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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援庵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 援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半个世纪，他的学术成果受到重视，并得到相应的总结和继承，而学界对其精神遗产的总结与继承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援庵先生的学术精神，不仅要弄清楚其渊源与内涵，更重要的是还要发掘其当代价值。 中共十八大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之归纳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词24字。这24字凝聚了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如果将援庵先生一生事业与精神与这24字相对照，这也恰恰是他勤奋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旨，亦即他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他始终如一，一生孜孜不倦，立足本职本专业，脚踏实地，全身心投入，笔耕不辍，从不空言，也绝无大话高论。总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做起，通过严密考证，辨明史实，由史实揭明一条道理，汇总在一起，又从各个方面释证自强、爱国、民主、自由、科学报国、学术文化与民族复兴等大道理。其整理古籍；考证古教；研究基督、佛、道、伊斯兰等宗教史；开拓元史研究；奠定近代意义的校勘学、史讳学、年代学等，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基础；撰著《通鉴胡注表微》，通过自己一生的学术总结，将其抗战史学升华为爱国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史学，都贯穿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亦即以其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根据时代需要，从学术、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中选取问题，通过考据与专业研究，解答、解释或解决问题，揭明事理，启示人们去思考、体悟事理背后的大道理。他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问题研究，而问题的选取多在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范围内。研究领域明确，问题的选取与研究亦易具体。问题具体，在史料搜集上才有可能做到“竭泽而渔”，他在“竭泽而渔”搜集材料时，又发现了“泽”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系，牵连钩考，因缘而知之。若遇外文资料，自修外语识读，又请教伯希和、鲍润生、陈寅恪等专家。在解决某一研究问题的同时，又发现并思考另外一个研究问题。因此他的问题研究总是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当我们阅读援庵先生某一部著作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善于做专而深的研究。如果把他某一时期的著述全部阅读，综合观察其学术研究，可以发现其撰述背后均有深意，而且围绕着一个大道理从各方面去考证、研究。如抗战时期他撰著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旨在表彰明末遗民之民族气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著述义旨虽与《佛教考》同，然全真末流腐化，与新朝同流合污，深遭援庵先生之厌恶。《清初僧诤记》揭示僧人攀附新朝作恶，借佛门败类痛斥日伪汉奸欺压国民。“三书”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爱国。 而且“三书”所论滇黔、河北与东南，甚与抗战时期地域政治态势相契合。“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 “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国民政府、企业、学校和文化机构撤向西南大后方，大批学者也随学校机关迁往西南。“华北沦陷八载，人才消散，奎璧所聚，乃在西南。”因此，西南研究也成为抗战时期一个学术热点，并形成显学“西南学”。援庵先生身在北平，翘首西南。他说：“时余方困故都，系念西南诸友，尝撰《明季滇黔佛教考》以寄意。”因此他通过各种途径联系西南诸友，特意请陈寅恪先生为《佛教考》作序。寅恪先生在序中说：“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倶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二人相互激励，共同守望中华民族历史传统，颇有闻鸡起舞、枕戈待旦之气慨。援庵先生借著《佛教考》寄托爱国心志，不仅与大后方“西南学”研究互为声气，还使其在沦陷区开辟的抗战史学与大后方的民族史学连成一气。 平津沦陷，华北也随之陷落，一些亲日派及北洋余孽投靠日寇，当了汉奸。还有一些读书人困于生活所迫，落水到日伪机关学校做事。援庵先生有感于时事，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写金元事而冠名“南宋初”，“系于南宋初，何也?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三教祖借传教保存历史文化，宋亡实不亡，“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日本虽占领华北，但并不能改变华北固属于中国的历史与事实。援庵先生身处沦陷区，切身感受到保河北保华北，首先要保存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只要传统历史文化不亡，华北名亡而实不亡，必有光复之机，此书不啻在表彰宋末遗民读书不仕，更重要的是在于激扬沦陷区民族士气。他“常谆谆告诫同学：虽暂据沦陷区，切要抓紧时间读书，学科学技术，以积蓄精力，不读书则中国尽成无文化之人，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身处逆境，当读书“忍修”，不可事敌而失操守。 同样，援庵先生撰《清初僧诤记》，欲在揭露汉奸的狗性。他说：“一九四一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益洋洋，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时余方阅诸家语录，有感而为是编。”其实，北平汉奸与东南汪伪汉奸都有同样的本性，借日伪势力以逞私欲，戕害同胞国人。“宗教三书”所论，地域不同，所述内容各有重点，然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主旨进行研究，所考证的问题均牵涉抗战时期西南、华北、东南各地域现实，“三书”合观便能看出援庵先生对整个抗战形势的认识，以及他对战争发展趋势和未来的思考。具体问题研究皆维系于时代大问题的考虑，从历史中找出活的现实灵魂，此皆由其人生观、价值观使然。也正是由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又以饱满热情投身国家建设。 援庵先生勤奋一生，刘家和先生将之归结为“自强不息”。他说：“‘自强不息’，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精华，这见于《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33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又《老子》第71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真自强者，必先自知。自知而后始能自省，自省而后能自胜，自胜而后能自强……援庵先生身体力行的就是这样的学者精神。”援庵先生一生从自我做起，自强不息，始终怀抱一颗赤诚爱国之心，通过学术研究，追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国家与社会，而且以公正、文明求和谐，勤恳敬业，修身治学，教书育人，事事以诚信、友善立身。这既是传统士人的精神，又是他践行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当像他那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且以“文化自信”为基础，因为道路、理论、制度都是建立在其文化基础上的，没有文化自信，其他自信就难以成立。然而如何才能做到文化自信呢?当国力日益强盛，民富国强时，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并得到普遍认同。当国弱民穷时，传统文化往往被当成包袱，人穷志短，何敢言“自信”。亦恰此时，才能彰显“文化自信”的可贵。陈援庵先生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还表现在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我们的“文化自信”应当像他那样，无论国运逆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都要坚信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从中寻求出路与精神。 援庵先生为什么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坚定自信的?首先是他深厚而纯粹的学养，这是他自信的基础。他自幼熟读《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熟悉典籍，读书广博，经史子集，中书西书，中学西学无不涉及。其治史学，且通经学、小学，通读《十三经》，精熟《四书五经》，背诵《左传》全书。他平生推崇钱大昕的学问，曾撰《佛堂诗》云：“考据共推钱竹老，法书独爱米南宫”。其撰《史讳举例》，征引、检核钱氏之书，发现也有误。他说：“以钱氏之精，尚有错简、脱落、谬误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应亲自动手，勤查勤找了，这是省事不得的。”于是时时警示自己，对学术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养成笃实、谦逊之学风。读书多而且笃实谦逊，学养纯粹，则能做到“文化自信”。能读书而不谦虚则易自狂，不读书而又不谦虚则狂妄无知。文化自信须有文化修养。其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发现与发掘。援庵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吸收与凝聚力，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外来宗教如也里可温、火祆、摩尼、一赐乐业（以色列）、佛教、回教等，还有入居中原的外来民族，都是在与华夏传统文化相融合中汇入中华民族。文化融合汇聚成中华民族，这样的认识使援庵先生坚定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再次，在继承与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这也是援庵学术突出的特点。他撰《通鉴胡注表微》，发掘传统的“春秋大义”，辨明是非，阐述爱国主义道理。《通鉴》晋永和二年，记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即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胡三省注曰：“言国兴则家亦与之倶兴，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援庵先生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进一步发挥说：“夫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人与国同休戚，夫子之训也。”阐明个人、家、国共兴亡、同休戚的道理。《通鉴胡注表微·生死篇》又说：“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私情也；为国而至于死，公谊也。公谊所在，私情不得而挠也。”同书《伦纪篇》曰：“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在继承传统史学“褒贬”大义的基础上构建爱国主义史学理论，彰显出其文化自信。所以说援庵先生“文化自信”极具典型，可作当代样版。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处在这样的新时代，应当学习陈援庵先生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