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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认识的主体性是指人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认识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通常是指历史认识主体(包括历史研究者，但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者)在历史研究活动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对历史认识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认识主体对对象的自主选择和主体对对象的观念创造，以及主体对研究目的的自觉界定和有意识追求等。参见黄枏森：《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哲学动态》1991年第2期；刘福森：《主体性及其在认识、实践和社会历史中的表现》，《哲学动态》1991年第9期；张耕华：《试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兼评西方史学思想的两种倾向》，《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3期；赵吉惠：《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张耕华：《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万斌、王学川：《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学术论坛》2007年第11期；刘曙光：《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2期；等等。 ②很多历史学者忽视或反对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或者把主体性与主观性甚至是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抑制、摆脱甚至是“泯灭”主体性(主观性)；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客观地、如实地“复原”、叙述并说明历史过程，要让“历史自己来说话”；历史研究要尽最大努力保持历史的客观性，而主体性则会妨碍或影响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种“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与方法虽然在“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中间仍有很大影响，甚至占据主流地位，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事实上已被当代史学家所抛弃。近年来，对传统史学的主体性及其认知局限，中国历史学界有非常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反映在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等论著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十分重视并强调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认识主体性问题，可参见陈志良、王于：《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求是》1991年第14期；徐梦秋：《恩格斯的认识主体性思想论纲》，《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等等。 ③司马迁语，分别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报任安书》，《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④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的讨论，主要可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楼劲：《近年“中国”叙说和构拟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 ⑤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0-100页。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概况，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1-56页；《中国古代王的兴起和城邦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84-400页。 ⑦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29-168页。 ⑧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⑨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等。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1-128页。 (1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151-189页；《古代中国考古学》，印群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12、233-308页。 (1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许倬云先生在此一问题上的思考路径与认识，大致与严文明先生相近，可参见氏著：《从多元出现核心》，《燕京学报》新26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13)僧肇撰，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7页。 (14)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论题之一，主要论述可参见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黄朴民：《王者无外：中国古代国家统一战略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 (15)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区与经济体系，主要论述可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氏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4、54-94页。 (16)中国历史研究者经常在未经界定的情况下使用“中国社会”(包括古代中国社会、传统中国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等)之类的概念，实际上主要是指“中国的社会”，亦即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群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行为、阶层、结构与组织等，并不假定此一时期的这些人群组成为一个联系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本文所称的“中国社会”，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同样，有关研究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的某些类型(同一类型的社会具有相对的同质性)，也主要是以汉人或其他人群为主体概括出来的，而不同类型的“中国的社会”并不构成一种同质性的“中国社会”。关于何谓“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路径，可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9页；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特别是第27-115页。 (17)中国历史研究所说的“中国文化”，一般是指以华夏文化(亦即汉文化)为主体、包含现今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可参见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4《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第3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4-105页；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特别是第1-36页；马戎：《中国民族史与中华共同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8)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较新的研究可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和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的政治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罗卫东、姚中秋：《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等。 (19)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较重要的研究包括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樊纲：《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等等。 (20)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较新的研究可参见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陈健民、钟华编：《艰难的转型：现代化与中国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 (21)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较重要的研究包括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22)关于“冲击—反应”理论以及对这一理论的讨论与修正，主要可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特别是第2篇；《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刘广京、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特别是上卷第1章“导言：旧秩序”(费正清执笔，第1-34页)与下卷第2、3章(第68-197页)。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特别是第1卷。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黄纯艳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特别是第171-319页。王俊义：《从“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转变——〈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23)关于田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与实践，最新的重要论述可参见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Ⅰ-Ⅶ页；温春来、黄国信主编：《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赵世瑜：《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31-568页。 (24)张光直：《考古学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25)关于史料的鉴定、分析与运用，经典的论述主要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6)张光直先生从考古资料出发，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过程及其型态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马雅与苏米(苏美尔)文明的比较，提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中国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131-142页，引文见第133-134页)王国斌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欧洲(特别是西欧)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比较分析，揭示所谓“欧洲经验”的局限，并进而希望从比较所得、对更大范围的社会演变轨迹的认识中，丰富并改进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认识。(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先生与王国斌的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使我们认识到，对中国历史多样性的认识与揭示，很可能将从根本上质疑立足于西方经验的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法则”，也许，人类历史的多样性，正是其最根本的“一般性法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