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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访名家】 2019年初，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90卷本、总计1500多万字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完成了这部写作时间跨越30个年头的大部头著作，刘庆柱、李毓芳这两位考古人终于卸下了一副重担。 “厚度有多少呢？几乎是我俩的身高之和，3.1米。”一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他便介绍起这部对我国古代军事管理史、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一头银发下，当年透过放大镜看见这批刻在牛骨上的皇宫档案时的惊喜，依然那么真切。“这里面的内容，主要跟汉代军工生产有关，对研究当时地方手工业、军工工业以及当时书法、官制等的变化，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说起来，这部著作还与光明日报有不解之缘呢。”刘先生告诉记者。 时间回到30年前的1989年。“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听闻未央宫出土了大量骨签，一定要来采访报道。”当时主持这项发掘的，正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队长的刘庆柱。他没想到，一家中央媒体竟对骨签这么专业的问题有如此大的兴趣。一番深入交流后，《西安未央宫遗址出土三万余片骨签文书》一文，出现在光明日报1989年3月7日的头版。“光明日报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最权威的，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一书也自那时起开始筹划。刘庆柱说，多年来，自己不仅是光明日报的作者，也是忠实读者。 早在中学时期，刘庆柱就对历史颇有兴趣，1962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分专业时，他选择了考古学，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而“狭义历史学”（文献历史学的五千年文明史）仅仅研究人类全部历史的0.25％，剩余的99.75%则需要考古学去解决。“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考古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以古代物质遗存复原、研究历史，考古学在这片土地上，定会大有作为”。50余年来，这一学术抱负从未改变。 1968年，刘庆柱和后来与他结为连理的同班同学李毓芳，被分到陕西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这一待就是整整两年。 在劳动之余，刘庆柱读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以及列宁的重要著作。那段经历，不但磨炼了他的学习意志，扩充了他的知识面，也更加坚定了他从事考古研究的信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探讨国家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正是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支撑”。 1972年，刘庆柱来到咸阳地区文教部门工作，与爱人携手走上了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之路。他提出并启动了秦都咸阳考古发掘计划，花几年时间整理了大量秦都咸阳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此后，他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首次在学术界提出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绘出遗址平面示意图。学界评价这一研究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 为历史寻找物化载体，是刘庆柱一生的学术追求。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是他认定的承载古代国家历史的重要物化载体。中国古代都城要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去解读和分析，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国家认同核心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承。 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刘庆柱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汉唐30余座帝陵及数以百计的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为了获得第一手考古资料，他或徒步，或骑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偏僻的田间、崎岖的山路。他说，每年都有10个月左右吃住在工地，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982年至1984年，刘庆柱主持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并在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问题，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 从1993年开始，刘庆柱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他主持召开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并指导此后的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较大进展，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宫城遗址全面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 和很多学者一样，在占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刘庆柱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他先后发表涉及古代宫城考古学、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等主题的论文。2000年1月，刘庆柱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考古学五十年》系列文章，连载4期，对新中国考古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梳理。他的许多著作，包括《汉长安城》《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等，在考古和历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观念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有时候有不小的差距，考古学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表示，受杜牧《阿房宫赋》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故事家喻户晓。然而，2003年至2004年，在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中，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他得出当年只完成了阿房宫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火烧阿房宫”子虚乌有的结论。这项考古新发现引发不小的争议。“但我坚定地认为，不能用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而应当根据客观发现，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刘庆柱时常教诲学生，“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还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他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认真负责，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考古发掘报告。 正是这种使命感和学术抱负，使刘庆柱把自己的战线从考古延伸到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历史的载体，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他为三峡工程的文化遗产保护，多次现场考察、积极呼吁；21世纪初，他在全国两会上建言，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文物保护，全面开展考古调查；针对收藏热过火及一些鉴宝节目的导向偏差，他主张遏制收藏领域的炒作；近年来，他又为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蜀道等文化遗产申遗而四处奔走…… “考古绝不是仅仅挖几件古董。”采访结束时，刘庆柱说，“考古向科学提供实证资料。作为一个基础学科，考古学能通过对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探索过去的历史，以史为鉴，让今天的生活更美好。”正是这一信念，让已经76岁的他，依然奔波在一个个考古现场与学术活动中，忘记年龄，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户华为 陈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