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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春日，刚刚接到已故诗人《公刘文存》九卷，又接到了中国文学馆打来的电话，说在5月中旬要举办对公刘的人文追思会，邀请我去参加。在我内心深处，公刘是个有血性有文脉的真正诗翁，在会前我应当写篇文章——因为我已是87岁的老翁，万一因年老体衰不能与会，此篇思念文章，也算是对天堂里的文坛长兄的一个告慰吧！ 记得，在2002年12月13日，我去安徽合肥出席一个文学会议，下了飞机把东西放在宾馆之后，我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医院监护室，去看望病危的公刘。那是一场令人心碎的见面。昔日才情横溢的一代诗坛大才躺在病榻上，已然处于昏迷状态，他两只大大的眼睛痴呆地仰望着病房屋顶，似活在人世，而实际上灵魂似已离开纷繁的人世；又似正在回首他走过的漫漫风雪之路，寻觅着死国的天堂之门——因而，我只看了公刘一眼，心已然沉到谷底。出自本能，我立刻把他那只写出过多篇华丽诗篇的右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掌心。我下意识地希望他能认出我来，哪怕是用眼角的一丝余光也好，以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记忆。 站在病榻边的公刘女儿刘粹用急切的声音呼唤他：“爸！维熙叔叔看望你来了——” 没有任何回应。 刘粹再一次呼喊弥留于生死界上的爸爸。连续几次的感情信息传递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当真发生了：公刘直视屋顶的目光先是开始了转动，最后竟然与我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他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似乎要对我倾诉什么，同时他的那只手，在我掌心中轻微地蠕动了一下。这个刹那间的回光返照，既是灵魂火花的交融，又是生离死别前的情谊表达，尽管我拼命克制着感伤的情绪，泪水还是涌出眼帘，淌下脸腮。我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希望他能听见，但是他的痴呆的目光很快就回归到原来的屋顶上去了——第六感觉告诉我，公刘怕是难以支撑下去了。 公刘走了——走在2003年1月7日。刘粹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宽慰低声哭泣的她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巨大的伤痛，对你爸来说，是个彻底的解脱，因为再拖下去，你爸实在太痛苦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刘病危于床、喉管被切开后被插上一根管子，在死亡边缘上徘徊的日子，已然不算短了。 之所以如此钟情于公刘，是因为从年轻时起，我就是公刘文学才能的崇拜者。直到我白发染鬓，在我的认知中，他依然是我的文学师友。公刘原名刘耿直，江西南昌人，年幼时在寒窗下苦读经典，少年时代就萌发了文学天赋。他从13岁开始发表诗作，当属中国文坛中的神童。正像他的真名耿直一样，新中国成立前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他参加到反蒋学生运动的洪流中的同时，曾以流萤、龙凤兮和扬戈为笔名，先后在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正报》《华商报》等报刊，发表爱国诗章兼杂文、剧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大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加了二野的陈赓部队，随军进驻云南边陲，相继发表了著名诗篇《上海抒情诗》《在北方》，并写出充满诗情的电影剧本《阿诗玛》。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因事去了在青堂瓦舍独院中居住的艾青家，在与艾青谈话时，话锋不知怎么转到了诗坛上来。艾青突然问我读过公刘的诗歌没有，我说不止读过，年轻时我还摘抄背诵过公刘的《在北方》的组诗呢！艾青说了一句十分风趣的话，一直让我牢记于心：“你的眼睛没得色盲，中国什么行当里都有真假‘李逵’，公刘是诗歌界中的真‘李逵’，是个真正的天才。”在我的记忆中，对诗坛很少发表赞美词的诗坛泰斗艾青，那天却由衷地赞美了公刘的诗。他的夫人高瑛在一旁注解道：“艾青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养病时他又找来公刘的诗，当病中的精神之舟。” 诗翁艾青对公刘诗才的评价是十分公允的。在我看来，在上世纪50年代，盛行标语口号冒充诗歌的年代，他的诗作之所以耀眼，就在于都从意象落墨，绝非标语口号的变种。其中如《望夫云》《在北方》等，所以能让年轻时的我为之倾倒并在对比之下自叹无才无艺，完全归因于他诗中意象的挥发。至今，我还记得他诗作中，形容国庆节天安门之夜礼花绽放，写出的绝句： 天安门上空 孔雀开屏 可以这么说，他这些气魄雄浑、意象丛生的诗作，不仅折服了我，几十年来，他的文采也折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是我与公刘产生深厚情谊的渊源之一。渊源之二，自古以来，真正的文人命运似都充满了羁绊，公刘的命运也不例外。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他也被卷进了台风眼。记得，在“文革”年代，我在晋南劳改，他在晋北改造，虽然近在咫尺，但因没有人身自由，只能与他像寒星般遥遥相望，而无相聚一叙之机。直到进入历史新时期的1983年，公刘一度安家于北京，有一次我与谌容、心武特意去景山附近他居住的宅院，看望诗坛大才公刘。那是一次使我终生难忘的会面，我们在为新的历史时期频频举杯之余，话题没有离开他的诗歌创作。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曾使我们开怀大笑：诗是醇香的酒，而不是无色无味的水；好诗虽然不能醉人一溜跟头，但总不该像喝白开水一样无味吧！那天，我们是中午去看望公刘的，一直神聊到日影西斜，才与公刘话别。昔日，文坛盛传公刘性格怪癖，但我看到的公刘是个十分随和而又不失风趣的人。他送我们到庭院门口，与我们握手话别时，还不失风趣地与我们相约：“好花不常开，何日君再来！” 后来公刘被调往安徽文联，彼此往来的机缘少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应邀出访滇边时，再一次与公刘相遇。他过去随军进入云南，是去云南访旧的；我则没有到过云南，是来云南采风观光的。在从昆明奔往思茅、楚雄的山路上，趁那辆大巴中途停靠的时候，我和他有了谈话的机会。话题是由天空中美丽的白云引发的。 他说：“维熙，你看那两朵白云，在天上动也不动，像是睡着了似的。” 我调侃地说：“那是你的‘望夫云’，在守望他的归人哩！” “不。那两团睡云是你和我。我们在山西一睡十多年，浪费着大好的青春和生命。”他把关于白云的孟浪幻想，一下子转到严肃的历史话题上来，“你还好，出版了《走向混沌》（指第一部），我觉得我愧对了昨天严酷的历史。” “你不是也写了许多诗歌吗！”我说，“人与人生活经历不同，你没进过大墙……” 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只是墙内与墙外的区别而已，本质上没啥差别。我常常觉得诗歌难以表现历史中的苦难部落和现时中腐败的滋生。想想鲁迅手中那支笔，再看看自己笔下流淌出的文字，常常感到生命的失重之轻。” 我虽然感觉他对自己下的结论过于苛刻，但找不到反驳他严于自审的理由。他不是一只“八哥”，长着重复主人语言的“巧舌”，而是一棵时刻关注社会、感悟人生的文学大树，一位对于风起风落、云起云飞、叶绿叶黄时刻有着超人洞察能力的作家。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了：真正的作家，很少有满足的快乐，总是像在汨罗江畔苦苦寻觅国魂民魂的屈子之魂。在当代文坛中，我认为公刘就是这样一个人，因而我理解他的痛苦心声。 我说：“月有圆亏。月圆要有人写，月亏更要有人写，写蚀月的年代，是为了月圆。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我都是穿越中国历史泥泞期的行者，人文良心让我们责无旁贷。” 记得，我俩在交流心声时，站在我俩身旁的东北作家林予也插话了。他说公刘是文坛全才，建议他不要局限于诗歌创作，他那支神来之笔，可以在各种文学园地播种开花。 公刘说：“今后我将多写些醒世的杂文随笔。” 当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直到司机催我们上车。 云南之行，公刘那种诗人索求人生的执着个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能从天空的两朵睡云，联想到昔日的非正常的历史年代，并悲鸣我们虚掷了青春，进而剖析到我们笔墨的失重，把文学才情与社会人生融为一体。这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孕生的哲理认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死了自审精神，视民族兴衰于不顾，每天都在自恋、自擂、自唱、自炒中快乐活着的同行。公刘与这些时尚的酒吧群体，绝不属于同一品种。唯其不同，公刘才是公刘，在中国文坛留下了他不与众同的人文肖像。 公刘一生是很不幸的。记得在1997年，我们去安徽游黄山时，北京的作家李国文、邵燕祥和我，与当地作家鲁彦周、刘祖慈特意一起去看望病中的公刘。身体一直多病的他，那天虽然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但依然让我感到了透骨的悲凉。这不是由于他留起了胡子，显得比云南相见时苍老了不少，更让我为之情动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女相依为命的家。一个满腹才情的诗人，两次不称心的婚姻都解体了，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因而我从黄山归来之后，曾想让我妻子（她曾在合肥当过军医）为公刘介绍一个同行的女性，让那个家真正成为一个心灵的港湾。妻子竭尽全力去做了，但因多种原因没能获得成功。这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文学之外的遗憾。 公刘走了——他带着燃烧未尽的文学才情，走向了天宇的尽头。记得，在1979年，他刚刚解禁回到云南时，在一篇自白生命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自我期盼：“我希望我能为人民写作十五年。”如果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公刘的生命答卷是满分。他的诗作中的多篇佳品，被国外同行译成英、俄等多国文字，飞出了中国国界；而当代诗歌能飞出国界的人，可谓少若天上的寒星，因而可以说公刘没有愧对他手中的那支笔。更为值得后人敬重的，是他始终实践着为人民而笔耕的诺言，他笔下流淌出的真实文字，没有只字的无病呻吟，只有忧国忧民的生命箴言，因而他没有愧对人生。但如果以公刘具有的才情来裁定生命，我仍然感到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他没有病魔缠身，以他的才情来说，一定会燃放出多篇绝响来的。但是人生祸福无常——他走了，就像他曾使用过的“流萤”笔名那样，闪亮地划过人间的大千世界，去了浩渺天空，回归到属于他的文曲星座。 1927年—2003年，他76岁的人生，给今天的文坛留下无穷的思念和关于人文精神的思考…… 2019年4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