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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岳麓简“秦更名令”看秦统一对人名的影响 孙兆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摘要：岳麓秦简有一条涉及黔首、徒隶更名的律令简文，可称之为“秦更名令”，它的颁布体现了秦统一在人名层面的巨大影响。这条秦令涉及的对象是平民、刑徒和奴婢。部分秦法令的颁布可能有一个从“吏”等特殊群体到“百姓”或“黔首”、“徒隶”等下层人群的顺序，因此，秦统一后的“秦更名方”所见“诸官[名]为秦，尽更”法令当在“秦更名令”之前颁布。作为新政治形势下的更新制度、更新名物之举，上述两种有关人名法令的颁布从客观上维护了旧的礼制，这也许反映了秦统一后在制度更新的血液里含有旧的成分。 关键词：秦更名令；秦统一；人名 在秦完成统一的历史大潮下，人名也不可避免地渲染上了时代的色彩。以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出土文献所见人名为视域，可以发现秦统一对于人名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岳麓秦简有一条涉及黔首、徒隶更名的律令简文（本文称之为“秦更名令”[1]），对于认识这一影响的意义颇大。 此前涉及岳麓秦简“更名令”的文字仅见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2]和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3]的一部分，在此作进一步讨论。 一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性收购一批秦简（编号2098个，较完整简1300多枚），后接受一位香港收藏家捐赠的少量秦简（编号76个，较完整简30多枚），是为岳麓秦简。从内容上看，这批秦简分六大类：一、《质日》，二、《为吏治官及黔首》，三、《占梦书》，四、《数》，五、《奏谳书》，六、律令文书。[4]前五部分已经出版[5]，第六部分的部分内容也有所刊布[6]。 岳麓秦简律令文书部分的一条简，编号2026，记录了有关秦人更名的法律规定： ·令曰：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弗更，赀二甲。[7] 这条秦令是统治阶层在国家控制中涉及人名管理的内容，是秦汉人名研究里甚可宝贵的一条材料。 这条秦令颁布的时代是何时呢？我们首先想到了与“黔首”称谓有关的这条史料，《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初并天下，……更名民曰‘黔首’。”[8]这在岳麓秦简《奏谳书》中可见实证。学者指出：“第二类案例中存在一些在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被删改的地方，可知第二类编写时间正好跨越秦王政至秦始皇的时代分界。例如简167称‘民大害殹（也）’，简147有同文，将‘民’字削掉，留下大约一个字大小的空白，即‘同、显 大害殹（也）’，而简148则将‘黔首’两字挤到一个字大小的简面上，称为‘此黔首大害殹（也）’。……上述削改处似与秦国统一的诸种改称有关。”[9] 但“黔首”一词并不能作为断代的一个标志。“秦王初并天下”，指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及其稍后一段时间。此时，全国范围内更名民为“黔首”，而此前“黔首”一词战国时期就被广泛使用[10]。所以由此并不能说“秦更名令”是颁布于秦统一之时。但是，由下文可知，“秦更名令”确实是在秦统一后颁布实施的。 “秦更名令”中的“黔首”指代的人群范围是什么？也许在具体语境、不同时期里的“黔首”指代的对象不同。[11]对于《秦始皇本纪》中的“更名民曰‘黔首’”，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各种自由人。[12]或以为“严格意义上的‘黔首’，指不能服冠的无爵平民和徒役”。[13]总之，将“更名民曰‘黔首’”和“秦更名令”里的“黔首”看成是与高爵者、官吏等特权阶层相对的一般平民，应该是可以的。在这个意义上，“黔首”和一般情况下的“百姓”、“民”对等。徒隶，学界则一般以为是指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14]可见，此条秦令涉及的对象是平民、刑徒和奴婢。 二 为何“秦更名令”不含“吏”等特殊群体？ 学者曾认为： 秦代有关避讳的规定，也是有等级规定的。这里所划定的范围是黔首和徒隶两大类，也就是说，它是针对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一般百姓和徒隶而设定的。因此，如果是有爵位之人，可能就不受此令文的约束了。[15] 即认为“有爵位之人”等特殊群体的人名中有“秦”字可能不需改。 或认为： 百姓、刑徒、奴婢要避“秦”为名，官吏更应避讳，秦更名方正为其证。参照岳麓秦令，木方本条当为省写，原文或作“诸官‘名’为秦，尽更”，其意指所有秦朝官吏的私名若有“秦”字，均须更改。[16] 所谓“秦更名方”是秦统一后所更替名号的一份历史记录，此木方并非正式诏令或文书，而是迁陵县的官员从各种诏令、文书里摘抄出来的名号更替汇编。[17]所见的“诸官[名]为秦，尽更”，是指里耶8-461号秦牍第一栏第十七列的内容，原释文作“诸官为秦尽更”[18]。“名”字是学者补释的。若这种补释无误，那么“诸官[名]为秦，尽更”是否可以解作“所有秦官吏的私名若有‘秦’字，均须更改”？答案是肯定的。 “官”的解释很重要，而作“官吏”解更合适。“官”在秦汉时期有“官署”或“官职”、“官事”的意思。如在同一牍上第一栏第十二列所谓“□如故更废官”[19]的“废官”，传世文献如《汉书》常见“修废官”、“朝亡废官”[20]，这里的“官”当作“官署”或“官职”、“官事”解。又如居延汉简所见的“甲渠候官”的“官”即为“官署”之意。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官”也可作“官吏”解。游逸飞认为：“里耶秦简J1（9）981‘田官守敬’说明‘官’字有时亦指官吏，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学者虽对‘为吏’、‘治官’的意涵尚有争论，但皆同意‘吏’、‘官’、‘黔首’均为人群之称，‘官’为‘官吏’之意。” [21] 部分秦法令的颁布可能有一个从特殊群体到下层人群的顺序。《史记》保存的秦史记录可见以下几条史料[22]，或许由之可推知这个顺序。 秦简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带剑”。（《史记·秦本纪》） 秦简公六年（前409），“初令吏带剑”。（《史记·六国年表》） 秦简公七年（前408），“百姓初带剑”。（《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上前两条材料所述相同，都是说战国初期，即秦简公六年（前409），“令吏初带剑”；第三条材料“初带剑”的对象则是“百姓”。前后两年先后令“吏”、“百姓”“初带剑”在《史记》中的多次记载，学者历来有不同看法。或以为确实是两次法令分别令“吏”、“百姓”“初带剑”[23]，或以为是一个事件的多次记录，“吏”、“百姓”指的是同一个群体。[24]考虑到第三条材料的特殊性以及秦史年代的问题[25]，产生这样的分歧就很自然了。这里把“百姓”视作“平民”或“黔首”解。以上三条材料说明，秦简公时期曾先后令“吏”、“百姓”带剑。 由上可见，既然战国初期秦就有对于“初带剑”从上到下的颁令次序，秦统一后又有“秦更名方”言及“诸官‘名’为秦，尽更”，那么或可推知：部分秦法令的颁布可能有一个从“吏”等特殊群体到“百姓”或“黔首”、“徒隶”等下层人群的顺序；进而，吏“名为秦者”可能先于“黔首、徒隶”已更名了；由下文可知，“秦更名令”颁布于秦统一后，那么此令当后于“秦更名方”。 联系后世王莽执政时期也有诸多对于人名的改革，比如当时对“一名”的规定，就有一种从上到下的层级次序，这或许可以看作以上推断的一个辅证。汉平帝首先更“二名”，然后向全国普及。《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第352页）《汉书·王莽传下》：“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第4153页）《汉书·匈奴传》：“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并授意匈奴单于改名[26]，“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第3819页）。同书《王莽传》作：“莽念中国已平，唯四夷未有异，乃遣使者赍黄金币帛，重赂匈奴单于，使上书言：‘闻中国讥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从圣制。’”（第4051页）。 秦“更名令”所见“赀二甲”，学者曾将秦律赀罚中甲、盾与金、钱的数量关系换算出来，“赀二甲”相当于4两2锤金或2688钱。这个惩罚程度有多重呢？如果把“赀二甲”换算成“居赀”为官府服劳役的天数，那么是336天或者448天。[27]可见，这条秦令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顺而推想，针对“吏”的令文，可能也含有处罚的规定。 三 “秦更名令”涉及的“名为秦者”要“更名”的情况，可与先秦礼制联系。先秦礼制不允许本国人名中含国名，所谓“名子者，不以国”（《礼记·曲礼》），孔颖达疏“此一节明与子造名字之法。不以国者，不以本国为名，故杜氏注《春秋》桓六年传云：‘不以本国为名。’如是他国，即得为名。故桓十二年‘卫侯晋卒’，襄十五年‘晋侯周卒’是也。” [28] 那么对秦国人而言，礼制是否得到了遵守？是否存在“名为秦者”的例子呢？实际情况是秦国人并未严格遵守先秦礼制，“名为秦者”的情形从青铜器铭文的例子可以看出。 1989年山西省高平市北城区凤和村曾出土一件“卅八年上郡守庆戈”，上有铭文曰： 卅八年，上郡守庆造，漆工盘、丞秦、工隶臣于。[29] 陕西历史博物馆2001年5月曾征集到一件“卅七年上郡守庆戈”，上有铭文曰： 卅七年，上郡守庆造，桼工币□、丞秦、工城旦贵。[30] 学者一般认为这两件器物的时代同为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前306—前251）。[31]游逸飞认为：“根据这两条铭文，不仅可证实战国晚期秦国确有人取名为‘秦’，故秦始皇须下诏改名；更可推测改名的规定甚晚推行，很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新规定，否则战国晚期的上郡丞应当已经改名，不应名‘秦’。”[32] 秦私印中有人名“阴秦”、“姚秦”[33]，惜不能判知具体年代，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可能是秦统一之前的历史遗物。 此外，里耶秦简的材料或许可为我们展示此条法令实施后的情形。里耶秦简是迁陵县的官文书，其中多含标有纪年的人名信息，学者已经开始里搜集整理的工作。[34]由其成果可见，自始皇二十六年后，目前所公布的里耶秦简里的人名并不含“秦”字。 居延汉简常见含“汉”字人名，如单名“汉”（EPT50:78），双名“汉君”（EPT51:427）、“汉强”（EPT51:493）、“广汉”（EPT53:75）[35]。而秦简则少见形如单名“秦”、双名“广秦”之类含“秦”字人名。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试着提出一种解释：正是由于“秦更名方”所见“诸官[名]为秦，尽更”法令以及“秦更名令”的颁布，秦统一之后人名进行了一轮较大规模的更新，所以秦简不见含“秦”字的单名和双名。 秦统一后先后颁布“秦更名方”所见“诸官[名]为秦，尽更”法令以及“秦更名令”，从形式上看，与先秦礼制相合，否决了秦国时期的“非礼”，这很难确定是效仿先秦礼制的一种历史行为。但是可以说，作为新政治形势下的更新制度、更新名物之举，上述两种有关人名法令的颁布从客观上维护了旧的礼制，这也许反映了秦统一后在制度更新的血液里含有旧的成分。 [1]“秦更名令”这样的说法，只是本文为讨论方便而暂拟。本文曾在“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学术会议（烟台，2015年8月6-9日）宣读，原题为《秦统一对人名的影响——秦简所见的更名与避讳》，现在从题目到内容都做了一些修改。 [2]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0日；又见“简帛网”，2009年10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8；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第257-259页。 [3]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8-90页。 [4]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目录页。 [5]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贰）、（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2011年、2013年。 [6]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4年，第243-277页。周海锋：《<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的内容与价值》，《文物》2015年第9期。 [7]简文“有”字后还有一“有”字，陈松长认为后一个“有”字衍，今从之。参见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0日；又见“简帛网”，2009年10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58；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第258页。 [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9]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前言第2页，参见第181-182、190页。 [10]对于“黔首”，清代学者王念孙认为：“盖旧有此称，而至秦遂以为定名, 非始创为之也。”。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王子今认为：“关注秦统一之前已见‘黔首’称谓的事实，似不能排除‘黔首’称谓早先即在秦地通行的可能。”“‘黔首’称谓的使用，战国时期可能亦不限于秦地。”见王子今：《秦汉称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还可参见张传玺：《“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收入氏著《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袁林：《析更名民曰“黔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李解民认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是十分可靠的信史，因为司马迁去秦不远，并翻检阅读过《秦纪》，‘黔首’之称，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开始出现，此前则无。当然这并不能肯定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国就没有‘黔首’的称呼，但至少可以说明秦国官方此前一般不用‘黔首’来称民。见李解民：《民和黔首——兼评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文史》第二十三辑，1984年11月。随着秦简等出土文献的出现，“秦国官方此前一般不用‘黔首’来称民”这样的看法已不准确。 [11]朱湘蓉在对比了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入黔首”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入人民”后，认为：“黔首作奴隶解在目前的材料下只能作为语境义看，还不能确定为义项。”见朱湘蓉：《说“黔首”》，《呼兰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12]陶之甘：《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13]李解民：《民和黔首——兼评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文史》第二十三辑，1984年11月。 [14]关于“徒隶”，李学勤根据里耶秦简认为是“隶臣妾、城旦舂和鬼薪白粲”。见其《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之后还有“徙隶”的争论，见张俊民：《龙山里耶秦简二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蔡万进、陈朝云：《里耶秦简秦令三则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李力：《论“徒隶”的身份——从新出里耶秦简入手》，《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又见《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AA（亚美）言语文化研究所，2009年，第425-434页。曹旅宁进一步认为：“里耶秦简中，徒隶指城旦舂、隶臣妾、鬼薪白粲，又能被政府所买卖，具有罪犯奴隶的性质。其刑期是终身的。”见其《释“徒隶”兼论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问题》，简帛网，2008年2月26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96，修订版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游逸飞据后者说法将“徒隶”释作刑徒、奴婢。见其《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8页。关于徒隶身份的详细讨论，还可参见孙闻博：《秦及汉初的司寇与徒隶》，《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5]陈松长：《秦代避讳的新材料——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枚有关避讳令文略说》。 [16]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第78页。 [17]“秦更名方”原编号8-455，后来编号8-461。该木方的介绍和研究参见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5页；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第68-90页。 [1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19]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20]《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955、1117页。 [21]“官”字作“官吏”解，游逸飞又指出：“里耶秦简J1（9）981‘田官守敬’说明‘官’字有时亦指官吏，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学者虽对‘为吏’、‘治官’的意涵尚有争论，但皆同意‘吏’、‘官’、‘黔首’均为人群之称，‘官’为‘官吏’之意。”见其《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第79页。 [22]分别引自《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0页；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08页；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8页。 [23]林剑鸣将两者并提，似乎也是认为两者是不同人群。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目前看来，民俗史学者、小说史或文学史的学者、部分其他历史学者支持此处“百姓“代指平民的看法。如罗立群：《中国剑侠小说史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李零：《放虎归山》（增订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24]白化文把“百姓”解作“大小官吏和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人物”，见白化文：《关于青铜剑》，《文物》1976年第11期。杨宽则认为：“‘百姓’二字，此用古义，即谓‘百官’，与‘吏’同义。”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25]关于《秦始皇本纪》“百姓初带剑”所属附录部分的史源问题，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此部分是《秦记》，一种认为是后人附加，一种认为是别种“秦记”；此外，“初”字句式似乎是秦史记事的一个特色，表明秦的历史记录重视从时间上记录事件的发生。这两个问题，参见吕壮：《“秦记”相关问题探析》，王子今主编《秦统一的进程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待刊。而秦史年代的问题，参见林剑鸣：《秦史稿》，第3-6页。 [26]这里对单于上书更名一事的时间问题稍作讨论。《资治通鉴》将匈奴单于上书改名事系于元始二年（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1137页）。陈槃认为《匈奴传》和《王莽传》的两处记载“以上并元始二年事也”（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8年，第30页；收入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王云度也是如此看法（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01页）。而东汉荀悦的《汉纪》将之系于元始四年（4），参见（汉）荀悦、（晋）袁宏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526页。考虑到汉平帝更名诏是在元始二年发布，匈奴单于顺应王莽心意更名当非两年后，荀悦可能是误读《汉书·王莽传上》的记载。 [27]陈松长等：《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246页。 [28]《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1页。 [29]郎保利：《长平古战场出土三十八年上郡戈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0期。 [30]周天游主编《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粹》，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31]参见董珊《论阳城之战与秦上郡戈的断代》，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 [32]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33]许雄志主编《秦代印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44、139页。 [34]单印飞：《<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人名统计表》，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又见其硕士学位论文《秦代县级职官相关问题探究——以迁陵县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年）附录。 [35]简文引自马怡、张荣强主编《居延新简释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更多实例，参见[日]大庭脩编《居延汉简索引》，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