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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顾、全、毛之思想进路 厓山在援庵幼时心灵内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新会乡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为这粒种子提供了无限的生机，经中学西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优秀学说、思想、理论的滋养，终于成长为理论常青、精神苍劲之参天大树。1950年援庵先生70岁，曾总结自己学术思想之进路。曰：“九一八之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误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九一八之前，援庵之学求实求精，为实事求是之学；九一八之后，援庵之学重精神重实用，为抗敌救国之学；1947、1948年陷入迷惘、徘徊；1949年以后，其学术求新，得学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归宿。“他自述治学进程是‘钱、顾、全、毛’，表明他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他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钱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尽管因年事已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思想上这种深刻的变化，已为后来的学者指出史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更广阔的道路。” 治学进程的变化取决于思想意识对选题方向的把控，选题方向往往由时代命题决定，时代命题决定研究选题，研究选题随时代命题变化而变化，所以援庵先生的学术道路才有“钱、顾、全、毛”之进程。然这一进程是反映了援庵先生自1928年至1959年的学术思想变化，而不是其全部的学术人生历程。援老长孙陈智超也曾总结其祖父思想变化，说：“援老在他漫长的九十二年的生涯中，思想上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在本世纪（20世纪）初，他从一个追求功名、参加科举的青年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次是在解放以后，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援庵先生的思想历程上讲，他由科考转向反清，是其反封思想的实践与行动，为其思想进步的第一阶段。清朝灭亡后，他的思想又趋向自由、平等与民主。北洋政府尔虞我诈的政治破灭了他的理想，于是弃政求学。他的学术研究并非纯学术，也没有远离政治。即使撰作《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这样的年代学专著，亦隐含有其政治用意。这两部书撰成于1925年，正值北洋政府腐朽统治，他将这两部年代历表的下限断在1940年，曾预料民国气数不会超过一百年。从1917年到1931年，援庵先生撰“古教四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论著，处处彰显的都是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著述求严谨、缜密，实事求是，由宗教史研究论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道理，由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的研究求科学，以学术、科学救国、兴国，这一时期应该是他的学术思想与精神不断进步、升华的第二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46年《通鉴胡注表微》成书，是援庵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华民族濒临于亡国灭种的境地，抗战救亡、保国保种成为当务之急。援庵先生身处沦陷区，切身感受到亡国奴的悲惨，于是转变学术方向，紧扣时代主题，开辟抗战史学，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砺，其爱国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表现为新民族主义思想与精神。这一时期，援庵先生的学术思想日臻完善、成熟，也最能见其精神的重要时期，这为其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与前提。1947至1948年抗战救亡的任务结束了，然国民党的统治把社会引向了一个乱世，饥饿、内战又将国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援庵先生目睹现实，内心充满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沮丧，但又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学术研究选题方向似有迷失，因此在研究领域未能开辟“新战线”，这两年应该说是他学术研究的低谷。1949年初，北平解放，历史时代的新旧转变激发了其学术思想革故鼎新，新时代新气象使他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阅读《毛泽东选集》、《社会发展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西行漫记》等新书，参加西南地区土地改革，深入贫困地区，了解社会底层民众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历史观，“思想剧变”。其人生、学术、思想、精神又得到进一步升华：首先是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59年加入中共，从早年的基督教徒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此大的变化，表明援庵先生一生追求进步并以人生实践践行其不断升华的人生观。再者，其历史观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能够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充分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将“实事求是”升华为科学原则；提出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史论史，等等。从徘徊到找到新的人生与学术方向，为其学术思想发展第四个阶段。纵观援庵先生人生历程，其学术思想前后凡四变：早年由科考、学医转而参与民主革命，是为一变，时间约在1897至1912年；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参政议政，至1922年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弃政从学，考证古教、元西域人华化，制历表，总结史讳学、校勘学，是为第二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坚持抗战史学，撰“宗教三书”、《通鉴胡注表微》等，是为第三变；1949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学术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第四变。前后四变，第一次转变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前提，第二次转变是其学术思想形成、发展的关键，他的学术思想通过第三次转变形成完善的体系和成熟的理论，思想升华幅度最大者为第四次转变。然他年事已高，未能取得相应的重大成果。研究成果虽有限，但其一生追求进步的精神影响广大而深远，堪称新中国学术界一面旗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