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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近代”的轮廓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加以深描，概念史方法无疑是当下需要借鉴的一种方法。十余年前，有论者对笔者倡言的中国概念史研究提出疑义，(14)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恰如当年梁启超或其他晚清士人将来自日本的“概念”曲解为“大概想念”一样，(15)尽管有不少学者如方维规(16)、陈建守(17)以及冯凯(Kai Vogelsang)(18)等先后对德国概念史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但各种误解似已蔓延，有“大概想念”重来之势。概念史研究环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和以波考克(J.G.A.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论者对概念史与观念史方法的区别似不在意，如《东亚观念史集刊》一名，这和林毓生主导的“公民社会基本观念”研究以及金观涛、刘青峰的著作的影响不无关系。(19)冯天瑜嫌“语义学”/“历史语义学”(Semantik)不够中国化，生造出“历史文化语义学”。(20)李宏图受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影响，将“剑桥学派”视为概念史研究的一脉，因而受到方维规的批评。(21)本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和概念史各有出自，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22)斯金纳批评观念史没有“真正的历史”(genuine histories)。(23)基于中国学界对概念史存在误解之问题，对概念史内涵实有必要作一番梳理。 概念史是德国的学术传统，但是，作为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史亦非一成不变，现在人们目为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8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与主编之一科塞雷克1970年代以降阐释的概念史有不小的差别。2002年科塞雷克说道：“我的概念史研究与《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这一庞大研究课题紧密相关。这部辞典30多年前(1972)开始出版，而其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阐释的，这至少对我来说成了理论上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这一共同课题，严格遵守理论设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论却在不断变化。”(24)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这一共同研究课题，必须遵守事先约定的规范；另一方面，科塞雷克自身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就是说，虽然1960年代初科塞雷克与另外两位主编布鲁内尔、孔茨(Werner Conze)确立了大辞典的编纂方针，但在漫长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并没有反映在其后出版的词条写作中。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该书是黑格尔去世后由门人整理于1838年出版的。黑格尔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原初的历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的历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学的历史”(die philosophische)。“原初的历史”仅仅描述当下所见到的、听到的事件，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反思的历史”超越自身的时代，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具有批判性的历史；“反思的历史”近乎普遍历史，但还不是哲学的历史，比如艺术、法律、宗教等，可称为“概念史”(In unserer Zeit ist diese Weis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ehr ausgebildet und hervorgehoben worden)。(25)在《历史哲学》中，“概念史”一语仅出现过一次，撰写“概念史”词条的梅尔(H.G.Meier)认为黑格尔的用法十分特别。(26)在黑格尔之前，1726年，J.G.Walch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序言中注意到“概念的历史方面”(historischer Aspekt der Begriffe)，但他对哲学概念的“历史介绍”缺乏批判性。1774年J.G.H.Feder试图重新编写哲学词典，通过对概念的“真正的内容和本源”"Aufklrung des wahren Gehaltes und Ursprungs" der Begriffe)的介绍得到更为准确的哲学概念的定义。1806年，W.T.Krug第一次提出超越概念的历史性、建立历史批判性的哲学词典的主张，“一部叙述所有哲学的概念和句子的作品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它应该按字母顺序排列，应该论述概念和句子的本源、迄今为止的发展、变化、挑战与辩护、扭曲、更正，而且它应该说明它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作者与时间”。但是，直到1879年由R.Euckens编写的《哲学术语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的出版，德语世界才有了第一部涉及语言和历史的哲学辞典。(27) 概念史成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并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开花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0年代以降，概念史在德国一枝两叶：哲学思路的概念史是将概念史当作理解当下哲学术语的背景，或者说完全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与哲学思路的概念史不同，历史学意义的概念史之目的在于理解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特性(虽然二者在人员和词条上有关联)。人们通常谈论的概念史是指后者，即科塞雷克与布鲁内尔、孔茨等主编的《历史性基础概念》，(28)这项研究起始于由孔茨发起、布鲁内尔参加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小组”。 《历史性基础概念》第1卷于1972年出版，至8卷(第9卷系目录索引)出齐，费时二十余年。这部卷轶浩繁的大辞典收录的大小概念堪称字数多寡不等的论著，远远超出了汉语“大辞典”的涵义。在第1卷，科塞雷克撰写了一篇《导论》，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化”。现下理解的概念史有将大辞典与科塞雷克的阐释混为一谈之嫌，所谓德国概念史，首先应该紧扣这部大辞典来讨论。科塞雷克拟出的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如下： (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知识的普及，所有阶层都被卷入到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论战中，但直到启蒙运动，政治词汇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仅为特定等级所有的表述方式开始越过等级界限，与此同时，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相关词义也在消失。(2)时间化(Verzeitlichung)。基础概念被赋予了所期望的特征，如共和政体(Republik)，曾是无所不包的法制(宪法)集合概念，现在成为党派概念，党派进而提出唯一合法的法制要求。当“民主制”取代“共和制”后，同样也有作为唯一合法的法制诉求。“-主义”(-ismus)构词的大量出现，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动力和指标，但这些“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涵盖阶层分化的过程。(3)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29)。概念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不能及时应对事件的变化或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复合单数词以其特有的普遍性和多义性来对应空洞化和模糊化，不同阶级根据其嗜好而选择不同用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4)政治化(Politisierung)。语言操纵技术的发达，如口号，带有理论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图对概念加以塑造或应用。(30) 科塞雷克指出，上述“四化”标准并非绝对的，不同标准常常会出现交叉。重要的是这些德语概念虽然与法语、英语的相关概念不无关系，甚至其源头可上推至古希腊语、拉丁语，但都是在德国历史语境中成长、变化的，换言之，脱离了德国/德语历史和文化，就无法理解之。所谓德国/德语的历史并非漫无边际的——尽管每一个词语都可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真正发生质的变化的是18世纪末以后，在此，科塞雷克导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马鞍时代。科塞雷克认为，在1750-1850年从启蒙时代转向近代的期间，基础概念发生了如同上述“四化”所表征的变化。发生在德语世界的现象告诉读者，对于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理解需要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情境中，同样，在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时也需要有意识地区分内涵的变迁——哪些是曾经有过的，哪些是后来叠加上去的。 在概念史大辞典出版期间，三位编者中的布鲁内尔和孔茨先后去世，科塞雷克成为第6卷以后的单独主编。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想法在变化。如果比较《历史性基础概念》词条与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论述，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难看到，如，近400页的nation词条是冗长的关于词语、文本及其含义变化的介绍，理论指向并不显明；而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则凸现出明确的理论指向，既不像布鲁内尔、孔茨拘泥于社会史，也不似传统解释学执着于概念的含义，而是追求更具涵盖性的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他显然意识到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两座大山——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剑桥学派”。在历史时间的阐释上，科塞雷克继袭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时间诠释，既不同于“剑桥学派”关注关键“时刻”(moment)人的行动，也别异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建构。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这一概念不是过去的经验所能解释的，因为它在18世纪末和“新出的进步”如双胞胎获得了新生，从此对未来的期待地平进入历史概念，所谓历史即缩短过去与未来、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31) 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科塞雷克把概念史作为一个单独的探究历史的单位而与社会史相提并论。(32)本来，概念史是从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布鲁内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土地与领邦》(Land und Herrschaft)的著作至今仍是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布鲁内尔反对19世纪以降自由主义的历史诠释——用“国家”“社会”等现代概念来理解中世纪历史，强调基于史料的概念建构，因此借用了施密特(Karl Schmitt)政治理论中法制(Verfassung)概念，从法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角度重构中世纪的历史。该书在战后再版时，布鲁内尔隐去了与施密特理论的关系，但基本想法没有变。(33)这也深深地嵌入《历史性基础概念》的词条写作的理念中：用当时的人的想法和术语撰写历史。在此之外，科塞雷克一直在思考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认为概念史关心概念(历史)中的语言与结构不同，而社会史侧重于概念得以生成和变化的背后的情景。(34) 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逐渐产生了影响。1980年代，“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席卷英美学界，历史叙述乃是由基于语言的方法和认识所决定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关注德国解释学和概念史研究的传统，海登·怀特(Hyden White)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理论家，在其主导下，科塞雷克的著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科塞雷克的著作还被译为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丹麦语、意大利语以及日语、韩国语。与此同时，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向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在欧洲，研究概念史的中心不在德国，在北欧。 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将概念史研究视为德国版的“语言学的转向”，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研究的联系。(35)但是，概念史研究所存在的局限遭致了斯金纳的发难。首先，概念史研究缺乏体系化，对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实证研究不可能漫无边际，那么边界设置在何处呢?关于一个个基础概念的研究最终要建构怎样的基于概念的历史图像?并不清晰。其次，斯金纳认为“不可能有概念本身的历史，只有争论中使用的概念的历史”。科塞雷克认为观念史中的“观念”是个“常数”，而概念史的“概念”则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群构成，由概念群固定的概念发生变化后，必会产生新的概念，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概念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态进行研究，斯金纳将以聚焦一个连续的词语进行的概念史研究视为“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36) 那么，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能成为诠释中国“近代”的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最显明的理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大量的外来词汇、术语、概念被翻译到汉语世界，这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如果离开了这些词汇、术语、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当然，也必须看到德国概念史方法在运用到中国研究上的问题点。汉语“概念史”很难与Begriffsgeschichte对接。Begriffsgeschichte由Begriff和Geschichte两部分构成，前者来自拉丁语conceptus，一如怀孕产子，指感觉和思维活动及其过程，后者来自古德语，意为事件；18世纪末Geschichte与Historie(叙述)交融后被赋予含有事件、叙述、知识等内涵的概念。比较而言，汉语“概念史”一语作为新出的翻译概念没有如此复杂的内涵。科塞雷克提出了衡量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这也不可随意套用到中国研究上。在西方概念转译为汉字概念后，中国和东亚概念的“四化”过程与德国不尽相同。“民主化”似乎可以适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为在明治以前的封建制下有受教育资格的是武士阶层，但作为“文明开化”一部分的翻译概念不可能由哪个特定阶层垄断，在义务教育体制下，人人皆可接受和使用新概念。同样，中国也不存在概念的“民主化”这一过程，我们只能以“群”或“社会”为单位观察和界定新思想和新概念的载体。“时间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均需要紧扣中国语境来理解，一个原本抽象的西方概念被翻译为汉语术语后，就脱离了其所依托的语境，成为不同使用者不同政治社会诉求(期待或想象)的概念工具，常常出现意义前后矛盾、背离西语原来意义的现象。很多基础概念是随着人们理解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的政治运动才真正开始了“时间化”和“政治化”的，而“意识形态化”则要到迟至围绕“借鉴苏俄”的政治博弈之后。总之，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标准只能适用于他所界定的“马鞍时代”。对于科塞雷克的“四化”所存在的问题，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20世纪概念的新“四化”标准：“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通俗化”(Popularisierung)、“空间化”(Verr  umlichung)、液体化(Verflüssigung)。“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通俗化”不同于“民主化”，强调媒体的巨大影响；“空间化”与“时间化”相对，指科技发展造成空间越来越小。“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37)对Christian Geulen的新“四化”标准，科塞雷克的后继者Willibald Steinmetz持批评意见，认为20世纪的概念只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反思性(reflexivity)，不能从绝对的立场创造一个概念或判断一个概念，每个概念都需反思自身，没有绝对的真理。第二是英语化(anglicization)，英语霸权成为吸收和转译其他语言概念的装置。(38)科塞雷克的“马鞍时代”是个最受人非议的说法，我们很难绘出一个属于近代中国的“马鞍时代”。张灏认为，从1895年到1920年代初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39)如果这个“转型时代”可以对应“马鞍时代”的话，上限似乎没有多大争议，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甲午战争”后新知识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下限似可后推至1935年前后，因为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前杂质的、多元的基础概念被收敛进国族的诉求之中了。(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