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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自己关于理性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不是先验的，而是研究世界历史后得出的结论之后，黑格尔又作了战略收缩，说出了又一句与兰克名言相似的话：“而历史，我们必须如实地接受它，必须历史地、依据史实来开展研究。”(Die Geschichte aber haben wir zu nehmen，wie sie ist；wir haben historisch，empirisch zu verfahren.)然后他反戈一击，开始攻击德国历史学家。他呼吁学生们不要受专业历史学家的蒙蔽，因为他们，尤其是那些权威的德国历史学家自己还在做着他们指责哲学家的事情，即在历史中进行先验的捏造(apriorische Erdichtungen)。他指出了罗马史方面的不实传说，矛头直指当时的罗马史权威尼布尔。对于兰克，黑格尔也有进一步的间接的批判。可以说，其犀利程度不亚于后现代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像“如实”“理解”这些概念也存在着许多猫腻。哪怕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ein gew  hnlicher und mittelm ssiger Historiker)也会说，他只是在接受历史，只是投入到客观的历史之中，但他的思想也不是被动的，他也是带着他的范畴来观察历史的，并透过它们来观察所存在的历史事实的。(30)黑格尔主张明确地把世界历史当作上帝意志实现的过程和上帝的杰作进行阐述与肯定，并且将其发展阶段具体落实到各民族的历史之上。对于那些声称信仰上帝及其无所不在的作用力，但不愿意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理论来论证上帝的作用的历史学家，黑格尔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私念：他们拒绝以明确的历史理论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目的无非是给自己主观的历史解释留下更大的空间，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31) 黑格尔这样说，无疑是把对上帝的信仰与他个人的世界历史哲学捆绑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兰克确实反对“历史哲学”及其进步史观，不管是否带有宗教的外衣。早在19世纪30年代，兰克就对此发表了个人的意见。(32)他认为，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其关于人类历史是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观是不可信的。首先，哲学家们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次，这种进步史观只是以几个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其他民族的历史则被视为不存在或是无关紧要的附属品。但只要关注一下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梗概，就可以发现，它们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极其不同的状态之中。世界历史的书写，不能依靠这种历史哲学，而是要依靠专注于个体，但同时注意普遍性问题的专业历史研究。 在上述对进步史观的批判中，兰克还是以费希特的理性概念为例的，没有点到黑格尔的大名。到1854年，在其给巴伐利亚国王所作的关于近代史的演讲中，兰克对进步史学以及黑格尔的“主导精神”(leitender Geist)则有了更为明确与深刻的批判。(33)其思路的清晰与思想的深刻程度足以给兰克带来一位理论家的声誉。首先，他质疑其“进步”概念。他认为，如果说整个人类是从一个原始状态向一个积极的目标发展的话，那么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想象这一过程：要么，有一个普遍的主导意志在推进人类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发展；要么，在人类中有着一种精神特征，它带着必然性将事物推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兰克认为，这两种观点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在历史上也得不到证实。因为，在哲学上，它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取消了人的自由，把人当成了无意志的工具，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人要么是上帝，要么什么都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观点也得不到证实。虽然兰克认为，日耳曼民族那里有着持续的精神上的发展，但在其他民族那里就很难说了。他以亚洲为例(实指中国)，认为在古代，亚洲的文化很繁荣，但在蒙古人入侵后，亚洲的文化“就完全灭绝了”。另外，他还举例欧洲艺术史：15至16世纪上半叶是欧洲的艺术最为繁华的时期，但在17世纪末与18世纪的前四分之三阶段，欧洲的艺术最为没落，因此就单个领域而言，也不存在一个持续几百年的发展与进步。兰克认为，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某种持续向前的内在运动。这种内在运动是一种宏大的具体的精神趋势，在它占主导地位时，别的趋势就退居后位，它的出现又会引发另一种主导趋势。但兰克反对关于人类一代接一代向前发展的进步史观，认为这等于就把最后一代视为最佳，把中间世代只是视为下一代的阶梯，它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兰克坚持认为，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其价值不在于它的结果是什么，而是其存在本身。在上帝面前，人类的所有世代都是平等的，而历史学家也必须这么看。 就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上的“主导观念”(leitende Idee)，兰克也提出了异议。如果兰克不是还在强调上帝的观念的话，我们可以说，他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唯物主义的边缘。他认为，按照黑格尔学派的观点，只有观念才拥有独立的生命，所有人都只是成了被赋予精神的影子。那种认为世界精神几乎可以通过欺骗而创造事物，利用人们的激情以实现其目的的观点，其基础是一种使得上帝与人类毫无尊严的想象。他最终也只能导致泛神论。在那种想象中，人类犹如一个形成中的上帝，他通过一个其本质中拥有的精神的过程，产生了自我。兰克最多同意将所谓的“主导观念”称之为“主导趋势”(leitende Tendenzen)。但他认为，这些趋势只能被描写，而不能彻底地总结于一个概念。人类历史就是多种趋势的综合体。“从上帝观念的角度出发，我只能这样想象，人类包含着无限的发展的多样性，它们逐步地并且按照我们还不认识的规律显现出来，比我们想象得更神秘、更伟大。” 显然，与黑格尔不同，兰克虽也认为，历史是上帝的杰作，但上帝的意志隐藏在历史的表面后面，只是偶然露面，历史学家不可预先知晓与指定，只能在与历史材料接触的时刻发现上帝的足迹，揣摩上帝的意志。就文学、历史与哲学三大近邻学科的关系而言，兰克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代表，十分坚决地与文学以及哲学“分了家”，为历史学独立了门户，将文学与哲学(但不是宗教)驱逐出了历史学，尽管他本身的历史写作还存在不可摆脱的“隐文学”或“隐哲学”元素。当然，黑格尔可以恶意地说，这只不过是把对上帝的诠释权留给历史学家自己，是虚荣与专横的表现。 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是一种用宏观的历史理论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空前尝试。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历史理论是以哲学的真理(理性主导着世界)为后盾的，而哲学的真理又是以宗教的真理(上帝的意志主导着世界)为后盾的。这一点恰恰在黑格尔进行自我辩护时暴露无遗。一种其可信度必须由哲学的真理以及宗教的信仰来支撑的历史理论，总归不是一种接地气的历史理论。这不仅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行不通的，即便在信仰上帝的兰克看来也是不可信的。而兰克与黑格尔在历史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不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学理上的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在兰克看来，黑格尔的进步史观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随意就可以举出几个击垮其理论大厦的历史反例。上帝的意志虽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最终解释钥匙，但不可明确为一种研究前就形成，然后在研究中强加给历史事实的宏观理论。应该说，不预先提出宏观理论，这在研究与书写策略上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可以避免理论与史实无法融合之尴尬。不过，历史学者其间可能存在的、以上帝的名义任意解释历史事实的私念，并没有逃过黑格尔的法眼。 如果真如黑格尔有时说的那样，其世界历史哲学不是先验的，而是其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具体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只不过是出于教学的目的先交代给学生，那么像兰克那样不事先亮出宏观结论的历史学家的行为就不一定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反而有些学术懦弱的嫌疑了。因为，不管历史学者是否可以使用先验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事实，在成书后把结论放在书前事先告知读者总是可以做到的。但作为一部《世界历史》的作者，纯粹在具体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宏观的结论，又是何等的艰难。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其实是一种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的混合体，但其结合是不成功的。黑格尔1822年开讲世界历史哲学时，还谈不上对世界历史的具体研究，却抱着“理性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坚定信念，企图以此融会贯通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但在涉及具体的各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时，黑格尔又十分重视他能得到的历史资料与细节。(34)如果只是看其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我们也可以把他视为尊重史实的历史主义者。问题在于，其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之间结合不是有机的，在具有内在逻辑的宏观理论与基本尊重材料的史实陈述之间，只存在着一条脆弱的纽带。 恩斯特·西蒙有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论断：黑格尔思想虽然有许多空想成分，但他仍然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中与材料与事实接触最密切(der stoffreichste und empirischste)的哲学家，而兰克则是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中最执著地寻找他的那些事实似乎在暗示的思想的一个。(35)黑格尔与兰克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分歧，集中代表了人类在理论与史实关系问题上必然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每一位学者的内心。哪怕是一位某一极端立场的坚持者，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只要其理性思维还没有完全泯灭，另一极端思路的成分就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黑格尔是如此，兰克也是如此。在黑格尔那里，是对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具体研究与阐述，扰乱了其世界历史哲学的预设思路。在兰克那里，当他不顾耄耋高龄投入多卷本的《世界史》写作的时候，也不得不与黑格尔一样，以一种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规划与论证自己的世界史写作。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人类各民族的交往与关联的历史，但因知识结构的局限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部《世界史》呈现的只是与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是中东地区)沾点边的世界历史。早已闻名于世的古代中华文明被视作停滞不前、与其他文明无重要交往而被完全忽视。因此，兰克的世界史写作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一样，也存在着“理论先行”所带来的缺陷。 那么理论与史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应该说，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行的。说不可避免，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来理解未知的事物，以免一无所依或一切都从头做起，产生重复劳动。而这种已经获得的、被认为大致适合下一个认识对象的知识，就可以被视为理论。这种理论的来源与种类又不能过于局限化，即便是宗教、哲学，乃至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都应该有入选历史研究方法的资格。因为一方面，所有现象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世界，历史领域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即便一个平庸的、宣称只接受与投入历史事实的历史学家也会带着自己的范畴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理论的使用，不管表明或不表明，都在进行着，因此最好在阳光下公开进行。但关键在于，理论的使用不应该是以理论强制史实，而应该是一个以历史事实检验理论的过程。各种理论都应该有被检验的资格，但最终的“否决权”(das Vetorecht)应该掌握在史实手中。研究的过程应该是否定错误理论，完善有缺陷的理论，形成更符合历史史实的新理论的过程，当然也是正确的理论得到论证的过程，因此它可以坦然接受史实的检验。如此，理论与史实可以各得其所，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学派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之间的对立也可以得到化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