书写文献和社会化的书籍，远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不仅对思想文化发生影响，而且无时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在型塑整体中华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中国印本书籍的历史表现也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正如海外书籍史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中国印本与写本的比重直到明末才有所变化，而即使是明末以后，钞写仍然是书籍获取的重要途径。写本在印刷术诞生发展以后虽然已不是书籍出版和社会流通的主体，但一直是文人阶层分享知识的主角之一。 再次，印刷书籍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固然是存在的，但并未导致革命性的变化亦即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印刷出版在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作用，诸如扩大知识团体的规模、提升民智、促进社会阶层的转化等，程度不仅有限，而且与西方印刷术所推动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政治变革和宗教改革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印刷书生产促进社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恰如芮哲非《谷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业的资本主义(1876－1931)》的立论基点，是晚清以降才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西方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他们感到不解的事实：识字率并未因为印刷物的普及而得到实质性的提高；通俗白话也并不比浅显文言更容易被一般文化程度的人接受。这些事实正与上述情形相表里。 最后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古代中国的商业化力量始终是有限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或许也根本没有真正出现过。晚明以后的所谓“晚期中华帝国”与此前的古典时期相比较，质的方面并无变化。书籍生产也是如此，古代社会的书籍生产和明清时代的印刷商业，与近代印刷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钱存训指出的：“印刷在西方社会中，主要是一种营利事业，跟随工业革命而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体。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主要功能并非谋利，却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刻书对知识的传播和文化保存，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所谓‘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美谈。’尊重古代典籍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显然，资本主义的缺席，是早于欧洲近 500 年产生的中国印刷术不能取得重大的、革命性的影响的根本原因。 另外，明清时代民俗文化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的式微。印刷术和书业商业化或许促进了大、小传统的融合，但绝未消除它们泾渭分明的界线。相反，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方言的歧异，加之文字和书面语的难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民众仍然目不识丁或无法阅读，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士人乡绅为主导。识字读书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但无法改变社会的性质。同时，明中期以后民俗书籍的商业化生产固然汹涌澎湃，但至少在“权力话语”中仍然敌不过精英文献的庞大力量，并始终为其所排斥。“地域性”方面亦相类似：古代中国的地域性文献比如方言文献始终未能成为某种“力量”，“地方性知识”的发展积淀主要赖于口述传统而不是书面传统。 总之，海外研究将“书”局限于印本，或将“明清书籍史”与古代书籍史截然分开，并主要以印刷术以后的书籍为对象，忽略写本时代特别是经典发生时代的探讨，那么，对书籍作为历史中的一种力量的理解，至少就是不全面的。从另外一个意义层面论，商业化书籍和精英文献这两种力量，至少是发挥着同等的“知识力量”的作用，我们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端。如果特别重视明清时代的商业化书籍史研究，而对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的精英文献的编纂和非商业化出版关注不够，当然也就无法正确理解文献书籍对于整个古代中国的意义。 就第二个倾向而言，由于中西文献书籍史的状况和社会特性的差异，如果单纯地移植问题，必然也会发生某种阐释“错位”。正如西方书籍史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罗伯特·达恩顿模型的某些部分不适合于研究印刷发明前的手抄本文化，但即使是将“交流循环”置之于中国的印刷书语境中，也会发现多样化的复杂情形：一方面，“交流循环”不仅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以及像“四堡”这样一个文化并不十分发达的偏远地区中存在，即使是在士人的非商业化的出版活动中，也是同样存在的。尽管在士人出版的“交流循环”中少了书商( 批发商) 和专门的运输商等，但编者、收藏者、编纂者、刊刻者和抄写者、读者之间存在着丰富的行为参与。 另一方面，士人刻书、藏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化出版中的“交流循环”，深层内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士人围绕着书籍而展开的编纂、钞写、刊刻并不旨在商业利润，而是意在实现知识分享。因此士人私刻的绝大部分书籍是传统经典、知识著作和典雅文学作品，而商业化坊刻则基本都是通俗书籍( 以小说为主) 或实用书籍(以科举用书为最) ，二者“交流循环”的主体也有着显著分野。 在中国古代社会，文献书籍在士人阶层中的“交流循环”，始终发挥着其影响精英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就晚期阶段明、清而言，明代的士人钞书、刻书或许仍偏重于对宋本的保护、复制和对古代文献的继承、重编，尚不是有意识的对古典的“复兴”。明清易代后，儒者痛改蹈空之弊，转而愈重经世致用(开物之功) ，遂更加强调知识、思想的书写并形成文献“须有利于天下”( 立言之用) ，如顾炎武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 这同样也被视为精英文化关于文献生产与整理的标准。 在这种意识下，清代学术遂极其重视文献，士人编刊“有益于天下”的文献书籍不遗余力，而这些文献书籍的出版、流布、阅读，对学术和政治话语的影响极其巨大。如果过分注意小传统社会的书籍“流通循环”而忽略了士人阶层的文献整理与编刻、传播，那么显然会导致我们对儒家思想及其构成的政治、道德话语权力的缺乏深入探寻。即使是就明清印刷书籍史而言，同样无助于其社会文化意义阐释的根本目标——出版印刷如何影响知识系统的形成和传播、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认同以及政治和帝国系统的运作——的达成。 另外，罗伯特·达恩顿的模型也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 和尼科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 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生命的—目录学的”(bio-bibliographical) 维度，即以书的生命过程( 出版、制作、发行、接受、流传) 及其影响层面(思想影响、政治、法律和宗教影响、商业压力、社会行为与趣味倾向)的“运行系统”代替书与参与者的“交流循环”，从而将问题中心完全翻转。 托马斯·亚当斯和尼科拉斯·巴克的模式更加倾向于关注书籍本身，显然更加适合整体的中国古代文献书籍史的对象内涵，但前提是必须对中国书独特的“生命过程”和中国文化独特的“影响层面”及其互动关系有深刻的把握。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正是部分借鉴了这种新的维度，才有意探求“书籍与士人文化”这一原本在“交流循环”研究中所不可能涉及的问题。周启荣(Kai-Wing Chow) 则借鉴“副文本”理论分析了书籍评注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研究了明清印刷书与“公共权威”（Public Authority) 、“士阶层文学批评”( LiteraryCritics) 和“组织化群体的权力”( Organizational Power) 的互动影响。不过，类似探讨并不十分成功，根本原因正在于其研究尚未充分具备上述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西方研究者在中国书籍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印刷的技术高低及其作用程度、阅读人口比例、语言、教育和阅读传统的实质内涵、政府主导程度上之所以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原因同样在此。 回到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上来。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本土学术界“书籍社会文化史”相对沉寂的真正原因，或正在于对秉承欧美书籍史的根本问题意识而研究中国书籍史的犹豫，以及对中国文献书籍史的真正问题究竟何在的困惑。 三、中国文献书籍史的问题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 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通过对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的内在理路和海外汉学“书籍史”研究的移植性缺陷这两个方面的探讨，我们显然已经得到了某种答案。一言以蔽之可曰：西方的问题是——谷腾堡革命以后的书籍生产交流如何推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等并导致近代向现代社会的进步； 而中国的的问题则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的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 中国文献书籍史的这一根本问题，并不是否认宋以后特别是晚明印刷商业化的显著意义，而在强调明清商业化刻书在生产、流通、阅读、接受等社会意义上的“交流循环”，不能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更长时段中文献、书籍在知识思想发展、传统继承发扬等文化意义上的“主客互动”；“印本书籍”对小传统内涵扩充的推动，也无法取代“文献”对大传统的一贯型塑。同时，即使以“明清—印刷—商业化刻书”为专门对象，亦不能忽略士人阶层与文化传统的观照角度。总之，文献书籍“制作生产—流通传播—阅读接受”的社会内涵，以及文献书籍的物质文化历程，都应该只是“文献如何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一股力量”问题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是全体和唯一。 我们可以把以此为中心问题的反思姑称之为“文献文化史”。新问题的确立，逻辑地决定了“文献文化史”所必然带来的新的拓展。综合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文献”取代“书籍(书本)”，扩大对象范围，涵括从近代的“印刷书籍”一直到“惟殷先人”的“典册”的整体文献。对象的扩大相应地导致时段的扩展，从而使整个中国文明时代的文献历史以一种“长时段”进入反思的视野。 对象的扩大是中国文献的对象属性决定的。从最早的占卜纪录、金石文书到简册书、卷帛书、纸本书再到印刷书，古代中国每一种文献“形式”都发挥了文献的作用、体现了文献的意义，而且其作用和意义并不因为技术、范围、规模有别而呈现出高、低之分。比如书写载体进步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和数学发展也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时的简牍书册使得汉字语言进入数学，引发了中国数学的高潮；而唐宋之际纸张使用的繁盛使得筭筹语言引入数学，也同样促成了另一个数学高潮；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册页书籍制度，则使秦九韶《数学九章》运用连线的筭图得以印刷出版；这三个影响来自于不同的载体技术，但其意义并不存在大、小之别。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刷术的出现使书本相对易得，导致士人的阅读、记忆、理解等方面都发生微妙的改变，从而也间接使文学创作出现某种变化，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判分文献影响文学的意义价值存在高低。由此，“长时段”的审视不仅是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史研究的传统原则，更是文献文化史的必由之径。那种将两宋、明代中期、清代鼎盛时期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印刷时期视为四个“关键阶段”的观念，来自于西方书籍史“印刷—社会”的问题意识，并不符合整体中国文献书籍历史的客观自性。 第二，在“书籍”的社会性内涵之外，更加关注中国古代文献的“文化性”亦即文献与知识、思想、学术、文学、政治、权力等之间的互动，以及文献对中国传统的深层作用。在此视阈下，文献书籍不仅仅是一种人类沟通的媒介，更是一种塑造文化的手段。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是古代中国独有的，如文献发生、早熟并始终发挥强大力量的深层原因；文字、书面语、文献书籍、经典与文化共同体的互动关系；书写和文献传统与知识传统、学术传统、思想传统的确立；文献与政治；文献权力与大小传统的分野；文献传播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等。毫无疑问，它们正是中国古代文献书籍史独特内涵的反映，应该也必须成为反思的重点。 第三，推进方法的借鉴、继承与融合。海外汉学中国书籍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就是引领了中国古代文献图书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采用了丰富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不过，由于问题意识的不同，他们关于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接受等社会维度的理论思考，并不完全适合对古代文献“文化性”的反思。方法的革新只有契合于对象属性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从我们建立起符合对象属性的根本问题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必然在借鉴外来观念之外，需要继承传统方法，并实现新的融合。 传统文献校雠之学特别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反思视角，其要义在于首先厘清文献的发生、发展源流，然后据此阐发思想、学术之“道统”，本身就已经具有了以文献阐释文化、以文化观照文献的观念雏形。章学诚以后，文献史和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已成为清代学者的思考重点之一。其根本方法意识是视文献的编纂、生产、传播，与作者—钞写刊刻者—接受者、文献传达的内容和意义、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思想道统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种元素彼此互动、往复循环，共同构成一种意义系统；然后以历史实证为基础，对这些多元以及每一元的多边进行交互往复的“阐释循环”，以发明其中的丰富内涵。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经过长期实践并不断丰富完善而形成的建立在整体理解之上的多元循环阐释方法，其所以行之有效，在于它深刻地契合了研究对象——中国文化那种主客无间、天人合一的属性。 显然，对古代文献与文化进行重新的阐释，这是首先需要继承并予以发扬的。完全无视学术传统的“内在理路”而进行理论照搬，就一定不免“格义”式的弊端，无法正确理解种种本土符号、象征，从而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献书籍的意义混为一谈。 第四，突破人为限定的畛域，极大地扩充材料。以西方书籍史的核心问题移之于中国文献书籍史，学者们必然会发现：即使是就明清时代而言，在西方非常丰富的材料诸如书单、价格单、书商和出版商之间的详实通讯、行业帐簿、书展目录、图书馆订购单等，仍然并不好找，以至于很难根据原始材料构造一个图书生产、贸易、流通的综合图景。这当然是某种事实。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什么？是大量的雕版印刷业的商业记录没有保留下来，还是在当时本就不存在丰富的商业记录？相反的典型例子是：清初一位文人刻书家张潮，却有数百封为刊刻《幽梦影》、《昭代丛书》、《檀几丛书》、《虞初新志》事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保留至今(《尺牍偶存》九卷，《友声》初集五卷、后集五卷)。 事实上，明清时代非商业性的文人出版、交流的资料极其丰富。显而易见，就西方书籍史研究者所秉持的“流通循环”的社会史视野而言，材料确实有限，但其它问题则并不如此。换句话说，符合中国书籍史对象属性的问题，如文献与思想、学术、文学、政治的关系，士人阶层与文献的主客互动，并不缺乏材料。传统文献校雠之学和文献史(包括出版史、藏书史、文献学史等) 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原始证据，而尚待开拓的直接和间接材料更为浩博。近代以来，尚有地下文献不断出世，为早期文献状况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这些拓展在根本上是从“文献史”的传统继承到“书籍史”的参照借鉴、再到“文献—文化”视野构建的结果，是在深刻理解对象自性并从中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引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构成这种拓展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既可以成为一种超越西方“书籍史”的本土化尝试，又必然呈现为中国学术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历史、作用、意义自我思考的全面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