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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平”以纠偏：审刑院的详议 “鞫谳分司”之“司”，即“职”也，其精髓在于设官分职，各自独立审讯、断案量刑。宋右司郎中汪应辰对“鞫谳分司”制度有过很好的表述： 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罚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当于理，故复加察于赦宥之际。是以参酌古义，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核者，纤悉曲备，无所不至也。盖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几其失；断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迨元丰中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治狱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左以详覆，右以叙雪，虽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所以分职之意。本朝比之前世，狱刑号为平者，盖其并建官师，所以防闲考核，有此具也。中兴以来，百司庶府，务从简省。大理少卿往往止于一员，则治狱、断刑皆出于一，然则狱之有不得其情者，谁复为之平反乎？刑部郎官或二员，或三员，而关掌职事，初无分异，然则罚之有不当于理者，又将使谁为之追改乎？[1](职官一五之二○至二一，第3册，P2707-2708) 汪应辰强调，“鞫谳分司”要解决的是“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以达到“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核”。然而在“鞫谳分司”之外，宋代其实还设立了一个“详议”程序，用以“决平”纠偏，所要解决的是“罚之有不当于理者，又将使谁为之追改”的问题。宋代鞫司审讯后的案子，后续因有录问、检法程序，一旦有误，比较容易被发现。然而法司检法量刑，发生错讹，如果后续没有程序加以纠正的话，最终将导致案件审判失误，因此宋代设计了“详议”程序予以把关。这个“详议”，在中央层面，就是审刑院详议(中间有一段时间经刑部详覆)，审刑院撤销后由刑部详议。审刑院详议，是保证减少案件失误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故谓之“决其平”。详议是建立在鞫、谳分司基础上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设计，即地方奏案(已鞫)报大理寺、刑部断，再经审刑院详议。史载：“本朝开封、御史有狱，又置纠察司以裁其失；刑部、大理断刑，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与谳各司其局，元丰始以大理兼狱事。”[6](卷六七《元丰大理寺》，P1276)大理寺右治狱设立后，其所鞫案，由左断刑谳，刑部详议。在地方上，这个“详议”程序就是在州府推司鞫狱、司法参军检法后的州府长官、幕职官集体审核制。这样，就形成了鞫、谳、议分司进行的审判机制。 由于大理寺谳后还存在一个审刑院详议程序，学界有人把负责天下奏案断覆的大理寺和刑部视作鞫司，把审刑院视为谳司。这一看法忽略了北宋前期大理寺不治狱和元丰改制后设立左断刑的史实。既然大理寺不负责审讯案件，怎么就成了鞫司呢？我们已知，“奏案”指的是有疑难的刑事案件上奏朝廷裁决，通常专指死刑疑案的奏谳，凡案件“情轻法重，情重法轻，事有疑虑，理可矜悯，宪司具因依缴奏朝廷，将上取旨，率多从贷，是谓‘奏案’，著在令典”[1](刑法四之五七，第7册，P6650)。其实各地在上报奏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案件的审讯程序，只是有疑问不能最后裁决，按规定报大理寺详断而已。奏案报到大理寺，由大理寺予以详断，大理寺扮演的显然是谳司的角色[7](P37)，审刑院的详议起的是“决其平”以纠偏的作用。元丰三年审刑院撤销后，审刑院并归刑部，“以知院官判刑部，掌详议、详覆司事，其刑部主判官二员为同判刑部，掌详断司事，详议官为刑部详议官”[1](职官一五之一一，第3册，P2703)，原先审刑院详议功能由刑部继续担负。 《宋会要辑稿》载南宋大理寺专法云：“寺正领评事、司直为详断司，少卿领寺丞为详议司，卿总之。诸路奏到狱案，满二百张以上为大案，断限三十日；二百张以下为中案，断限二十日，议司各减半；不满十张为小案，断限七日，议司三日。并开封府、御史台申奏案状，如系大案，断限二十日，议司减半。”[1](职官二四之二八，第3册，P2906)大理寺专法所言“寺正领评事、司直为详断司”，指的正是大理寺“左断刑”。元丰官制改革后的设置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推丞属右治狱，“专推鞫”；断丞属左断刑，左断刑“则司直、评事详断，丞议之，正审之……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2](卷一六五《职官志》，P3900)。大理寺专法规定说“寺正领评事、司直为详断司，少卿领寺丞为详议司”，这在审刑院设置时期是不见记载的。少卿领寺丞组成的详议司，实际也隶属于左断刑，从中得知，左断刑在详断案件时，在其内部也分设有一个详议的程序。大理少卿领寺丞为详议司，只是将原先的左断刑内的“丞议之”程序提出来，单独设置。与审刑院设置时期相比，大理寺内多了一个详议司详议程序。案件经详断司谳后再经详议司详议。这一制度，正是审刑院设置时期形成的鞫、谳、议分司审判机制的延续。 绍兴三年(1133)发生一案，“中军统领官张识冒请逃亡军人米，刑寺元断公罪，待致朝廷疏问，却将盗米赃罪杖断作赃罪流”，显然断罪不当，“其刑部、大理寺事属失职，寺丞胥介、评事许绛、权刑部郎官刘藻各特降一官，章谊、元衮各罚铜十斤”。[1](刑法四之八○，第7册，P661)此案当事人为中军统领官，案子不归右治狱审理，属左断刑管的奏劾命官、将校案。奏劾命官、将校，通常是置诏狱审讯，然后报大理寺详断。大理评事许绛为详断司，元衮为大理少卿[8](卷十四绍兴三年十月)，领寺丞胥介为详议司，履职有误；章谊当时为权刑部侍郎[8](卷十四绍兴三年十月)，与权刑部郎官刘藻亦未能履行好刑部详覆之职，皆受到处罚。从此案例可看出宋代鞫(有司审讯完成的中军统领官张识奏案)、谳(大理寺详断司详断)、议(大理寺详议司详议)、覆议(刑部详覆)的整个司法作业程序相当完善。 审刑院(或刑部)详议，发现有误断之处，当驳正大理寺。如果大理寺不服驳正，双方有争论，可奏请皇帝，举行更高层面的详议，宋代谓之“集议”。《天圣令》卷二十七《狱官令》宋令第46条：“诸州有疑狱不决者，奏谳刑法之司。仍疑者，亦奏下尚书省议。”[9](P418)咸平五年发生的一件尚书省集议案实例： 国子博士、知荣州褚德臻坐与判官郑蒙共盗官银，德臻杖死，蒙决杖、配流。先是，本州勾押官赵文海、勾有忠知德臻等事，因讽王(主)典曰：“官帑之物，辄以入已，一旦败露，必累吾辈。”德臻等闻之，即与之银一铤以灭口。至是，事发议罪。判大理寺朱搏言文海等恐喝赃满合处死。审刑院以为蒙盗官银，尚从流配，文海等只因扬言，安可极法！乃下其状尚书都省集议。既而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议请如审刑院所定，从之。[4](卷五二，咸平五年五月壬寅条，P1131) 此案是在大理寺、审刑院断、议相互有争议而不能定的局面下，开启尚书省集议程序后才解决问题的。尚书省集议实际上亦属于“鞫、谳、议”之“议”司法程序。 即使是赦书的草拟制定，也充分体现出宋代“鞫谳分司”“防闲考核”的精神。汪应辰奏云： 祖宗时治狱，则有开封府、御史台，又置纠察刑狱司，断狱则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审刑院。自元丰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狱事，然犹置少卿两员，一以治狱，一以断刑。今则止置少卿一员，治狱、断刑皆出于一。然则狱之有当平反者，当责之谁乎？又如祖宗时，虽有刑部、大理与审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别置详定罪犯一司，以侍从、馆阁领之，刑部、大理、审刑皆无预焉。盖所谓罪犯者议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详定，谁肯自以为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远，每赦，则委转运、钤辖司详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议法，今之详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寃乎？[10](卷十六《答张侍郎》，P742) 汪应辰提到宋朝每于赦宥之际，设立专门的详定罪犯司，对国家将要赦免减刑的对象予以审查，并负责起草制定赦书，由侍从、馆阁之臣负责，四川地区由转运、钤辖司负责，刑部、大理司、审刑院和地方的提刑司都不能参与。因这四个机构都是法定司法机构，是案件曾经的鞫、谳者或详议者，与朝廷将要赦免减刑的当事人有着各种利益关联。赦免减刑对象的审核和赦书的起草制定由与司法无关的其他机构执掌，可以消除潜在的营私舞弊风险，此分职之意，实际上也属于决平纠偏机制。这一制度设计完全贯彻了宋朝祖宗家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宗旨。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案件的日趋增多，宋代在“防弊”治国理念的指导下，不断对司法制度予以完善，其创立的“鞫、谳、议”审判机制，完满地构筑起一道司法防线。除了以上论述的中央层面的制度外，在地方上，这一审判机制也毫无疑问得到了落实。史载，苏轼在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厅公事时，有一次“为中元节假，不过知府厅”，结果被“罚铜八斤”。[11](《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P5)宋代地方审判制，在“鞫、谳”程序后实行集体审议制，州的幕职官要一起会聚对先前的鞫、谳结果进行详议审核，这一制度叫“过厅”。朱熹曾云：“在法，属官自合每日到官长处共理会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12](《朱子语类》卷一○六《漳州》，P3472)苏轼因不“过厅”，缺席本该参加的“共理会事”的“详议”制，故受到了处罚。这一案例表明“鞫、谳、议”审判机制在地方上也已形成。这一审判机制对于减少冤假错案，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宋代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法制史上独具特色，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律文化增添了精彩的篇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