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清華簡自2008年入藏以來,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這批材料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本文認為清華簡的文獻學價值可以分成五個方面,即推進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多方位地反映一種文獻的早期流變,保存較早的《書序》或《詩序》,提供研究古書來源的綫索,豐富歷史人物的事跡流變材料。 關鍵詞:清華簡 文獻學 文本 傳播 2008年7月,經校友捐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10月,清華大學邀請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的專家對這批竹簡進行鑒定。經專家們鑒定,這批竹簡以書籍為主,內容豐富多樣,對探索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09年3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對這批竹簡做了初步的編聯、通讀工作。從數量上看,這批竹簡包括殘斷在內一共是2388枚;如果完好,簡數可能在1700—1800枚之間。從內容上看,當時預估這批竹書有70篇。[1]但隨著研究的推進,篇數還會有所變化。為了稱說的方便,現在一般把這批竹書叫作“清華簡”。 經過初步的研究,清華簡基本上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大體上說,已經涵蓋了傳統所謂的“五經”,比如《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皇門》《祭公》等。《繫年》《楚居》兩篇文獻則含有很髙的史料價值。此外,清華簡中尚帶早期小說性質的文獻,比如《赤鳩之集湯之屋》。如此豐富多樣的書籍種類,使得我們可以不由地推想這很可能就是戰國中期楚國某貴族的個人圖書館。今將目前已經公佈的清華簡列於下表: 一 推進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 多數學者根據研究對象以及所需知識的不同,將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分出簡帛古書這一大類,以與文書檔案類文獻相區別。簡帛古書的發現,印證了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提出來的“古書單篇別行”這一精彩論斷。眾所周知,今本《禮記》中有《緇衣》一篇,但目前已經發現兩個戰國簡本。其一為郭店簡本,帶有楚文字書寫風格;與之同時出土、筆跡相近的還有《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等。其二為上博簡本,帶有齊文字書寫風格;與之同批次的還有《孔子詩論》《曹沫之陣》《容成氏》《周易》《從政》《景公瘧》《天子建州》等。由此可見,古書本來多以單篇流傳,其間或經過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目的或興趣進行轉抄編纂。 上博簡目前已經出版了九輯,其中存在不少“甲乙本”現象——兩篇內容非常相似的文本。這種現象最早在馬王堆帛書中出現。當時的整理者發現馬王堆漢墓中存在兩個《老子》抄本;為稱引之便,將字體較古的一種稱為“甲本”,另一種則為“乙本”。[2]其中存在不少通假異文,虛詞的使用亦存在差異。郭店簡中也有《老子》抄本,整理者將之分為“甲、乙、丙”三組,各組內容有所不同,故而這種情況不屬於“甲乙本”現象。目前,上博簡中出現“甲乙本”現象的文本有《從政》《天子建州》《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成王為城濮之行》。李孟濤先生曾根據《天子建州》甲乙本的字跡特征,指出兩者不僅內容相同,而且還存在直接的底本抄本關係。[3]具體來說,《天子建州》甲本是乙本的謄清本。李松儒先生在其說基礎上,通過單字與篇章的比較,指出《天子建州》乙本是由兩個抄手完成的,而甲本則是謄抄乙本而成。[4]這種情況還見於《鄭子家喪》《凡物流形》等篇。[5]但《從政》甲乙本則字體風格統一,顯然為同一抄手完成。據此,我們可以總結出上博簡中所見的兩種文獻轉抄流傳模式(鑒於學界本身對“甲乙本”之名並無特別的深意,下面以A、B來表示同一底本的不同抄本): 圖表 2 上博簡中兩種已知的文獻轉抄流傳模式 清華簡則推進了我們對這種文獻轉抄流傳的認識。馬楠先生指出,《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存在同一抄手轉抄不同底本的情況。[6]比如,“康樂”之“康”、“商湯”之“湯”甲本用“庚”,乙本則寫作“康”;地名用字甲本“邑”旁皆在左邊,乙本則多在右邊;甲本之“爭”,乙本寫作“請”。 圖表 3 清華簡中所見的文獻傳抄流傳模式 不難發現,這種傳抄流傳模式和上面提到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情況相似,但在時間上卻遠遠早於後者。這不僅深化、豐富了我們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而轉抄流傳的認識,同時也啟發了我們探討先秦文獻流傳問題時候應該對多底本問題給予應有的重視。 過去在出土文獻中已經發現了很多可與先秦兩漢古書對讀的簡帛文字材料,研究者可以據之做一些校勘、訓詁上的工作以及探討先秦的文本流傳情況。然而,這些簡帛古書往往只能反映文獻流變的一鱗半爪。清華簡《厚父》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現狀。關於這點論述,本文將從文字形態與文本內容兩方面著眼。以下先談第一方面。 首先,《厚父》保留了明顯的非楚文字特徵。通過對用字習慣以及字形特點上的考察,我們發現《厚父》帶有濃厚的晉系文字色彩。在用字習慣方面,《厚父》簡8“皇天之政工”之“工”用為功勞、事功的“功”,這正是晉系文字的特點。中山王器有多處用“工”為功勞、事功的“功”的例子,如方壺“昭假皇工”之“皇工”即“皇功”,圓壺“以追庸先王之工烈”之“工烈”即“功烈”,鼎“克有工”即“克有功”。研究者一致認為,中山國文字當歸屬為晉系文字。楚系文字多以“”“攻”表示功勞、事功的“功”。以郭店簡為例,如《老子·丙》簡2“成事遂(功)”、《太一生水》簡12“故(功)成而身不傷”、《窮達以時》簡9“子胥前多(功)”、《老子·甲》簡39“攻(功)遂身退”。齊系文字多以“攻”為“功”,秦系文字則以“攻”“紅”為“功”。[7]因此,《厚父》簡8“皇天之政工”之“工”用為功勞、事功的“功”顯然是晉系文字的用字習慣。在字形特點方面,《厚父》的晉系文字特點更為直觀。[8]限於篇幅,略舉數例;為便觀覽,特製下表(左側數字為《厚父》例字簡號):
此外,《厚父》中尚有一些在地域上難以明確歸類的字形,如簡1“”、簡2“”、簡4“”、簡8“”、簡13“”等。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排除它們是秦系、齊系或燕系文字的可能性,但它們與晉系文字直接相關也是可以肯定下來的。如果從《厚父》的用字情況以及字形特點上作一個整體考量,這些難以明確歸類的字形仍然可以說是晉系文字,或者說是受到了晉系文字的影響。 既然《厚父》主體文字是用楚系文字抄寫,又帶著強烈的晉系文字色彩,那麼其底本來源很可能就是晉系文獻。 其次,《厚父》中還保留一些突出的古體特徵。 《厚父》簡7 之“”寫作“”,其右旁“隹”形的寫法與同篇其他“隹”形的寫法不同,如同簡之“隹”寫作“”“”。“”“”屬於戰國文字的一般寫法,而《厚父》“”可能就是承襲早期文字而來。《合集》36565寫作“”,《合集》36567寫作“”,可資比較。 《厚父》簡8之“憲”作“”,與西周金文如“”“”“”“”等結構相同,下部並不从“心”。从心寫法的“憲”,一般從春秋金文開始。戰國文字中“憲”則往往从心,如新蔡簡甲三25“”、新蔡簡乙四145“”。 《厚父》簡3之“聞”作“”,與清華簡《筮法》簡13“”寫法相同。這雖然與《金縢》簡10“”、《芮良夫毖》簡3“”、《楚居》簡13“”在形體上有相似之處,但仔細觀察之後便不難發現,其上部偏旁存在著細微的差別。追溯其源,這種寫法實際上直承春秋金文“”“”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厚父》簡5之“”寫作“”,卻當“治”講。這種用法見於簋,寫作“”。戰國文字中與“治”相對的“亂”一般寫作“”,省作“”、“”。同時也有寫作“”“”“”的情況,但一般不表示“治”。“”表示“治”應是一種較早的用字習慣或詞義用例。 再次,《厚父》保留了一些非常獨特的寫法。 《厚父》篇幅在戰國簡帛古書中屬於中短篇,但卻出現了許多首見的寫法,對研究漢字字形的歷史演變富有意義。比如,簡6之“彝”寫作“”,簡2、3之“命”寫作“”“”,簡3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