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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那不勒斯、美洲的利马、亚洲的马尼拉，这三座被西班牙帝国打造出来的殖民城市，在城市形态日益趋近的同时，也反映出早期全球性帝国的统治特征。从帝国史和全球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西班牙帝国治下各大洲城市的异同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西班牙帝国的经济网络与殖民城市 16世纪伊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展开，西班牙帝国最先开创了一个早期全球化时代。欧洲与美洲、亚洲出现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网络，网络触及的地方都被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城市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 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最早影响到美洲，利马便是西班牙建造和影响的一个典型城市，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利马的重要性在于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在资源方面，开发出了波托西银矿；在区位方面，它是一个同时面向两大洋的贸易中心。16世纪60年代，波托西银矿的发现使利马可以获取更多的中国商品，大量的奢侈品和铁、铜等商品都以比西班牙和墨西哥城产品更低的价格购进。由此，利马携白银进入贸易网络，在新兴的两洋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大帆船贸易，亚洲也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网络之中，马尼拉的建立便是一个标志。马尼拉大帆船的出现，使它成为联系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其他城市的中心。17世纪中叶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替代品，以填补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因而经由马尼拉运往西属美洲和欧洲的丝织品也一直保持较多数量，马尼拉成为中国以丝换银的重要枢纽港。同样，西属美洲也对东亚的纺织品有极大需求。马尼拉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城市，成为西班牙帝国在亚洲的据点以及欧、美、亚三大洲交流的节点。 与此同时，欧洲也受到了影响，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受到全球化的冲击。1442年，那不勒斯归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统治，其商业地位得以提高，成为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中心。那不勒斯从中世纪晚期起以呢绒业和丝织业最为发达，丝织品加工业也非常发达。但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亚洲织物大举进入美洲和欧洲市场，在这种全球化的冲击下，那不勒斯的纺织业面临灭顶之灾。 可见，在大航海时代的经济交流中，这三座城市形成了休戚与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从宏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所在的区域正是基于海洋的跨区域交流才有了全球同步的发展，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从微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的建设具体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引发的全球性流动特征。 西班牙帝国殖民城市的变迁与空间建构 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这三座城市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那不勒斯和利马，其后是马尼拉。西班牙帝国的城市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形象投射到殖民地，但同时也注重殖民地城市的特定环境，创造出适合其发展的城市模式。 那不勒斯新的变化体现在从陆上老城向海滨新城的转移。从1516年起，总督佩德罗·托莱多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驱使周围领主和大量农民迁入城中，使那不勒斯很快成为欧洲第二大都市。他重点推动那不勒斯向老城的西南边发展，为此还扩建旧城墙，并沿海岸线建造了一道新城墙，在城墙上建造堡垒，这个新城区就是“西班牙区”，建有棋盘格状街道和临街多层建筑。西班牙区的主干道是托莱多路，作为西班牙帝国权力象征的总督府临海而建。从卡普阿城堡到总督府，体现了统治中心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移。 利马是1535年初起由皮萨罗建造，是一个非常规则的棋盘格状规划，被垂直的道路规则地分成若干街区。主广场是利马的中心，经常举办仪式。主广场两边建有拱廊，是公证人、律师办公的地方，还有各种店铺。到17世纪，广场附近的梅卡德雷斯街成为奢侈品商店集中区。可以说，利马这座城市既有全球商品的流动，也体现出西班牙帝国的统治特征。 最后发展起来的是马尼拉。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建立起一座新的城市。内城为西班牙人所居住，与城外以城墙隔开，沿着城墙建有堡垒和防御工事，水陆城门均有。这座城市也有一座主广场，城市布局为网格状。主广场周围是最重要的建筑。 西班牙帝国分布在全球的城市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这三座城市都体现了网格状的城市布局，其中都有主广场，广场周边建有教堂和行政官邸，而且有大道贯穿城市，组织起有规则的道路网。其次，这三座城市都体现了防御性设施的增强，新式堡垒成为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再次，城市空间向海边集聚，形成港口城市，也体现了西班牙帝国作为海洋帝国的引力。最后，全球化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人口来源多样化，出现了多元的聚居模式。 综上所述，三座城市在布局和结构上表现出趋同现象，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在海外对殖民地城市的空间塑造。西班牙将欧洲城市化的经验带到了世界许多地区，催生了防御性城市、港口城市、多元文化城市的同时出现，同时这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化产物。 城市空间与帝国霸权的运行 西班牙帝国在全球殖民活动中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渴望实现对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的控制。这种控制既通过规划和建造类似的城市空间实现，也通过打造帝国的“软实力”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逐渐将殖民地变成西班牙帝国的真正领土。 那不勒斯虽然是一座欧洲的城市，但它所蕴含的文化是西班牙人强加给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不仅隔离于老城，而且还有圣埃莫堡在其北边起到戍守功能。总督府与圣埃莫堡一道成为西班牙区的屏障，也是西班牙人向那不勒斯本地人展示权力的空间。西班牙区以外部分的建设也服从于这一目标。在利马和马尼拉，西班牙人也建立了类似于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以与本地人相隔离。在利马，西班牙人创设了让本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集中传教区，由耶稣会监管并使其基督教化。同时，西班牙人还努力打造自己所居住区域的神圣性。隔离空间和使广场神圣化都是西班牙帝国为便于统治和教化而采取的举措。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就是内城。对于城外的近万名本地人，其居住的地方也逐渐被西班牙人改造。在内城一般都建有中心广场、高大的教堂。来到马尼拉的中国和日本商人的居住区在空间上也被隔离。这种空间分化方式体现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之道。 当城市空间被改造和规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要在这种空间中举行一系列仪式，通过展示权力的方式实现西班牙帝国对其殖民地城市的教化。在欧洲，广场等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成为权力者向被统治者施加权威的重要途径。那不勒斯最接近欧洲传统，有广场作为仪式中心。美洲和亚洲原本没有广场、市政厅的概念，此时也被植入。在利马，欧洲的广场要素与当地作为仪式场所的大型广场结合。马尼拉缺乏公共空间，统治者只能分而治之。 城市空间整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凸显权力和控制臣民的统治方式，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和亚洲，西班牙的城市建设都与教化有关，通过城市改造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建筑和仪式都可以作为帝国权力的隐喻。当然，对不同地区也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进行管理，譬如，那不勒斯历史上有较强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故而建造新区和输出西班牙文化；美洲在历史上就特别注重服从国王权威和仪式活动，故而在利马借用一些权威性符号和象征性方式强化帝国力量；而亚洲的多元文化背景则使其在马尼拉通过加强城市空间隔离，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这些都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利用空间进行规训的统治策略。 结 语 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所开启的一种新的跨洋贸易推动了此后的全球化发展，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批带有其显著特征的城市类型。一方面，城市成为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驿站，白银、纺织品在美洲和亚洲之间流动，甚至也影响到欧洲的城市经济。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城市进行改造，代表西班牙帝国权力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们按照帝国中枢的意愿改造城市空间，使其成为体现“日不落帝国”辉煌的舞台。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在近代早期城市地位的变化和空间变迁，都是西班牙帝国主导下的结果，也是西班牙帝国与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文化碰触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西班牙帝国的城市空间策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帝国也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在帝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欧洲城市化的经验被带到殖民地，用于建设和改造殖民地城市，这种传播使16世纪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型城市化。同时，西班牙帝国也致力于重塑城市空间，使被统治地区同化于西班牙，特别是通过空间隔离和举行仪式巩固统治秩序。殖民者还通过空间的建构规训被统治者，强化帝国控制和帝国认同，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攫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和全球史盛行的今天，全球化空间成为当下的热点。我们考察城市也应当引入全球联系和互动的视角，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城市建设有秩序和权力的考量，帝国与其殖民地的等级关系也由此而建立。此外，帝国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这体现在其全球性城市的空间特征中。这种微观与宏观并重的空间方法，可以辅助我们考察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帝国史以及现代世界城市体系形成的根源。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原题《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