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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垣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史学遗产，还要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其学术精神源自厓山忠烈故事及新会家乡文化传统，又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滋养，由“钱、顾、全、毛”之思想进路，形成完美而成熟的援庵学术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第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第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第五，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援庵学术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其一生追求，契合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学养纯厚，善于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在继承中创新，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我们应当学习陈垣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复兴中华民族。 关键词：陈垣 学术精神 当代价值 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学术界对其学术成果亦暨史学遗产多有总结，而对其学术精神亦暨精神遗产注意不够。发掘其学术成果背后之精神，考察其学术精神之渊源、形成、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不仅对于“援庵学”研究至为关键，同时对于当代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也有重大意义。本文尝试就此作一系统论述与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身立厓岸心不立厓岸也” 人生于何处、长在何处，必受此处乡土文化终生烙印，此者人性使然，亦乃自然之理。1948年3月，援庵先生与余嘉锡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辅仁大学全体教职员为祝贺陈、余二教授当选，于4月25日组织同游颐和园活动。这是援庵先生自抗战爆发后十余年第一次游颐和园，时距抗战胜利后不到三年。当选院士是援庵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件大事、喜事，他的学术贡献受到学界和政府的认可，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得到确立，有资格、有理由可以踌躇满志了，但他并没有把院士当作什么重大事件，而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充满忧虑。他曾在颐和园昆明湖的湖岛上留下一张照片，画面上的援庵先生站在湖岛岸上，向南眺望，神情毅然，若有所思。他在照片上题词曰：“身立厓岸心不立厓岸也。”言为心声，他在颐和园看到的并不是皇家园林美景，心里想的仍然是家乡新会的厓山。厓山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悲壮之地，在他的著述与言谈中曾多次提及。明清《厓山志》《新会县志》及正史《宋史》等均记有厓山，厓山忠烈故事与爱国情怀所凝聚的新会乡土文化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援庵先生，还深深影响了梁启超的家族。可将厓山、新会梁氏父子兄弟与援庵先生串并起来，考察先生的精神世界。 厓山是南宋失国的地方，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景炎元年（1276），浙东、闽、广相继陷落，元兵进逼。张世杰等奉幼帝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后逃亡海上，先后避居海岛秀山（今东莞西海中）、井澳（今珠海横琴岛）、碙州（今湛江硇州岛）。景炎三年（1278）四月赵昰病死，六岁的赵昺即位，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杨太后听政。六月，张世杰率师攻雷州失利，遂奉赵昺移居厓山（原属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固守。十二月，文天祥战败，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境）被俘，后被押解至大都（今北京）遇害。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李恒率兵围厓山。“张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兵离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当与决胜负。’遂焚行朝草市”，于海上连舟为城，“为死守计。”《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曰：“世杰以舟师碇海中，棊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昺其中。”元军攻之，“舰坚不动。”又以火攻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二月癸未，“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杰以淮兵殊死战。至午潮上，张弘范攻其南，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遂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溃……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帝舟，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能出走，乃先驱妻、子下海，朝服奏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不宜再辱。’”“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自元至明，厓山忠烈事迹为新会人历代传颂，并在厓山建大忠祠、慈元殿，奉祀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和杨太后。明弘治十六年（1503）陈献章门人新会进士张诩博采群籍，编成《厓山志》，历嘉靖、万历，又经新会举人许炯、进士黄淳两次整理、订补，成五卷本流传于世。清道光十六年（1836）新会秀才赵允闲又增补二卷，连同五卷本明志，合为七卷本。为后世留下一部爱国主义教材。 新会“山海交错”，于古闭塞，为穷乡僻壤，唯“厓山忠节”“江门道学”为天下所重。厓山忠节关乎一代存亡，江门道学系于千秋学脉，都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会人。“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援庵先生与梁启超等新会学人自幼受家乡文化熏陶，以后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文化传统。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于20世纪40年代编著《曼殊室随笔》一书，曾记述其幼时与长兄启超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曰：“高祖毅轩之墓在厓门，每年祭扫必以舟往，所经过皆南宋失国时舟师覆灭之古战场……舟行往返，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则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户外教育也。”这种“亡国之痛”的家庭教育自幼便烙印在梁启超兄弟的心灵，为了改变旧中国，矢志移山，“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为造就中国新民，梁启超晚年淡出政界，转入学术研究。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援庵先生辞去教育部次长的职务，弃政从学，走上职业学人的道路。两人都是新会人，他们的人生道路方向有诸多相似之处，这自然是受到了相同价值观的支配。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就是他们自幼所受家乡文化传统的影响。南宋失国的教训，亡国之痛、之恨、之耻，让他们刻骨铭心，孕育了他们国家与民族至上的观念。 其实，援庵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曾参与广州起义准备工作，其“反清”思想主张所表现的民主革命之锐气远盛于梁启超的“改良维新”。1912年12月，他在新会县紫水义学作《题厓门》、《题厓门奇石》、《题黎秫坡先生钓台》。其《题黎秫坡先生钓台》曰：“旧俗以戍边为苦事，乃以此为不得志者之所为。乌知得万里从军实男儿壮志哉!北望蒙古风云，近迹乡先辈钓游所在，不禁低徊之久也。”凛然有大丈夫之气慨。1917年以后，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彻底挫伤了他对政治的热情，于是转向宗教史研究，撰“古教四考”，又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身体力行，誓把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把爱国和科学精神融贯于学术研究，用学术研究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撑，爱国、科学、民族、民主是援庵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石与根本，而其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精神产生的起点是厓山，至1946年完成《通鉴胡注表徵》，成为其思想与精神完善、臻熟的标志。1948年援庵先生的学术人生已经步入巅峰，但他并没有丝毫的欣慰和轻松，其忧国忧民之心更加沉重。1947年至1948年，国共内战正酣，北平学生运动高涨，并遭军警镇压，援庵先生多次亲自出面解救被捕学生。刚刚度过抗战八年的磨难，胜利的喜悦与和平的希望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体会，社会又陷入战争与动荡。再者，自《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完成后，援庵先生的学术研究在选题方向上一时未能找到切合时代命题的问题。1946年11月18日他致函长子乐素，说：“《表微》下册，差廿页印毕。新战线尚未辟，将军老矣。”直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其学术研究的“新战线”并未开辟。1948年是北平解放前夜，也是援庵学术盛极转衰的一个节点，这一年援庵先生68岁，天下兴衰、人之生死出处等问题经常纠缠于他，内心充满危机感，不时联想到幼时熟知的厓山忠烈故事，于是把自己的心声书写在照片上。厓山与新会家乡历史文化传统是援庵先生学术精神的起源与原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