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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前两种历史书写形式的过程中，黑格尔已经对它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诸多批判。在讲到反思的历史写作的第一类，即概述或汇编式的通史历史写作时，黑格尔批评这种历史书写法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历史现实的个体化叙述，代之以抽象的概括，使历史叙述变得枯燥无味，缺乏鲜活性。而作为这种概括性的历史写作的反面，黑格尔提到了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力图生动而如实地叙述所有细节，不是通过自己的加工再现旧时代，而是通过细心的、对历史细节的“忠实”呈现而提供历史时代的一幅图像。“他们到处收集它们。这些丰富多彩的细节、细小的利益、士兵的行动、私人物件，它们对政治利益没有影响，——不能认识整体、一个普遍的目的。”在霍夫麦斯特的版本中，在“他们到处收集它们”句子之后的括弧里写着“Ranke”的名字，并附以注释g。在该注释里，霍夫麦斯特指出，这是黑格尔著作中唯一提到兰克姓名的地方，并认为，拉松在其20世纪20年的第二版中，把黑格尔手稿中的Ranke误读为R  nken(阴谋)。(15)霍夫麦斯特版在手稿开头有两个日期：[Begonnen]31.X.1822；[wiederholt]30.X.1828。这表明该讲义内容是在1822年10月31日开讲，并自1828年10月30日起重讲。(16)笔者认为，既然霍夫麦斯特确定黑格尔在该手稿内容中提到了兰克的名字，那么它就不可能是1822～1823年冬季学期的，而只能是1828～1829年冬季学期的备课手稿，因为兰克最早的两本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近代史家批判》是在1824年出版的。黑格尔在1822～1823年之交不可能得知兰克的姓名，即便得知也没有理由把他当作某种历史研究与书写方法的代表人物。而到1828年底，兰克已经因前两本书在柏林大学被聘任为历史学副教授，在学术圈内小有名气，而1827年又出版了《16与17世纪南欧的君主与民族》，黑格尔对兰克的著作应该有所听闻或涉猎。(17)但黑格尔对兰克所代表的历史学家显然并不欣赏，正如前文所述，黑格尔认为他们呈现的都是一堆各色各样的细节，细小的利益、行为、个人事件，这些细节对政治利益没有影响，不能使人认识到整体以及普遍性目标。用今天的话来说，黑格尔把兰克看成是一个“碎片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黑格尔对兰克本人整体上也不看好，认为兰克“不行”(Nein，mit dem Ranke ist es nichts)，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ein gew  hnlicher Historiker)。(18)依据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的研究，黑格尔对兰克的这一负面评价是在助理建议让兰克参与其主编的《柏林学术批判年鉴》(Berliner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的相关工作时作出的。西蒙于192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兰克与黑格尔》不仅对黑格尔与兰克的学术理念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而且详细描述了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柏林大学的学术生态。在当时的柏林大学，存在着以黑格尔为首的哲学学派与以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罗马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为首的历史学派的尖锐对立。兰克虽然属于历史学派，但因资历浅，并不处于两派斗争的第一线。因此，黑格尔对兰克的负面评价应该更多是依据对其学术著作的印象而作出的。仔细阅读一下兰克1824年出版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对兰克的反感。虽然是年仅29岁的中学历史老师，兰克在其前言里阐述的观点与立场，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篇后来被称作“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宣言。(19)与以后的各种繁琐的诠释不同，在这里，“历史主义”是可以在字面上得到理解的。“历史主义”就是一种别无他顾，只追求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态度。兰克首先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罗曼与日耳曼”的概念，而没有使用“普遍的基督教世界”(eine allgemeine Christenheit)、“欧洲统一体”(Einheit Europa’s)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lateinische Christenheit)这三种含义相近的概念中的一个：因为这些概念都不适合他的研究对象。“普遍的基督教世界”必须包括亚美尼亚人；“欧洲统一体”牵涉到土耳其与俄罗斯，要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历史就必须涉及全亚洲的历史；“拉丁基督教世界”又包括斯拉夫、拉脱维亚、马札尔部落，它们有着该书不涉及的独特性。因此，兰克决定只选择讲述部落起源上接近的民族(stammverwandte Nationen)的历史，即起源于纯日耳曼或日耳曼——罗曼部落的民族的历史。他同时认为，这些民族的历史是近代历史的核心。另外，兰克强调，他提供的只是“一些历史，而不是那个历史”(nur Geschichten，nicht die Geschichte)。可见，兰克对概念是十分挑剔的，他不愿意使用过于笼统、庞大，超越史实范围的大概念，也谦逊地说自己只是提供了部分历史，不是历史的主体。(20)但他也不经意地透露出认为罗曼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是近代史核心的观点。其次，兰克在前言中表达的，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对历史书写的道德评判与教育功能的拒绝：以往人们赋予了历史学评判过去、为了未来教育同代人的职责，但他的这次尝试不敢承担如此崇高的责任，它只想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21)其三，兰克交代了该书研究的资料基础：首先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使馆报告以及见证人的原始叙述，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些“到处收集起来的细节”。然后是引自上述原始材料或因某一独特的认识可以与被视为同等可信的材料。该书的每一页都要展示所引用的材料。并且，如前所述，兰克同时出版了一本名为《近代史家批判》的附本，对前人在本领域的成果作出了细致的评价，尤其是对圭恰尔迪尼文学创作式的历史写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22)其四，与这种对演义式的历史写作的批判相一致，兰克也拒绝读者对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性的期待：“对事实的严谨的叙述，不管它有多么局限与丑陋，无疑是最高的准则。”他也拒绝在开篇概述欧洲各民族的总况，而只是在每个民族、国家、个人真正介入历史进程时才详细论述到它们。总之，兰克的写史原则是只求真，不求全，不求美，只追求他所呈现的历史是真实的，哪怕它只是片段、局部。兰克知道他这种做法的缺陷，估计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叙述太“生硬、不连贯、无色彩、令人疲倦”，但他坚信自己的路子是正确的，并为失败做好了心理准备。 兰克在当时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是其史学理念代表着当时德国兴起中的历史主义思潮，代表着历史学对启蒙哲学的进步理念的质疑与抵抗。而黑格尔在其世界历史哲学讲义的导论中对西方史学史上常见的历史研究书写方法进行的系统批判，目的就在于论证其“哲学的历史研究与书写”(philosophische Geschichte)的合理性。对于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表达的对历史学的特殊性与独立性的坚持以及对哲学家“侵犯”历史学的质疑，黑格尔显然是十分恼怒的，其导论也可以说是对这种质疑的总清算。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哲学大师的敏锐与犀利，但也可以看到他的霸气以及学理上的窘迫。他首先要面对的质疑是，哲学家把“先验的”、非历史的概念带入了历史研究。对此质疑，黑格尔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只是霸气十足地认为，哲学带入历史学的唯一思想，是理性的思想，即关于理性主导着世界，也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的思想。这一思想是观察历史的先提条件，但不是哲学的先提条件，哲学不需要它，因为它已经被思辩哲学所证明了。(23)对于听课的学生，他可以说进行了一种“信仰的胁迫”，先是要求他们对理性抱有信仰，但又觉得这是不妥的，是与学术规范相违背的，就说他的关于理性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不是他从外部带来的理念，而是他研究世界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为了方便学生的理解作为概论先放在前面讲了。(24)最后他又退缩到(一般无人质疑的)对上帝的信仰的保护壳里，认为，既然上帝的意志可以显现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里，那么它也应该出现在世界历史之中。理性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哲学虽然不依靠宗教信仰的真理，但也没有必要回避它。既然人们在宗教上信仰上帝，也就应该在知识领域相信上帝无所不在的威力。黑格尔甚至认为，其世界历史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论证一个万能且公正的上帝的存在(Theodizee)，坚定人们关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有意义的、善良压过邪恶的过程的信念。(25) 在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与兰克的思想交锋，乃至语句上的“接茬”。如前所述，兰克曾表示，他的著作只是试图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黑格尔则在其世界历史哲学的导论里这样叙述时人关于历史学与哲学的对立的印象：哲学家是带着哲学的思想来研究历史，把它当作材料，不是把它按原样处理(lassen sie nicht，wie es ist)，而是按照思想来组织它，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先验地构建它。历史学只是去理解现在与过去所存在的事件与行动(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was ist，was gewesen ist，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26)，而且越是贴近事实，就越真实，那么哲学的任务与这种研究法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以及从中产生的对思辩的指责应该在这里得到解释，并被驳斥。在布伦斯泰德1907年的、也就是卡尔·黑格尔1840年版本中，黑格尔的相关语句与兰克的说法更为相近。(27) 黑格尔与兰克关于历史学任务的语句上的相似性，是否是笔者的过度解读呢?应该不是，因为恩斯特·西蒙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是偶然的，黑格尔的这些话在1822年第一次讲课时就说了，是在兰克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出版之前，因此不可能是受了兰克的影响，而兰克也不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才那么说的。(28)西蒙的依据是拉松1920年版的黑格尔手稿内容。(29)而该版本并没有标出该手稿的年份，我们在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中也看不到类似的话，但我们可以在霍夫麦斯特1955年版本及其重印本中看到，黑格尔的语句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was ist，was gewesen ist，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是出于1830年的手稿，而此时兰克的处女作早已出版。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肯定黑格尔的相关语句是受了兰克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