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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唐运冠:法国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游戏伦理

http://www.newdu.com 2019-05-29 《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唐运冠 参加讨论

    游戏伦理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们对于游戏的特殊看法,甚至透露出关于世界观和生命伦理价值的重要信息。因此,研究游戏伦理的演变,不仅有助于理解游戏的发展史,还有助于揭示社会观念发生和变化的过程。此外,探讨西方的游戏伦理,也可以为中西文化比较提供一个特殊而有趣的视角。
    一、游戏之罪:基督教的游戏伦理
    在中世纪的法国,游戏伦理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基督教会手中。基督教神学家对游戏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较严苛的观点认为游戏是“魔鬼的礼物”,是魔鬼用来引诱世人的工具。因此,虔诚的基督徒应当禁绝一切游戏行为。
    不过,绝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的态度都要宽容得多。他们承认,游戏尽管并非人类最佳的存在状态,但游戏却是必需的,而且要“适当”地游戏。他们把游戏的起源跟原罪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于创世之初,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人类始祖并不需要游戏。但这一切都因为人类的原罪而改变了,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不仅必须辛苦劳作,而且人的灵魂和身体也发生了分裂,两者永无休止的缠斗很快就消耗掉人的精神和体力。
    基督教神学家还从道德的角度把游戏分为两种:“无邪”或“诚实”的游戏,以及“邪恶”或“罪恶”的游戏。“邪恶”的游戏主要是指掷骰子或纸牌之类的“运气”游戏。他们把动作游戏分为技巧游戏、运气游戏和混合型游戏三种。技巧游戏比如网球、赛跑、角斗、骑士比武、狩猎,它们不包含运气或命运的成分,因而属于被“允许”的“诚实”的游戏。运气游戏自然应当被“禁止”。混合型游戏则介于二者之间,属于可以“容忍”的范围。
    尽管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费尽周章,对游戏伦理做了诸多规定,但现实生活中的游戏伦理却大相径庭。掷骰子等运气游戏大行其道,骑士比武风靡整个上层社会,一年当中众多的狂欢节庆更是吸引了包括教士在内的所有阶层的人。此外,教会的空间也是人们钟爱的游戏场所。在教会于16世纪全面取缔“愚人节”并禁止教士公开游戏之前,道德家的神学争论对普通游戏者的伦理观念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儿童教育:人文主义的游戏伦理
    十五六世纪,法国的游戏伦理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游戏被逐出教会的空间,基督教的游戏伦理与世俗社会的游戏生活彻底分离。第二个变化是人文主义游戏伦理的兴起,这种世俗化的伦理主张不仅取代宗教伦理掌握了游戏伦理的话语权,它还对游戏者以及游戏本身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这些变化在整个西欧基本上都是同步发生的。从15世纪开始,作为宗教与人文主义交叉点的宗教肖像画所发生的变化,为两种游戏伦理之间的过渡提供了最直观的注脚。在这些人文主义画家的视野中,游戏变成了纯真乃至圣洁的象征,而且这些游戏的儿童经常都是裸体的。这是游戏伦理由宗教转向人文主义的一条关键线索。出自较不知名的画家之手的无数儿童游戏版画,则见证了宗教肖像画向更加世俗化的人文主义画风过渡的过程。我们还注意到从近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寓意游戏纯真无邪的画面只适用于儿童,成年人的游戏画面则没有这种道德劝诫的色彩。
    人文主义游戏伦理的另一个重要取向,即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儿童教育上面,宽容的观点明显成为主流。16世纪“欧洲的导师”伊拉斯谟主张学习应该是“开心的,而不是受罪”,因而鼓励通过游戏来促进孩子的学习兴趣。但他同时又对儿童的游戏作了诸多规定。有意思的是,这些人文主义学者普遍鼓励儿童在游戏时“赌点什么”,但也特别强调,游戏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赚钱,无论输赢都要保持快乐平和的心态。在人文主义学者那里,游戏也有等级之分,他们也喜欢强调要玩“诚实”的游戏,不过划分不同的游戏等级时采用的是世俗而非宗教的标准。总体上说,这些人文主义学者都只强调游戏在放松身心和恢复精力方面的功能,并时刻记得游戏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严肃”的事情上去。他们还没有发现游戏本身的教育功能。到了17世纪,随着儿童教育日益系统化,游戏的教育功能也被更多地发掘出来,并且与刚刚兴起的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出现了有机的结合。
    人文主义学者的许多上述观点在中世纪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文艺复兴以后,这些观点才真正逐渐地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游戏越来越密切地跟儿童联系在一起,日益退出成年人的世界,而变成儿童的专属领域。
    三、塑造“诚实的人”:宫廷社会的游戏伦理
    十六七世纪,随着绝对主义国家的崛起,法国游戏伦理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了宫廷社会手中。上层社会日益把自身看作一个拥有不同于普通民众的特殊文化趣味的阶层,并通过讲究优雅、克制的游戏方式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宫廷游戏伦理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特别强调作为贵族的宫廷成员与普通民众的身份差别。
    智力游戏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才在宫廷社会盛行开来,在这之前,贵族阶层仍然十分钟爱各种体能游戏,但要求在游戏和游戏方式上与下等人区别开来已经成为贵族阶层普遍的诉求。17世纪上半叶,法国出现了许多讨论宫廷贵族教养的著作,其中有不少论及游戏的内容。游戏和游戏姿态所表达的身份意味已经超越了游戏本身。这些宫廷游戏伦理不仅涵盖技巧和体能游戏,它同样适用于赌博。
    与基督教的游戏伦理一样,“诚实”也是宫廷游戏伦理一个突出的关键词。不作弊当然是“诚实”的题中之义,但“诚实”伦理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塑造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的精神气度。这种只与身份地位有关的“诚实的人”,是十六七世纪宫廷贵族眼中的理想人格。
    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的威胁,由特殊的行为模式构筑而成的等级防线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的佩剑贵族赖以保持心理优势的重要基础。宫廷剧作家莫里哀的许多喜剧都反映了这种历史心理现象,在这些喜剧中有一股异常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这种文化的中心正是以国王为首的宫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以塑造“诚实的人”为旨归的宫廷游戏文化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十六七世纪,宫廷游戏变成了王室控制贵族阶层的手段之一。法国宫廷的游戏伦理越来越强调对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实际的政治功效。不仅如此,在众多的宫廷游戏活动中,路易十四总是亲身参与,并要求其他王室成员也这样做。路易十四事实上把参加宫廷游戏看成了亲近臣民、控制他们的思想并吸引他们的效忠,同时向外国人宣扬法兰西国威的有效手段。
    四、结语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上述游戏伦理尽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它们仍然奠定了现代游戏伦理的基本结构。随着信仰与世俗生活的分离,基督教逐渐退出了有关游戏伦理的争论,而专注于精神生活领域。不过,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中世纪教会关于适度游戏的主张却变成了现代游戏伦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并被普遍接受。不同的是,现代的游戏伦理换上了一副世俗化的面孔,它强调游戏是浅薄、无聊的行为,只有在儿童——确切地说是学龄前儿童——的世界里,游戏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现代性还导致游戏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古代的游戏被剔除出游戏的范畴,职业体育、戏剧和舞蹈则变成了公共表演。这种职业化的游戏将在未来的两个世纪发展成型,并导致游戏的范畴大大缩小。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从20世纪开始,职业体育(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戏剧表演还被赋予了明显的政治内涵,而这些做法都能在路易十四时代找到根源。因此,关于游戏伦理演变的研究应当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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