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援庵先生学术精神的内涵 援庵先生学术进路的变化总是由其思想为先导，一生所历四变都是在其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的，而其思想的进步又导源于时代的变化。他一生经历晚晴、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黑暗统治、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不同历史时期，清朝专制激发了他的“反清”思想；北洋政府黑暗统治扼制了他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的主张，于是试图从宗教史中总结平等、自由的基本学理；宗教史研究引领他进入国际汉学界，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学界的渺视，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发誓要把世界汉学中心夺回北京，在学术上追求“动国际而垂久远”的成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保种成为中华民族首要任务，于是开辟抗战史学，坚守辅仁，培育人才，等待光复时机。北平解放之初，即转变立场，投身新中国建设。思想随时代而变，研究方向围绕时代命题适时调整，而其学术背后的民族与传统精神却一以贯之。其学术精神、理念与思想内涵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援庵先生少幼生活在广州，得“新学”风气之先，早受“自由、平等与民主”思想之熏染。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参加秀才考试，于府试策论中曾表露其自由与民主思想倾向，主考官、广州知府施典章在其试卷上批曰：“直类孙汶（文）之徒。”这表明援庵先生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思想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并在旧式科考中有所发挥。由于他的新思想接近孙中山，时约在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广东支部评议员。1913年初，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并迁居北京，在以后的政治、社会和学术活动中，始终秉持着“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思想精神。1913年4月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6月袁世凯颁布《尊孔令》，8月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秉承袁世凯旨意，与严复、梁启超等联名上书参众两院，强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由此激起政界、学界论辩。援庵先生坚持信仰自由，反对强定一教为国教，遭到孔教徒的攻击。9月28日袁世凯赴孔庙祭孔，晨六时半至孔庙，更衣跪拜，七时余“礼毕回府”。鲁迅这时供职教育部，奉示至孔庙参祭。他在《日记》中写道：“晨七时往以视之，则至者近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前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1916年由教育部总长代祭礼，教育部为祭孔主要机构。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援庵先生出任教育部次长，主持部务，拒绝参加祭孔活动。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反对专制，倡导民主，一直是援庵先生从政、治学的一贯主张。其宗教史研究始终贯穿了“自由、平等与民主”思想，并以此思想论证“专制”之无道。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治术篇》中说：“国法贵平等，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 “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又说：“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同书《民心篇》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善恶为依归。”以学论道，展现民主、自由之大道，警告专制离散民心之无道。 第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求实求真，实事求是，是援庵先生一生执着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源自他早年的医学训练，习解剖学、细菌学等西医科学。他从光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讲授人体解剖学和细菌学课程，从外文课本中临摹教学掛图，还“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乱坟堆中捡拾零散骨骼，把它们洗净、拼排，以为课堂教具。”由掛图与实物帮助学生掌握人体结构。医学让援庵先生领悟到自然科学之精神，孕育了其追求客观、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 1917年以后，援庵先生转入史学研究，阅读乾嘉诸老之著述，又融贯清代朴学之方法与精神，学求质朴，识求贯通，为通儒之学。“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顾炎武曰：“史书之文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其开创清代朴学，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经世致用为依归。然在以后的朴学实践中多以实事求是为指针。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钱氏为学实事求是，乃沿承清初诸大儒。王引之撰《钱大昕神道碑铭》，曰：“国初诸儒……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先生生于后而集其成。”实事求是又是乾嘉诸儒治学之科律。汪中“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阮元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为学欲实事求是必通贯古今。王鸣盛云：“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通儒不仅通古今，还须通诸艺。钱大昕“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阮元论钱大昕，曰：“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文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并曰钱大昕“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援庵先生熟读清儒之书，精通清学，深谙其治学方法、学术理念与精神，特别是对钱大昕的学术推崇有加，平生服膺钱氏之学，曾作《佛堂诗》，有“考据共推钱竹老”。他读《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从中学会了钱大昕利用避讳知识考史的方法，并总结了这门学问，于1928年撰成《史讳举例》，纪念钱大昕诞辰二百周年。其撰《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曰：“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将援庵先生的著作与钱大昕作类比。援庵先生推崇钱大昕，但并不专习钱氏，而是博采清儒众长。他读清人的书，不仅读刊本，更重视清人的手稿。“陈先生搜集了很多清代学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手稿。从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孙是如何搞学问的：他著《广雅疏证》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再发现再贴，而用到书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陈先生是非常钦佩王念孙这种做法的。由于陈先生版本目录学根底好，可以用这方法，并且用的很好。”他以目录为治学门径，重视最古的本子，撰文言必成理，事必有据，举证缜密，著述讲究体例，在整个研究与撰著的每个环节上，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又说：“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其历史考证又参用医学方法。1936年6月曾复函三子陈约之，谈及医学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曰：“余于医亦然。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解剖历史，追求客观真实。援庵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仅总括了清代学人求实的人文精神，还融贯了其早年医学训练所感悟的自然科学精神，也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第三，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援庵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始终坚持爱国与民族精神。他早年办报，参与民主革命，通过反帝反封实际行动发扬其爱国精神。民国初期，国家贫弱，正值“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援庵先生全力撰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激励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他时时呼吁国人当自强。1935年华北危机，“北平的空气恶劣的狠，‘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11月20日援庵先生在北大红楼授课，“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北大红楼课堂中来，”学生无心上课，请援庵先生对时局发表看法。“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到人家。’”人人强国自强，人人努力国家才有强盛的综合国力，外人不敢觊觎，且惟有尊重。援庵先生深悟此理，刻苦、勤奋治学。特别是史在中国而学在海外、文在他邦的现象使他忍无可忍，总是利用学人集会、课堂讲学等各种场合，砥砺学人、同学下苦功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确立中国的世界汉学中心地位。他常对同学们讲：“日本史学家寄来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超他们。”在国家与民族贫弱的时候，援庵先生立足本职，以身作则，将其爱国与民族精神化作学术文化强国之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大规模全面侵华，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严重。这时的援庵先生已经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授，自然无力杀虏疆场。但他早已意识到日本侵华不仅仅在军事，还有文化教育等方面，他们在占领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企图通过消灭中国的历史文化而彻底灭亡中国。他在沦陷区主动自觉地开辟学术文化与教育救亡的战场，提倡“有意义的史学”即抗战史学，撰著“宗教三书”，崇尚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论证自古以来汉奸必遭历史唾弃的道理，警示士人与日伪划清界限。他与沈兼士、余嘉锡、高步瀛、英千里、张怀等，相互激励，坚守民族正气，为国育士，保留读书种子，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留住中华魂，坚信只要历史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辅仁师生还组织‘炎武社’等秘密抗日团体。”抗战后期，师生又成立了“华北文教协会”，在北平秘密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战进展情况，被敌伪侦探发觉。日本宪兵包围辅仁大学，搜捕师生30余人。辅仁大学师生的抗战活动都受到了陈垣校长明里暗里的支持。1944年初，是辅仁大学最艰难的时刻，重庆国民政府派“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突破敌伪防线，进入北平，曾去看望陈垣先生。周见先生处境困厄，考虑到其抗战教育工作已为敌伪所洞悉之后的危险，乃进言先生，可以南归后方，取道河南柘鹿线，愿伴送之。先生曰：‘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去，只身南逃，尤属不宜。’”沈兼士、柴德赓秘密南撤。柴德赓辞别援庵先生，临行前夜（1944年1月30日，农历甲申正月初五夜）曾作诗文序曰：“余立志南行，期在明日。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约，部署已定，而教务长雷冕等涕泣相留，遂不果行。”抗战八年，援庵先生在沦陷区坚守辅仁，聚集中华正气，培育抗战建国人才，保国保种，救亡图存，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成为沦陷区抗敌力量的础石。假设援庵先生逃离北平，撤向西南，西南多一援庵少一援庵，意义并不大。援庵先生只有留在沦陷区，守住辅仁，不仅使抗战多一阵地，更重要的是在黑暗中保留了光明的火种，只待时机到来，必为复兴大放光明，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抗战胜利后，大批辅仁毕业生奔赴解放区，以后又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有极个别所谓“学者”不悟此理，不识好歹，不明是非，不负责任地对援庵先生说三道四，甚至有一老者，年逾八十，撰文还“满嘴跑火车”，质疑援庵先生为什么没有离开北平，甚至胡说：“援庵先生则一生历经六朝，‘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严重失实且不说，竟将日伪与中华民国、新中国并列为一朝。读其文，不禁愕然!读书人年事愈高言之愈慎，老而任意雌黄，有悖常理，另人百思不得其解。余亦逾花甲，忽然想起胡三省、陈援庵常常借史讽人，于垂戒之处总是说：“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援庵先生目睹国家贫弱、列强欺凌、外族入侵，因而发愤努力拼争，以求民族独立与尊严，数十年的艰苦磨练，使之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坚定不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援庵先生看到了民富国强的希望，于是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其思想与精神由爱国主义升华为马克思主义。 第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援庵先生由目录入手读书问学，熟悉典籍，博览群书，学养深厚而纯粹。其高深学养不仅源于读书，更源于其学术研究。早年的宗教史研究使他认识到外来宗教只有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方能有较强生命力。特别是通过对元代民族文化的研究，著成《元西域人华化考》，深刻体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神，认识到其陶冶人的心灵，重铸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所具有的力量竟如此的强大。这部名著不仅改变了学界对元代民族文化成就的看法，还使援庵先生找到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关键，这就是不同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成员通过血亲关系构建起来的氏族，不仅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因子又是认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之关键的关键。因而在《华化考》成书之后，援庵先生又开始思考氏族学研究，拟撰《汉以来新氏族略》，他认为：“汉族”称谓“是绝大的错误。严格的说，只能说中华民族，因为我国没有纯粹的汉族，都是混合民族……单从姓氏一方面考察，多半都是各族混合的。”各个民族、氏族相混合融合的纽带即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这也是各民族、氏族共同的魂。抗战时期，保国保种，关键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援庵先生在前期《华化考》、氏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拟撰《伟大之中华民族》，于1941年12月8日列出提纲42条。诸如“五胡之君好文学”、“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无一姓无外来民族加入”、“不研究氏族学不知中华民族之大也”等等。又于1943年5月12日拟出《北朝之华化运动》纲目9条，同年7月8日又有《鲜卑同（华、进）化（易俗）记》提纲18目。他试图以会通的眼光，系统考察中华民族的演变，论述传统文化在“以夏变夷”中的作用。援庵先生所论述的“以夏变夷”，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内外双向混合，“外来宗教文化可以融入中华文化，但是不能改变后者；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容纳外来宗教、文化，本身得以丰富，但是本质不变……中华文化是海，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化夷为夏的关键与根本在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在数十年的读书与研究过程中，援庵先生本人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陶化，养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启功曰之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正是由于坚定的自信才有“一片丹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一片丹诚”，造就了援庵先生强大的爱国与民族之心，他学养高深，立场坚定、沉毅，重学术，重气节，既谦虚谨慎又傲骨凛然。民国二年（1913）年《民谊杂志》第五号《耿庐漫笔》曾介绍援庵先生“勤攻经史，刻志苦励，为粤中有名之士……至其在党内，尤其一片挚诚，为同人所钦仰。然生有傲骨，魄力雄厚，是非辨之甚严，非一般所能企也。”抗战时期，援庵先生撰《明季滇黔佛教考》，并赠书沈兼士。沈兼士题诗：“吾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都论及援庵先生之“傲骨”，而援庵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40年6月4日致函长子乐素，说：“兼士先生阅《佛教考》赋诗相赠，有‘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之句，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凡是认识援庵先生的人，无论是前辈、同辈还是晚辈，皆云其谦虚。谦虚与傲骨原本是一对矛盾，却在援庵先生身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体。正而傲、傲而谦虚恰恰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特征，援庵先生精神亦即传统士人精神。 第五，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清末民初宗教兴盛，外来宗教“本色化”，或曰本土、华化成为宗教学研究的热点。无论本土化、本色化还是华化，都涉及到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关系，二者关系之处理有赖于宗教史的研究，即从宗教传播史中总结中外文化交流之成败得失，找出外来宗教“本色化”的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援庵先生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发愿撰《中国基督教史》。自1915年之后，他下功夫调查、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摒斥基督教史籍，他由搜求明季基督教史籍，“更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然并未成功。又因缘于辅仁社课题，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由此开启了他的古教与元史研究，有“古教四考”和《华化考》等。他由宗教史研究得出外来宗教只有融入中国文化，才能“本色化”，并得以生存、传播。教史、元史牵涉中外史料及年代、历法，还有避讳、校勘等学问，于是又撰《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书，而这些又都是国际汉学的重要课题，也是学术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推动学术进步，还有益于改变中国学术研究落后不受外人尊重的现实。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援庵先生十分烦闷、忧虑。1937年7月22日接到三子陈约之自广州寄来的航空信，以为家人挂念北平，故由航空快递家书，打开一看，非为北平战事，而是请“家父”荐言去拜见伦明，于是指责儿子“自私自利至此，不觉为之叹息，为之失望。”“孽孽为利，小人也”。广州远隔数千里之外，信息不通畅，约之没有认识到北平紧张局势。生处乱世，援庵先生平时复函家人总是宽慰。他如此指责家人，很罕见，由此也能看出援庵先生在北平沦陷后内心的焦虑。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该怎么办呢?援庵先生只能从自己的本职专业做起，开辟抗战史学的道路，于是有“宗教三书”等著作，陈古证今，表达其爱中华、外夷狄、斥日寇、责降臣、表遗民之思想。他在抗战期间的所有著述与教学均紧扣救亡图存之时代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尝试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演变，然年事已高，力所未逮。援庵先生学术研究的选题取向总是随时代而变，即根据时代命题确定研究课题，为现实提供历史镜鉴，这正是他学术上现实关怀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