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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砣头墓地》发掘报告终于定稿出版了,这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于家砣头墓地是1977年开始发掘的,受那个特殊时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加以墓地打破遗址的堆积和以石块垒砌且多墓相连的墓葬结构,都有一定复杂性,一墓多具人骨交错叠摞更需仔细剥离辨认,而且人骨和陶器现场保存情况都很不理想,这就造成发掘材料从发掘现场到库房保存,从实物到档案记录,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此后又经历近40年的机构、参与人员的变动和文物、资料的转运,重新整理这批材料和编写发掘报告,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大部分实物和全部档案得以保留,这次启动发掘材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又得到大连市文化部门和市考古所历届领导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当年发掘主持人许明纲先生,在刘俊勇同志协助下,较早将《简报》发表出来,有关资料在研究东北亚青铜时代的国内外学者中引用率甚高,也为这次于家砣头墓地发掘报告的编写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发掘报告的主要编写人张翠敏同志深知抢救这批资料的重要性,在核对资料,补充新技术手段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执着的追求使发掘报告的质量得以保证。 于家砣头墓地所属为双砣子三期文化(又称为羊头洼文化)。该考古学文化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现,已出版《貔子窝》(单砣子有关部分,1929年)、《羊头洼》(1942年)、《双砣子与岗上》(1964年发掘,1996年出版)和《大嘴子》(1987年发掘,2000年出版)等共四部发掘报告。于家砣头则是属于该文化墓地中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较多也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墓地。 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800至前1000年间,早期进入夏纪年。与分别含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的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相比,双砣子三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性。《双砣子与岗上》报告已指出:“双砣子一、二期文化尚有胶东的影响,不过地域因素相当突出,尤以双砣子三期文化最为显著,无疑代表着辽东的土著文化。”近些年对该文化浓厚的地域特性有进一步认识: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甚至当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相比,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点数量多,且规模较大的遗址多。分布范围分别沿黄海和渤海沿岸各向东北方向的延伸也较其他新石器到青铜时代古文化为广。遗址文化堆积也较厚,特别是房址的分布较为密集;房址面积增大,房址结构趋于复杂,普遍有石墙叠砌;出土石器、陶器和兽骨多,表现出的渔猎经济生活十分浓厚,并兼营种植业(大嘴子遗址有炭化稻谷等谷物发现)。陶器的个体增大,器类增多,大嘴子遗址出有几何形图案的彩绘陶,还常有铜镞、铜环等小件青铜器具发现。特别要提到的是,包括钺、剑、戈、镞在内的石兵礼器多见,尤其是钺、剑与戈,不仅多见,而且钺的形制规整,时代特征标准,剑更有超长形制,如普兰店瓦窝孙屯采集的石剑长达1米余。戈有明确的内部与援部的分界,形制也较为典型。多类型成组合的石质兵礼器的多见,是双砣子三期社会发展到较高程度的集中表现,也应是双砣子三期文化成为大连地区历史上最为繁荣也最具区域代表性的一支土著古文化的主要原因。于家砣头的积石墓地作为该文化全面发掘揭示的一处墓地,多达50多座墓葬相互连接又有区域和主次之分,是为了解该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与当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源流关系较为完整的一批资料。 双砣子三期文化又一重要学术价值,也是海内外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该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起源有密切关系。于家砣头墓地的材料,对这一课题解决提供了更多线索。 关于含曲刃青铜短剑诸遗存的起源,有辽西说和辽东说,20世纪80年代前后曾有所争论,此后虽有些沉寂,但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前述有关双砣子三期文化的诸多发掘报告和论著中,都有关于双砣子三期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关系的论述,而且都认为包括于家砣头墓地在内的双砣子三期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关。 我从20世纪70年代到辽宁工作后,最先和经常接触到的就有这类形制独特的青铜短剑,所以也一直在关注着曲刃青铜短剑起源这一课题的进展。觉得在断定曲刃青铜短剑年代进而起源时,除曲刃青铜短剑本身的类型学分析以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所属的考古文化和共存关系作全面比较分析,并提出从这类遗存发展演变具“原生性”的角度加以探讨的思路。提出“原生性”观点的主要依据,一是以双房六号墓为代表的辽东青铜短剑遗存,二就是于家砣头墓地及出土陶器。 前者所指的具体文化因素,除了曲刃青铜短剑以外,主要是与之经常共存的弦纹陶壶和叠唇筒形陶罐。筒形罐作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陶器类型,其演变过程辽西与辽东并不同步。辽西一路坚持到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即早期青铜时代开始时消失,只在筒形鬲上保留遗痕。辽东特别是大连地区,筒形罐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上层文化及偏堡文化,经青铜时代早期的双砣子三期文化,到双房类型仍是主要文化成份,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及以后。中间虽有间隔,形制也随时代不断有所变化,但始终保持着如外叠唇的特点。辽东与辽西两地区相比较,一方面反映筒形陶罐在东北地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顽强性,另一方面则表明,辽东特别是大连地区较辽西地区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原生状态。 与筒形陶罐相比,弦纹壶在辽东地区出现虽然年代较晚,但一出现频率就很高。由于这类陶壶在辽西罕见,表现出的区域性和原生性特点就更为显著。这类陶壶除了具短唇、盆式或钵式口、下垂状球形腹部、不规则弦纹、半月形贴耳、横环耳共存于一器等特点以外,是器壁甚薄从而分量极轻,而且壁的厚度较为均匀,几近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由于这些作品完全是手制,且为夹砂陶质,火候不高,色泽不匀,器形又有一定复杂性,还要附加器耳,却将器壁作得如此薄而匀,其制作难度甚大,应是当时一种受到特殊重视的非实用器物,是辽东青铜短剑遗存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因素之一。而且,由于这类遗存有青铜短剑随葬的墓葬甚少,陶壶出现比率却较高,因而这类陶壶就成为辨别、研究这类青铜文化的最主要的资料。当然,也是追溯这类遗存起源的主要线索。 由双房遗存的弦纹壶向前追溯,目前所知,只有于家砣头墓地所出弦纹壶与之最为接近。早在双房墓发现的时候,发掘者就认为,双房六号墓的贴耳弦纹陶壶“在旅顺于家村积石墓中也有发现。”我在论述其原生性时,有些细部比较:于家砣头墓地的陶壶,肩到腹部所饰三组或四组弦纹,也多为三道一组,略呈波浪式而非笔直,口部外弧近于钵形,也有矮圈足,口、足与器身交接处接痕也甚明显,尤其是还有在弦纹处加饰小贴耳的,无论器形、制法和纹饰,都与双房壶之间有着较为清晰的先后演变关系。其中砣头第40号墓所出弦纹壶,钵形口与肩相接处有细槽状接痕,贴耳分作两组,一组在肩,一组在腹,各7~8个,甚小而薄,虽表现出更浓厚的装饰性,仍可看出贴耳在当时使用的普遍性,也是与双房壶先后演变关系最为直接的一个例证。《于家砣头墓地》发掘报告在结语部分也有相近的论述。 由于于家砣头墓地所出多件弦纹壶与曲刃青铜短剑墓共出的弦纹壶,前后演变序列清晰,可明确双砣子三期文化即为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前身,从而可以确认,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其起源地在辽东不在辽西,具体地区即为辽东半岛南端、黄渤海沿岸的大连地区。 包括于家砣头墓地在内的双砣子三期文化,既为大连地区地域特色最为浓厚从而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又是曲刃青铜短剑的源头,从而将文化影响扩及整个东北到东北亚地区,可以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大连古文化之根。相信随着于家砣头墓地发掘报告的发表,对双砣子三期文化的这一认识会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对这类文化遗存的保护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于家砣头墓地》,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18 年8 月出版,定价208 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