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儿童史学科视角,关注我国儿童成长、发展,探寻儿童生存状态的历史真相,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视儿童为历史叙事主体 儿童史是西方新的史学潮流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提出,从学术角度来看,儿童史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而兴起的。儿童史研究是社会史、家庭史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史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的研究,更要注重家庭观念、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情感的研究,这其中必然涉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成人对儿童的态度等。此外,从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角度看,儿童史研究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过去,历史学习惯以“大人物”为研究对象,儿童史让历史研究者更加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儿童的处境、地位及其成长轨迹,体现了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性质。 儿童是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群体。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历史学学科执行主编柴英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将爱护儿童、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作为儿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在儿童健康卫生、学习教育以及少年司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中国自古就有慈幼恤孤的历史传统。探寻中国儿童生存状态的历史真相,关注儿童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既是新史学蓬勃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历史学家自觉回应“中国问题”,主动担负“经世致用”学术使命的职责体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介绍称,当前,中国儿童史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主要勾勒儿童史研究的编年脉络,探讨史学范式转变中儿童史研究的突破可能;另一类是经验研究,以丰富史料介绍儿童生活样貌、教育状况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情况。21世纪以来,儿童史研究出现一个新的高峰,史学家更加注重全球视野和跨国比较研究,采用口述史方式,更自觉地把儿童视为历史叙事的主体,注重儿童自身的经验描述。儿童不只是被动的有待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发声。 合力推动儿童研究 柴英介绍,西方儿童史研究与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儿童研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儿童研究的整体发展,并使之成为新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志趣从政治史、经济史逐渐转到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目光逐渐聚焦于作为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群体。学者在童蒙文化、儿童健康、儿童游戏、儿童福利、儿童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等多方面,开始了中国儿童史研究的破冰之旅。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滢坤认为,应当组织多学科学者合作攻关,推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扩大学术视野,拓宽研究范围,加强问题意识,提升儿童史研究的质量,避免以往儿童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意识不强、通论化、表面化的缺陷。 金滢坤近年来着重关注童蒙文化。童蒙文化主要包括儿童养育、启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服饰、游戏、交友、礼俗、劳作和选拔等与儿童相关的社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等。中国童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刻理解儿童所依附的社会 俞金尧表示,西方的儿童史学为中国的儿童史研究提供了借鉴。然而,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还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对儿童本身的认识,加深对儿童所依附的社会的理解。 “过去的历史书写中,儿童往往被看作是成人世界的附属。”辛旭提到,未来儿童史学研究应注重儿童与社会的相互建构,突破传统儿童史研究中的家庭史研究取向,要将儿童置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认知;从成人世界对待儿童的态度、实践和制度等方面,探讨站在“被动”和“消极”地位的儿童怎样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并参与到对社会的建构中。将儿童视为行动主体,除了在年龄阶段、童年本性、亲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展开充分讨论外,还应积极开拓如儿童考古等新的儿童史研究领域。 谈及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和突破时,金滢坤表示,应构建中国童蒙文化史的学科体系,对中国童蒙文化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此外,还要坚持学术研究与童蒙读物普及并重的原则,在切实推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从简牍、敦煌文献中择取汉唐盛世优秀蒙书,加以整理、注解,以改变当下蒙书市场以明清蒙书为主的局面。 记者 段丹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