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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无论基于怎样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是“中国历史”。不同立场的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均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而此种差异正说明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乃是何谓“中国”——“中国”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当今之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看待、认识“中国”——这里的“中国”既可指中国这片土地、生活在中国土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可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中国，亦可指“人”(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认识、理解或“认同”的中国。质言之，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中国”。④ 无论站在“国家”立场、“世界”立场，还是站在“人”的立场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1)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是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此即“中国文明的连续性”；(2)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持续保持着政治的相对统一，形成了疆域广大、内部复杂多样的政治体，此即“中国政治的统一性”；(3)经过百余年来的摸索，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此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三方面认识，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历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的基本共识。而探究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过程、分析并解释其成因与意义，既是很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出发点，也是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 与“文明”一样，“中国文明”的范畴、内涵也非常复杂，难以界定和阐释。可是，开展中国历史研究，就必须努力弄清楚、说明白什么是“中国文明”——是“中国的”文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发展起来的文明。 长期以来，在考古学界与上古史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国家”曾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很多学者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来论证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⑤张光直先生将“酋邦”和“早期国家”理论运用在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领域而得出的认识，⑥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三部曲”理论，⑦王震中先生融汇诸家之说而提出的“邦国—王国—帝国”说，⑧虽然吸纳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的诸多理论与研究，亦结合中国考古工作与成绩作了非常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但实际上也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核心线索的。不仅如此，所谓“社会复杂化”的理论及其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研究中的运用，在根本上也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指归的。⑨国家及其形成(以及城市、文字的出现与发展等)，基本上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文明所独有；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形成的国家形态与结构。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形象地描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众多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性文明并存的面貌，并用裂变、撞击和融合比喻各地区文明起源与演变的不同路径，以及各地区文明不断融会的历史过程。⑩张光直先生强调各区域文化在不断扩散的过程中深化了相互间的联系与作用，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圈”或“文化互动圈”，而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圈内的所有地域文化都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11)在苏、张等先生的基础上，严文明先生更着意于强调在各区域文化平行发展、不断融会或互动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得以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而加以融合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强化此种核心作用，从而推进了中国文明统一性的形成与发展。(12) 如果中国文明从源头上就是多元的、多中心的，是由不同地区的文明相互影响、互动、融会而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容纳了更多的区域文明(特别是所谓华夏周边地区的文明)，那么，所谓“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的核心线索就应当是构成中国文明的各区域文明通过不断接触、交流、相互影响、互动，逐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进而一步步地融会在一起，并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某种“统一性”的进程。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考察这一进程，分析推动这一进程的诸种要素，并解释这一进程对于“中国文明”的意义。虽然这一进程的结果应当是中国的“一体化”或“统一性”，但在这一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却是其包容性——历史时期中国各地区的文明就如同流淌在中国土地上的众多河流，有汇入，有枝分，也有相对的孤立乃至隔绝，但它们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源、流淌，在中国整体的环境系统里相互影响，润湿、浇灌着中国这块土地，并最终汇入中国文明的海洋。 包容性应当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明相互作用圈内的各区域文明既相对独立地生存、发展，又在圈内互动、融会，同时还保持其多样性。“泛爱容众”、“和而不同”，应当可以较好地概括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而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又正是建立在“包容性”这一根本特征之上的——如果不能包容不同的区域文明，长期延续、未曾断裂的中国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僧肇云：“会万物以成己，其唯圣人乎？”(13)正因为包容、融会了中国土地上诸多地域文明，才形成“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独尊自身、排斥他者，乃得成就其自身的伟大；而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来自并蕴含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中国文明内在的核心，也是中国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应当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之一。揭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描述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在中国文明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解释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启示，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而以“包容性”为核心阐释中国文明的内涵、特质，叙述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必将更好地展现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博大胸怀与恢宏气象。 (二)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统一性首先并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统一。作为统一政治体的中国，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是一系列军事扩张、政治控制、制度设计与推行、法律强制与暴力压制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原因，而核心则是政治权力能否有效地控制、治理其幅员广阔的疆域，以及各种各样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人群。因此，“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乃在于中国的政治统一是如何实现并长期维持、不断强化的。(14)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没有建立或形成过统一的经济体系。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虽然通过税收(贡赋)、贸易而不断加强，但直到19世纪，经济体系仍然主要是区域性的，中国存在着若干个内部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彼此间却相对孤立的区域性经济体系。(15)同样，中国历史研究中所称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指不同时期以汉人为主体的、各种各样的地域社会或地方社会，历史时期并没有存在过一个整体的、向内凝聚的“中国社会”或某种同质的“中国社会”。(16)而中国文化，则不仅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文化，还应当包括历史时期曾活动于中国广大疆域范围内的诸种人群所创造的各种民族和区域文化，也包括诸多外来的、在中国扎根“重生”的文化(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文化以及中国伊斯兰文化等)，因此，中国文化在源头上是多源的，在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形态与内涵上是多样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17) 既然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均未表现出相对明确的统一性或同质性，那么，“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命题，就可以化约为作为政治体的中国国家，是如何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对于散布着多种人群、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各异、社会组织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千差万别的广大疆域实现相对有效的控制的。而中国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就应当是历史上的中国国家，是如何控制其人群复杂、经济与文化形态各异的辽阔疆域的。 以往研究已较为充分地揭示出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及现代国家政权对于所统治的诸种人群、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的认识，以及根据对这种认识所设计的不同制度、采取的不同政策及其变化历程。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对于疆域内的不同人群、地域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统治方式：一是直接统治，即国家通过军事、行政、赋税、教育等手段，将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推行到可以直接有效控制的地区，并主要依靠这些制度，实现对上述地区的直接控制。二是间接统治，即对于未能有效、直接控制的地区，国家采取委托或接纳“代理人”(或“中间人”)的方式，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政权合法性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向代理人“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和利益，委托其作为国家代理人，代表国家统治或治理相关地区，程度不同地保留其所“代理统治”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和结构。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而言，直接统治固然是国家权力不断追求的目标，但直接统治并不必然带来统一性的加强，反而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国家疆域的扩张、激化部分地区或人群与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间接统治虽然不能彻底、有效地贯彻国家意志、使制度政策得到完全实行，但至少在名义或形式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给国家统一性的推行与实现预留了可能的空间。因此，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国家政权均采取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并行的方式。 无论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在具体实施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直接统治的情况下，制度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其在各地区的实行，必须适应该地区的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背景，因地制宜，加以变革，从而使国家统一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形成诸多的地方类型，这就是“制度的地方化”。地方化制度的实行强化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迫使国家权力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从而缓解了统一性制度的僵硬，为直接统治注入了地方性、多样性与灵活性。在间接统治下，“委托—代理”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家“让渡”权力的大小、方式以及代理人的层级、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类型；而这种关系本身又是不断变动的——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让渡”给代理人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断缩小的；事实上，代理人行使或追求的权力却是不断扩大的；所以，国家权力不得不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以应对这些变化。“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变动，形成了越来越复杂多样的间接统治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间接统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直接与间接统治的二元统治制度，表现为多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因此，“一国多制”乃是自古以来中国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多元统一的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发展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认识中国疆域内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制度与策略进行统治或治理，是中国实现长期统一的“法宝”。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与多元化、多样性潮流并存共行的时代里，探究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多元化并存的客观事实，分析其对于“统一的中国”的作用，揭示其对于全球化发展的意义，应当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三)中国的现代转型 所谓“转型”，是指某一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行模式以及人们有关这一事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现代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1)现代国家的建构，包括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高度一元化领导的、合党政军为一体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此即所谓“国家转型”。民族国家和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是百余年来中国国家转型的两条主线索，二者交织在一起，而以后者处于主导地位。近代前夜的中国，乃是一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多种制度并存的“帝国”，以之为基础，几代人努力凝聚中国境内的各种人群，构建“中华民族”，建立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近代民族国家；在外部冲击与内部变乱的双重压力下，不断改造旧有的国家结构，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与高度集中的现代政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强化制度、思想的统一性，从而建立起一个高度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18)(2)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主要包括近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发展与调整，传统商业体系向现代市场体系的转变，以及传统农业经济的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此即所谓“经济转型”。在百余年的时间里，虽然历经曲折，但由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体系向以工商业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体系转变的总体趋势，是一直持续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百余年时间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总量的巨大增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柱产业的更替，还表现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和提升、经济体制的不断创新等方面，经济发展对于国家、世界的意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中国社会从以乡村社会为主体的、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逐步转变为以城市社会为主导的、相对开放的、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此即所谓“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社会的结构、形态虽然受到根本性的冲击，社会运行状态也得到彻底改变，但其基本要素却与新生的现代社会要素纠合在一起，彼此冲突、融汇，逐步形成新型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因此，“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乃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既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发展，也不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移植”，而是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社会因素相结合之后的“社会重建”，其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将是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社会。(20)(4)多种人群、地域、宗教文化并存共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自身既不断演化，又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同质性，逐步形成以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化，此即所谓“文化转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是现代化，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地域性文化或人群、宗教性文化都在逐步适应现代化进程，通过调整、改造，以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地域、人群、宗教文化；二是统一化，即多元多样的传统文化，亦不断调整、改造，以适应或加入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统一的“国家文化体系”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逐步消减，而统一性则持续加强。换言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根本上是以统一的、同质性的现代文化，逐步替代多元的、多样的传统文化形态。(21)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的现代转型，乃是百余年甚至三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索。因此，“转型”也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考察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动因、内在机制与外部环境及其对于转型的影响或作用，探讨新型的国家形态、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现实及其潜在的可能形式，揭示中国之现代转型对于世界与人类的意义，应当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可以为中国与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历史研究者长于叙述历史过程。可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叙述却是以对转型动因的认识为起点的。“冲击—反应”理论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现代转型的起因，说明中国的转型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与西方经济文化势力强行进入的背景下开始其进程的。(22)由于“冲击”必然因应于“内在的机制”才能发生效用，而“反应”(或“回应”)则主要是中国国家与人民的“主体性”行为，所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中国内部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因，以及中国内在变迁的可能性。以中国为主体，重新审视“中华帝国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自强”运动的开展，乃至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均可以发现中国内部蓬勃向上、不可抑止的生命力，而此种生命力实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动因。因此，中国的现代转型，虽然因外部的冲击而触发，却是以中国国家、人民为主体自觉地进行的，是中国主动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不断适应、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逐步建立起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进而影响世界体系的过程。 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持续受到外部势力的压迫和直接破坏，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亦受到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思潮的深刻影响，建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和保持领土完整、内部凝聚的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乃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重中之重”。换言之，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以“国家转型”先行并主导的。晚清至民国，无数先烈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上下求索、前仆后继，提出了诸多的思想与方案，无论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或者“开启民智”、“立宪民主”，还是“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其核心目标，都是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统一的、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正因为此，无论是近代以来工业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系的重建与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还是“平均地权”主张的提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国民党主导的“农村复兴运动”，以及新中国时期的“土改”、集体化、“包产到户”等关涉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诸多重大变革或举措，乃至现代教育科研体系的形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不断丰富等决定或影响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大事项，基本上都是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通过政治权力或以国家力量推行、实施或促进的。国家或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全面转型，乃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特征，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成就与教训的根源。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揭示中国现代转型的这一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