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是文化史上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现象，作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的文化意识活动产物，它一方面持续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不断“启迪”现代艺术创作。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说：“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惟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一切想象力和日神的梦幻力，惟有凭借神话，才得免于漫无边际的游荡。”[1]20世纪的“神话复兴”给文学艺术带来巨大影响，重新评估俄罗斯神话学派的理论建树就成了一种必要。 神话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始自于维柯。神话学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随着各种神话理论的出现，逐渐形成了各种神话学派。有学者指出：“古典学学者致力于阐释古希腊和中东神话；《圣经》研究者探索《旧约》中的神话因素；人类学家们研究神话包含的文化模式，例如社会组织的方式；宗教史专家则着重研究神话在宗教体系和仪式中的规则；民俗学家着意于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区域内各种神话类型的分布状况；心理学家寻求将神话理解为根本的人类苦难处境或冲动的奇异反应。”[2]与西方神话研究相比，俄罗斯的神话研究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其神话研究不仅起步相对较晚，而且早期的神话研究与其说是研究，还不如称之为记述。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观，人们开始致力于对神话的理性思考，所以到了40年代，俄罗斯文艺学中就出现了神话学派。神话学派的创立使俄罗斯的神话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受格林等人为代表的神话学派的影响，俄罗斯的神话研究始于民间文学研究，而19世纪以前的神话记述、神话哲学的创立以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为神话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俄罗斯19世纪之前的神话研究 神话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反映了早期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包含着历史和宗教因素，蕴含着人类朴素的宗教思想和最古老的哲学观念。古罗斯人虽然还没有“神话”这一概念，但是他们在知晓希腊神话以前便早已经有了多神教神话的观念，诸如对天、地、光等的认识。由于古罗斯人对希腊文化的接受师承拜占庭，自基督教传入以后，古罗斯长期处在多神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双重信仰中，故而他们在接受古希腊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拜占庭传过来的包括希腊神话以及对神话的理解在内的诸多思想，如视神话为寓言，认为神话创作为无稽之谈，等等。然而“正是通过掌握了拜占庭所因袭的希腊神话，神话形象和概念才成为最能理解古罗斯文化中的神话独特性的材料。”[3] 彼得大帝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人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认知。在西欧古典主义精神的影响和感召下，古希腊罗马神话成为理解斯拉夫民族神话的参照物。彼得大帝视古希腊罗马神话形象为帝国政权的最典型特征，是帝国的意义和伟大力量的代表，并在青年贵族中间广泛推广和宣传神话知识。彼时的俄罗斯已经逐渐接受了古典主义的神话观：颂扬英雄的功勋和业绩，推崇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当时一切有关民族的事物都广受人们关注，挖掘民族文化、了解民族的过去、民间文学和神话成为一种荣耀。尤其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在全欧浪漫主义“走向民间文学”、“回到中世纪”的感召下，他们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样本和标准，整理和创造属于自己的斯拉夫神话。很多学者为恢复和完善斯拉夫神话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米·德·丘里科夫（М．Д．Чуриков）、米·伊·波波夫（М．И．Попов）、米·伊·格林卡（М．И．Глинка）等人。他们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关于多神教的传说，利用俄罗斯国内外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在他们的努力下，早期的神话记述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世纪上半期，伊·瓦·基列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收集的多卷本民歌和彼·安·维亚泽姆斯基（П．А．Вяземский）整理的城市民谣相继出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神话记述工作因为缺少可靠来源，方法欠妥当。神话记述者往往从感觉出发，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取舍，所以这一时期的神话记述工作无法真正恢复斯拉夫神话的全貌或者重塑斯拉夫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文学艺术创作，很多神的形象要么是臆想的，要么借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虽然如此，早期神话记述者依然在记述过程中发现了神话（他们把民间文学和神话等同视之———笔者注）诸多体裁之间的差异，给后来的神话学派以很多启示。 进入19世纪以后，知识背景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浪漫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传到俄罗斯，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神话研究。19世纪，俄罗斯迎来了神话记述和研究的新时期，也是俄罗斯神话哲学形成的开端。俄国知识界开始注重对民族本质及其历史使命问题的研究，强调多神教与东正教的本质区别，主张以一种非纯粹的理性主义的精神看待世界，认为世界是混杂着神秘和宗教成分的综合体。 神话学派的形成受到19世纪初以尼·彼·鲁缅采夫（Н．П．Румянцев）为首的鲁缅采夫小组的斯拉夫神话哲学思想影响。他们对待神话的科学、理性态度及建立斯拉夫民族神话体系的尝试启发了后来的神话学派。该小组的成员亲自进行考古挖掘，以修道院中保存的关于古罗斯的历史和文字手稿为第一手材料，科学、理性地批评了俄罗斯的神话研究，提出了斯拉夫神话研究的科学原则。1815年，该小组成员帕·米·斯特罗耶夫（П．М．Строев）撰写的《斯拉夫俄罗斯神话简评》出版标志着俄罗斯神话哲学的诞生。他认为，神话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弄清神话的民族属性。每个民族都有神话赖以产生的土壤，每个民族的神话都是独一无二的，斯拉夫民族神话同样如此，所以不能说哪个民族的神话是典范或标准。他批评了以往向古希腊罗马神话看齐的做法。在把斯拉夫民族神话和其他民族神话，例如同德国和蒙古等民族神话进行比较后，他发现不同民族的神话虽然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和文化传统，但是在很多方面又有共同点，这意味着这些民族神话有时可能会混杂在一起。于是把斯拉夫神话的现有材料和早期历史记录进行比较，考察了斯拉夫古代神话的原初风貌。他认为，斯拉夫神话有自己的体系，包括高级神话和低级神话。接受东正教以后，斯拉夫民族神话又融入了东正教神话，所以斯拉夫神话是东正教神话和斯拉夫民族以及非斯拉夫民族神话的混合体。他以佩隆神（Перун）的演化进行了说明：“佩隆曾是古代斯拉夫人最重要的、唯一的神，”“其地位可与古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朱庇特相提并论。”[4] 简而言之，神话哲学的形成、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及普希金、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对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关注，直接催生了文艺学中神话学派的产生，标志着俄罗斯神话研究已经进入科学研究轨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