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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重大变化与转折，是中国文化遗产从单体向丛体、从三维向多维、从单元向多元、从点向点线面集成的转折，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完善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称之为“中国大运河范式”。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对其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大运河“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亦将对运河文化遗产的解读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在推动了长城的申遗之后，就在北京提出大运河申遗的建议，并邀请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在江苏发起响应。1990年，梁白泉提出了“大运河文化”的概念，并指出它是仍在使用的文物。2006年，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项目申遗工作由此拉开帷幕。2014年6月22日，经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中国大运河”跨省系列申遗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遗产共包括中国8个省、直辖市的27座城市，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运河的价值作了如下概括：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 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考古阐释 在大运河的申遗过程中，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水利研究院以及相关省市的考古所联合开展了多项考古工作，充分阐释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为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的考古辨识 大运河河道既是大运河遗产的本体，也是其主体。河道本体历经沧桑，在历史上变迁频繁。各朝代的运河的范围、起止点、关键地点的改道、重要节点的工程遗存等要素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具体落实。这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真实性问题，而解决此问题必须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2006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了“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其中“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课题选择京杭大运河作为示范区，全面应用空间信息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方法和技术路线。 在大运河河道调查方面，考古专家提出三个一致性的要求，即历史文献和历史舆图的一致性、现存遗址和历史文献的一致性、历史地理信息和现代科学的地理信息系统表述方法的一致性。这些方法与技术的综合运用，不仅提高了考古调查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大运河数据库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大运河遗产构成的考古辨析 从时空角度观察，大运河是超大型遗址，是中华版图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自然遗产、运河遗产于一体的复合遗产。大运河属于工程性文化线路性质，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考古、文保和水利专家根据系统调查的大运河资料，对大运河遗产构成进行了科学分类和解析，这是对大运河价值判断评估的基础，也为开展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大运河考古调查、发掘明确了方向。 （三）大运河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的考古阐释 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具有漕粮转输、商业运输、灌溉、防洪、城市供水等功能，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错综复杂。作为运河遗产，工程技术是其核心价值，而最能体现运河核心技术的则是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这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具有技术价值。因此，必须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解剖工程技术节点。考古部门组织了对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对于充分阐释大运河的核心科技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产的考古阐释 大运河功能的发挥和运转需要系统的管理，管理系统则由漕运行政的官僚系统、河道管理系统、工程管理系统、运河运输管理的制度系统构成，除制度、行政、职官之外，还有一些机构的工程设施。因此，大运河沿线留下诸多的运河附属建筑与设施。为配合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河南考古工作者首次同时对隋代回洛仓遗址和黎阳仓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成果。大运河衍生的运河遗产在各个运河沿岸城市中多有发现。山东聊城七级码头遗址、土桥闸遗址，河南商丘南关码头遗址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大运河城市与大运河文化的考古解读 在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前，考古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申遗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客观实际的科学阐释；在大运河申遗之后，亦即所谓的“大运河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大运河城市及大运河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为了充分解读大运河文化，阐释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价值，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配合川东港拓宽工程，考古人员对江苏盐城的大丰、东台和南通等地的古代盐场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掘了宋代丁溪场盐场以及范公堤遗址，取得了重要收获。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中，盐运文化不可或缺，要更好地解读大运河文化，还要依靠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以发现更多的实物遗存。 作为线型文化遗产，大运河及其孕育的大运河文化深刻影响了沿线数十座城市的发展。对这类城市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应该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不是各个遗产点的简单叠加。这一类运河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持续地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梳理城市文脉，解读城市的发展与兴衰。 考古工作所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蕴含和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是在特定时代核心文化价值观约束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技术水平”。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不是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简单之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组成、分布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等都是核心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产物，凝结和反映的是人类文化。探索运河文化遗产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之上的文化价值，使运河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考古工作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原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