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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昌贵：由秦简牍认识秦地理 交通地理的新拓展 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详细记录了从长利渠口到杨口，又从杨口沿汉水到淯口，然后向北直到洛阳的交通路线，以及从江陵到沙羡和从销县到武乡城的交通道路，其间还穿插记录几个主要中心城邑的交通状况。简册记录的重点，应该是江陵到淯口之间的交通，其中尤以江陵到杨口之间为重中之重。所以然之故，端在于秦在攻占楚郢都设立南郡后不久，即将楚人原已开凿的“子胥渎”和云梦大泽之池重加疏浚，修通连接沮漳水与汉水的人工运河，从而大大便利江汉之间的水路联系。复又在此基础上，详细勘察各段里程，兼及南郡北上洛阳的漕运水道，并详细规定江汉地区不同的河流水道，在不同季节、空船和载货重船每天的航行里数，充分显示秦人重视工程技术和精细管理的新趋向。 日用地理资料的新发现 与行政司法文书所见地理资料多与行政运作有关、多关乎国家大事不同，秦简牍《日书》所见地理资料更加关注日常实用的地理知识。通过对这类文献的考察，可以复原当时房屋的建筑样式、朝向，以及周边的居住环境等内容。由于《日书》文本的特殊性，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无疑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迷信方术的成分。《日书》特别关注门户和墙垣，乃在于墙垣具有阻隔内外、门户具有沟通内外的空间职能。在房屋居址的空间选择上，通过比较楚秦不同的《日书》文本，可以发现二者都是以主体建筑物“寓（宇）”为中心，涉及主体建筑物的外部轮廓及形状、其他附属建筑物以及周边的地形地势。但楚人建筑多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祠室祭堂，而秦人则多庑、小内、圈、圂、屏等与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物。楚秦《日书》的差异，当为楚秦文化不同所致。在时间选择上，较早期的时间选择来自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比如尽量避免在农忙时节动土兴功，而将兴建房舍等土木活动集中在每年的秋季农闲时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时间的选择更多地受到某种“神煞”的支配，被逐渐赋予一些神秘色彩。 秦地图的新证据 《汉书·地理志》有两处提到“秦地图”，《史记·萧相国世家》称萧何入关中“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但秦地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并无实物可考。放马滩木板地图可为秦地图提供新的实物证据，从中确定了该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目前已知的战国中山国“兆域图”和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与现今地图的方位相反。由此或可证明，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国古地图绘制的通行做法。在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图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地图所绘与今地理形势的相关性，确认放马滩地图主要表现的实为三条水系，即花庙河、东柯河和永川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50公里。这一地域范围，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是相符的，亦可为科学评价放马滩地图的绘图水平和技术成就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晏昌贵，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简牍所见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