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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至2018年已有53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主要通过考古发掘、研究等手段揭示和阐释遗产价值的项目有秦始皇陵，殷墟，土司遗址，左江花山岩画等。考古学在这些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及成功后的阐释遗产价值、推进遗产保护、开展遗产教育、利用遗产资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起，笔者全程参加了南京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申遗成功后，为保护世界遗产明孝陵及其生存环境，加强文物修复和遗产研究，我们继续承担了多个考古项目。前后十多年的田野考古为全面揭示明孝陵遗产的格局和内涵，阐释其“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进一步做好明孝陵文物遗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等工作提供了科学保障。 考古发掘有助于揭示和阐释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真实性原则是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无论是世界遗产的研究、申报还是保护和修复，都要坚持考古先行，发挥考古发掘在科学研究中的支撑作用，以获取其真实性信息。在申遗过程中，明孝陵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发掘揭示出若干的历史真实性。 1998年，为修复和保护孝陵陵宫门遗存，在国家文物局要求下，对陵宫门建筑遗存做考古清理。陵宫门有五个门洞遗存，清理时除中门尚在使用外，另外四座门道均已废弃并在其上加建砖墙门。考古发掘得知，陵宫门中部三个门道是券顶门，而东西两侧的掖门是平顶门。这次考古发掘更正了此前关于明孝陵陵宫门五座门道皆为券顶门的学术认知，恢复了明孝陵陵宫门的历史真实性，为保证陵宫门复建的原真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提供了科学依据。明孝陵陵宫的考古发掘是明孝陵地区第一次较为正规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研究明代早期建筑形态，尤其是为复建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证明了古建类遗产在维修和复建之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恢复其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 《明史》等文献记载，在孝陵陵宫内外有享殿（孝陵殿）、享殿前门、具服殿（西）、神厨（东）、东西配殿、内红门等遗存，后人对它们的具体方位及建筑细节一直不清楚。通过考古发掘，这些遗存具体的空间位置、建筑规模和形制、建筑工艺等都已得到确认和证实。考古发掘工作所得出的建筑、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科学结论即对于论述明孝陵遗产的重大科学意义具有关键作用，也为提炼明孝陵申遗的OUV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今明孝陵“下马坊”应为遵此命令而设。可见早在洪武年间明孝陵的“下马坊”就具有重要的标志性和引导性意义。2007年，笔者主持了对这一区域遗存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恢复和证明了明孝陵现存下马坊区域内的遗存及布局。 考古发掘有助于勘验补充文献记载和丰富文化遗产内涵 《明史》记载，太子朱标早丧后祔葬孝陵东。学术界关于东陵的具体位置虽多有推测，但一直未能确认。经过1999—2000年的考古工作，明东陵的寝园、神厨、排水系统等得到全面揭露，这些考古发现勘验和补充了《明史》等历史文献，对认识明初帝王陵制和建筑风貌及明孝陵的总体布局，研究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历史都有特殊价值。 关于明孝陵的地宫，文献一直都失载，民间还存有朱元璋葬于南京朝天宫或北京万岁山等传说。1998年12月，针对明东陵地宫和明孝陵地宫的田野调查展开。此次工作采用的是精密磁测技术（GPM），经考古探测，可知地宫确实在独龙阜之下。可以说，科学的考古工作对于补充文化遗产的文献记载之缺位及发现未知文化内涵等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考古发掘有助于认知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布局和细节 世界遗产申报十分重视遗产格局的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细节，尤其要从实际材料中提炼出符合世界遗产原则的OUV。依据持续推进的考古工作，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的要求，我们在2000年完成撰写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时，提炼出了主要的OUV。 《操作指南》标准Ⅰ要求，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是“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明孝陵作为皇家陵寝工程，其宏大有序的布局、厚重雄伟的单体建筑、工艺精湛的细部装饰、高大精美的神道石刻等，凝聚了当时杰出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的才智，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杰作，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 《操作指南》标准Ⅱ指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是“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明孝陵人文建筑和自然环境高度和谐统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操作指南》标准Ⅲ要求，遗产“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明孝陵作为国家工程，具有较悠久的历史，营建历时三十多年，最早的一批建筑物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明孝陵保留着明代初期的建筑风貌，同时还反映嗣后不同历史时期所给予这一历史遗产的影响和结果。 《操作指南》标准Ⅳ要求遗产必须“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明孝陵和明清两代的多位皇帝以及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其反映的中国礼仪精神和纪念性意义，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明孝陵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另外，考古发掘对于明孝陵文物本体和历史风貌的修复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明孝陵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应当包括明孝陵（含明功臣墓）的所有文物构成和遗产体系构成，其遗产内涵的研究工作是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因而明孝陵的保护利用工作应立足于考古发掘。 最后，在世界遗产的发展过程中，“遗产教育”一直是一个倍受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明孝陵申遗过程中和申遗成功之后，考古工作一直是作为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其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会成为媒体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引来大批观众参观和询问。 总之，考古学作为直接研究文化遗产的现代科学，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不可缺少的支持学科；同时，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对考古学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有效推动力量。明孝陵考古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文物保护、古建筑复原、遗产展示及社会教育等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丰富和深化了明孝陵的文化内涵，为全面、科学地认识明孝陵的整体规划、风水理念、设计思想、建筑风格等，以及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提供了大量新资料和新思考。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原题为《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