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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南地区是全国抗战物资的重要输入区域，有广九、桂越、广州湾等多条通道，并一直是正面战场的一个战略支点，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中共领导的华南游击纵队又是八路军、新四军之外另一支有影响的抗日力量。故此一区域，也是日军一再进攻，以遮断中国外援通道、并获取战略物资的重要目标。同时，日军对海南岛等地的攻占，还是其实施南进策略、进窥英法在远东的控制区域的重要步骤。因之开展和加强对于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一、研究状况概述 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起步较早，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就组织编印了《广东受降纪述》；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辑了《战时粤政：民国廿八年至卅四年九月一日》；广东肃奸专员办事处编辑了《广东肃奸志》。此外，有云实诚编著的《粤战七年》（广州，前锋报社,1946年），杨应彬编撰的《八年抗战史料图解》（广州，1947年）等。但由于内战的爆发，这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都有涉及华南抗战的文献或回忆录以不同形式发表，但较为零散。从大陆地区来看，这项研究真正受到重视并涌现成果较多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其后研究工作的基础。概而言之，这些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 （一）华南抗战各种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 1980年代中后期，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合作，从馆藏档案中选取有关广东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编成大型史料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部发行，共计72册，其中11册（甲36-46）为8年抗战时期，20余册与抗战有关（涉及“九一八”之后，战后初期），是目前研究抗战时期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颇具史料价值的出版物。1981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选编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青年运动》一书。1984年，广东省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以下凡由该社出版者不再一一注明）；1985年，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公室选编了《粤北抗战资料选编》；1985-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委员会等编辑出版了《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91年，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选编了回忆录性质的《抗战时期粤北青运》一书。1996年，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反映粤西地区人民抗日史实的《南路人民抗日斗争史料》。 抗战初期中共华南的党组织是在长江局领导之下，1991年，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900多页的《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华南抗战的主要政治中枢。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经过广泛征集，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包括一、《大事记》，二、《党的建设》，三、《统一战线工作》，四、《军事工作》，五、《群众工作》，六、《文化工作》 6个分册，涉及南方局在抗战时期各个方面的工作（重庆出版社，1986-1990年）。 1998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关于抗战时期第一任省委书记张文彬的专题资料《怀念张文彬》。1992年，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曾生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4年，关于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专题资料《尹林平》出版。1991年，关于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的专题资料《怀念王作尧将军》出版。1994年，关于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的专题资料《怀念林锵云同志》出版。1995年，刘田夫（曾任第四战区中共特支书记）的《刘田夫回忆录》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此外，有关方面还出版了《特支十年》、《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省港抗战文化》、《石辟澜》等专题史料。 自1985年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中，整理汇编了12册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其中华南地区编入《粤桂黔滇抗战》分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1985年，中共广州市委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收入的回忆录侧重于广州沦陷后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及广州附近地区的游击活动。1987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选了《广州八年抗战记——广州地区八年抗日战争史料专辑》，收入的回忆录侧重于反映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国民党人领导的抗日活动。1995年，广州市政协等单位合作编辑了40余万字的《广州抗战纪实》一书，其中选录了上两种书的一些文章，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1987年，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出版了《广东空军抗日空战史料专辑》；黄严、关中人主编了《南粤雄鹰：广东空军史料选集1911-1949》（花城出版社，1999年）；夏军整理了抗战初期广东海军虎门对日作战的史料（《抗战初期粤海军虎门作战史料》，《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台北“海南抗战三十周年纪念会”编印了《海南抗战纪要》（上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200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舒建平、菲德尔译）。2009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石粦编著的《粤军纵横——李洁之将军回忆录》，该书有较大篇幅回忆和介绍了粤军将士在全国战场及广东抗战的相关内容。 关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资料，1990年，广东省政协等编辑出版了《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一书。2006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蒋志华等编纂出版了《张发奎将军》的大型图传（珠海出版社）。2008年，张发奎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口述史：《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由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郑义译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收藏有张发奎日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已将1939-1941年的日记购回提供给学者利用。 关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资料，1990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黄仲文编纂的《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1996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关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资料，1988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关于战时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的资料， 1975年，香港联艺印刷公司出版了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下集）。1988年，广东吴川县政协编印了《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收入李本人的《铁衣曾照古中原——抗日战争回忆》及其故旧等相关回忆文章。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收入李的回忆录《忆怀》和吴菊芳的回忆录《自传》。201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李汉魂将军文集》（三卷），上卷收入《忆怀》、《铁衣曾照古中原》、《梦回集——浮生摘录》，下卷收入《日记散游卷》、《演讲电函卷》等。 2005年，广东省档案馆从省、市、县三级档案馆及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选取部分与日本侵略广东有关的史料，编辑了近50万字的《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内容包括日军侵粤准备及侵粤暴行、日伪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实施奴化教育、全省损失统计等方面的档案。丁玲玲、郑泽隆整理了日军在华南等地劫掠儿童的档案史料（《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 2015年，广东省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出有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的档案史料，编辑了70多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经济损失档案史料选编》（广东教育出版社），内容包括广东经济损失调查报告、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战后广东被劫物资的接收与追讨等方面的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华南抗战的图片和画册，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史料，近年来陆续有这方面的成果出版。2005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等合编了倪俊明、蒋志华等编纂的《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岭南美术出版社），收入各类图片440多幅。2005年，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了《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中国档案出版社），第一部分为200多幅日军在广州暴行的照片，第二部分为“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纪事”，第三部分为“档案史料选录”。2006年，广州市委宣传部主持编撰了大篇幅的《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广州出版社）。 2015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了大型的《东江纵队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广州出版社），是迄今为止收入图片资料最全、线索最清晰的关于东江纵队历史的图文资料。2015年，广东省档案馆从省、市、县三级档案馆及该馆从日本征集的史料中，选取各种图片、照片史料，配以文字说明，编辑了50多万字、数百幅图片的大型图册《不能忘却的记忆——广东抗战档案史料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内容包括日机对广东的轰炸、日军攻占珠江三角洲、日军侵占海南与潮汕、日军残害广东军民、日伪对沦陷区的统治、广东军民抗战、侵粤日军投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华南抗战历史的综合研究 1987年，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主编的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抗战史研究》出版，主要涉及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敌后战场、粤北会战、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广东抗战的支援、琼崖抗战等；1986年，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主要涉及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华南敌后战场、广州人民抗日斗争、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这两本论文集，是反映广东、广州抗战较早的成果。1993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选编的《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册为抗日战争时期，较多地反映了此时期广东党史的内容。1994年，由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张正、冯鉴川、郑可益撰写的《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抗日战争时期)》出版，较好地再现了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成长壮大的史实。 左双文的《华南抗战史稿》一书对华南抗战史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日本对华南的入侵、国民党当局的应变措施及社会各界的反应、日伪在华南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斗争、战时广东的经济与文化、粤北会战、桂南会战等重要战事、抗战后期中国收复台港澳问题等。2015年，左双文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充实了若干新的史料（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华南抗战史稿》，2004年；《华南抗战史》，2015 年）。 沙东迅的《粤海抗战史谭》一书是其广东抗战史论文的选集，主要包括对侵华日军在粤罪行的揭露、广东军民反抗日军侵略的斗争、抗战初期广东国民党党政军当局对抗日的态度及应变措施、省政府北迁、粤北第一次会战、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及其统制下的广东群众运动、民众动员和舆论宣传、战时广东的兵役、卫生防疫、赈济、文化、教育、经济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此外，沙东迅将所积累的有关广东抗战的各种历史片段，以“纪事”的形式，依时间顺序逐条呈现了1937至1945年间广东抗日战争的方方面面（《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出版社，2004年）。 2015年，由广州市文广新局主持，出版了由王金锋主笔、吴珏、沈善荣执笔撰写的《广州抗战史》一书，以较翔实的史料，对广州抗战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研究 中共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重要历史人物是华南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取得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成果。 1、中共在华南抗战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的研究。冯鉴川论述了中共领导下的华南抗日武装建立与发展的历程及其贡献。韦显文介绍了华南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战的史实。黄振位论述了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历史地位。郑可益讨论了华南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其重要贡献。叶文益主编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邬强、黄业叙述了东江纵队初建和壮大的过程。1986年，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主持编写了《琼崖纵队史》。1990年，《珠江纵队史》编写组编写了《珠江纵队史》。1995-1996年，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史》、《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史》先后出版。杨汉卿阐述了东江纵队在抗战时的重要贡献。 2、中共在华南各地组织的发展及抗战文化活动的研究。李军晓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性质、作用、地位等进行了探讨。莫世祥论述了抗战初期中共党组织在香港的恢复与发展。张量记述了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贡献及战时中共在澳门的组织活动。沈成飞论述了战时中共广东组织的基层统战工作。叶文益的《广东革命报刊史》以专章对广东的救亡报刊、国统区进步报刊、抗日根据地报刊、港澳报刊的抗日宣传作了系统论述。黄建新、莫振山论述了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文化活动。袁小伦则是选取中共与省港抗战文化这一视角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3、华南中共抗战人物研究。叶文益出版了《张文彬传》（40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陈弘君、官丽珍的研究展示了周恩来在指导华南敌后游击战争、促进统一战线方面的贡献。曾傅先、罗永平论述了张云逸在华南进行的统战工作。卢权论述了叶挺在促进广东抗战方面的作用。赵军祥、李国兴研究了张文彬在广东抗战前期的贡献。广东省档案馆选编了由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的子女撰写的回忆文章集《父辈的抗战往事》，涉及到云广英、王均予、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林锵云、冯白驹、饶彰风、杨康华、杨应彬、郑群等大部分活跃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中共人物（花城出版社2015年）。 （四）华南抗战的国民党方面研究 对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及战时国统区的情况，学者们也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梳理。 1、华南抗战正面战场及国统区的研究。梁山、王付昌把广东正面战场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战况进行了概述，分析了华南正面战场抗战的局限性。张晓辉从广东正面战场的作战策略与指导思想、战略相持阶段广东正面战场的特点、广东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作了评析。邓荣元指出抗战时期的粤北在物质补给、兵员征调、牵制日军等方面意义重大。沙东迅认为战时国民党在广东的活动，既有动员和宣传抗战的一面，又有限共反共的一面。唐富满、欧阳湘研究了战时广东的捐款献机运动。郑泽隆梳理了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的防谍肃奸工作。 2、战时国民党在华南的基层社会治理、民众动员的研究。沈成飞认为战时广东的新县制重在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因此其强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视了乡村建设。化贯军认为由于干部工作的乏力，造成新县制实施的人力资源匮乏，甚至吏治腐败，政风恶劣。沈成飞研究了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的户政问题，指出尽管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以推进户政工作，但效果不彰。沈成飞还分别对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的保甲长群体、视导保甲政务、基层动员以及广州沦陷时期保甲的推行及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沙东迅认为，广东当局的民众动员与舆论宣传，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极的乃至反动的一面。夏蓉对“广东省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了考察。 3、国民党战时在港澳的活动及收回港澳问题研究。金以林研究了战时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工作。王文隆对国民党战时在澳门的情报工作进行了考察。关于国民政府收复香港问题，刘存宽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在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软弱。孙扬讨论了战时中英两国交涉香港问题的过程，认为由于一号作战中国军队的失利，收复香港的主动权被英国所掌握。左双文梳理了国民政府收回澳门的谋划及其失败。 4、华南国民党抗战人物的研究。倪俊明主编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提供了包括国民党抗日将领在内的许多战时华南地区各方人物的基本情况和线索（广东科技版社1992年）。左双文对张发奎、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及若干将领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沙东迅、郑泽隆研究了李汉魂抗战时期的活动及贡献。杨维、罗英鹏策划编纂了《罗卓英将军纪闻》（羊城晚报出版社，2013年）的大型传稿。 5、抗战时期华南国统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研究。霍新宾研究了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的粮食市场管理问题。张晓辉研究了战时国民政府的驻港企业。黄菊艳勾勒了抗战时期广东省营工业的损失与重建。张晓辉指出抗战前期国统区存在一条以香港为枢纽的南方外贸运输线，这条转运枢纽对于维持战时国统区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研究了战时广东对敌经济反封锁问题以及广东省银行农贷业务的开展情况。田兴荣考察了抗战时期粤汉铁路在紧急运输军民用物资与人员上的重要作用。 （五）日本在华南的侵略罪行、战争破坏等的研究 王辅的《日本侵华战争》虽不是专门研究日军侵略华南的著作，但有不少的篇幅涉及，勾画了较为清晰的日军对华南的侵略不断加深的概貌（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曾庆榴、官丽珍论述了日本对广东的大规模轰炸与袭扰的史实。官丽珍梳理了日军侵粤的种种罪行，包括空中轰炸、经济掠夺、统制与破坏、文化摧残等。沙东迅披露了日军占领广州前在粤的种种罪行。肖自力探讨了日军大轰炸之下广州市民的复杂心态。张传宇考察了日军侵粤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的问题。沙东迅研究了日军在华南的细菌战、化学战问题。李恩涵、曹大臣考察了日军在华南的贩毒活动。1995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符和积的《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 关于日军在华南地区的经济掠夺、经济统制、走私活动，黄菊艳指出战时日本侵略者在广东沦陷区实现殖民统治，对这些地区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实施全面的统制和经济掠夺，以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纳入其战争经济体系。赖正维分析了日本对华南地区经济掠夺与统制的特点。王键指出，抗战时期台湾成为日本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经济侵掠的重要基地。齐春风指出日本在战时利用香港、澳门、广州湾自由港的地位，策动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郑泽隆揭示了日伪当局在广东占领区的奴化宣教政策及其罪恶活动，并对汪伪政权在广东的傀儡统治作了概述。官丽珍认为日军在侵粤期间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破坏广东各地的文化教育设施，野蛮摧残、劫夺历史文化遗产，对广东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陈木杉利用台湾所藏上百封汪精卫与伪广东政权的函电，探讨日伪侵略广东的真相及汪伪集团控制广东的手法。张传宇还着重研究了在粤日本侨民及日粤间的贸易问题。 关于日军侵略华南造成的损失，黄菊艳指出，抗战爆发后，广东省政府即着手进行抗战损失专项调查。1939年7月后，该调查纳入省政府的施政计划，按国民政府制颁的损失调查办法和表式按期查报，但由于战时战后环境的影响及查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损失统计不够完整、准确。鉴此，黄菊艳结合其他资料，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探讨。近几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组织下，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广东地区的调研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官丽珍、林益等和有关市委党史研究室承担。广东全省损失调查的研究成果为《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初稿，分为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专题、资料、大事记等几个部分。东莞、惠州、梅州、佛山等市的调研成果也陆续完成初稿：《广东省东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广东省惠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上、下册）；《梅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佛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上、下册），供内部征求意见。 （六）抗战时期的香港、澳门研究 1、抗战时期的香港研究。关于香港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房正宏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进口、转运战略物资到内地；二，为内地难民提供救助；三，香港利用其特殊地位，与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曹二宝强调了香港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中特殊的战略地位。莫世祥用“盟友和对手”一词，来概括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孙扬的《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一书，探讨了与战时关系密切的中英受降之争、战后中国军队过境香港、香港肃奸风波等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抗战初期，大量内地难民来港，张丽认为，难民潮的出现，一方面加重了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给香港社会注入了活力。杨茂玲认为，抗战爆发后，香港在推动民族教育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但張慧真、孔強生揭示，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教育遭到严重的破坏，香港中小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941年的十一万二千多人，锐减至1945年的约三千人，大部份学生被迫失学（《从十一万到三千 : 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关于战时香港的文化事业，陈建宁指出，内地来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抗战，不仅使香港市民久违的爱国热情得到了激发，而且使更多市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张培德肯定了上海文化人的迁港给香港文化界带去了进步的文化理念。茆贵鸣指出，在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推动了香港进步文化的繁荣。2015年，有两种关于抗战时期香港历史的图书出版，即叶曙明的《图说香港抗战》（广东教育出版社）和刘深的《香港大沦陷(1941.12-1945.8)》（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郑明仁出版了《沦陷时期香港报业与“汉奸”》一书，以战时的《华侨日报》及其老板岑维休为例，讨论沦陷时期日军对香港报界的压迫与报界的生存状况。 2、抗战时期的澳门研究。1999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子健、叶文益主编出版了《澳门归程》一书，其中有三节50多页的篇幅记录九一八事变后澳门的抗日活动和战时中共在澳门的工作。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的《粤澳关系史》以近60页的篇幅反映抗战时期澳门的历史，包括其经济文化状况与澳葡当局的“中立”政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9）。郭昉凌发表了《试论澳门在广东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陈锡豪指出，战时日本未占澳门，是因为葡日间达成了秘密协定，同时在中国对日抗战中，澳葡政府由基本保持对华合作到明显偏于日本，甚至乘机谋求扩张土地。张晓辉认为澳门经济由于抗战的爆发获得了难得机遇，澳门作为香港同内地联系的中枢，其工商各业均获发展，摆脱了自近代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娄胜华指出，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澳门民族主义社团与国内乃至海外华人社团相异的特殊性：只能以救亡赈难的形式出现并活动，而不能有公开直接的抗日名称和行为。郑振伟勾勒了战时澳门教育界所面临的严峻境况。林发钦主编了《孤岛影像：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平民声音：澳门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两种较全面反映澳门抗日战争的著作（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吴树燊研究了澳门与大营救的关系（《澳门与大营救》，《南陲守土：澳门与抗日战争史稿》，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2015-2016）。 国外或境外学者对华南抗战史也有涉及。Hoh Erling以《被遗忘的英雄们》为题，讲述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一个分支的港九支队的抗战历程，并介绍了港九支队老战士蔡松颖等努力还原这支抗日部队的故事（Forgotten heroe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9, 1997, Vol.160(2)）。Chan Gordon追溯了东江和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广东的推进，并分析了华南与华北在敌后抗战的发展扩张上存在的明显差异（The communist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artime Guangdong, China,1937-1945,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1.）。Roanna Cheung 指出沦陷前的广州作为华南和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国共两党均在这里积极动员妇女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从中表现出中国妇女在抗日斗争中的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Wartime Feminists in the City of Ram: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2009）。Gordon Y. M. Chan讲述了东江纵队在抗战时期与香港的合作及其在战后的命运（East River Column : Hong Kong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Resistance in South China, 1937–1945，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Cindy Yik-yi Chu 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与香港资本家》一书中有一章是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作者认为在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将香港作为连接外部世界以实现他们目标的桥梁，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动员香港民众支援祖国抗战（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1937-1997，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10.）。Franco David Macri利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档案，将香港和广东在内的中国华南抗战描述为为英美等盟国而战的一场战争，作者认为香港和华南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特殊意义，而香港不仅是英国庞大的殖民地帝国中的边缘，更是这场战争的重要部分，从而揭示了中国抗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12）。 就现有关于华南抗战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来看，必须肯定，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这主要体现在： 1、整理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有些是具有拓荒性、抢救性的，为华南抗战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论著，涉及到华南抗战的诸多方面，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增加学术积累、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历史教育，为有关方面开展各种宣传纪念活动提供了资料和蓝本。 3、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人才，尤其是一批中青年人才，他们在从事华南抗战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拓宽了视野，熟悉了领域，学到了方法，也认识到了不足和有待解决、完善的问题，从而必将推动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 但另一方面，华南抗战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有较大的学术空间，有深化研究、系统研究的必要： 1、研究资料还远远称不上系统、丰富，研究者获取资料的难度还较大。其中涉及中共的部分稍多，涉及国民党正面战场及国统区的较少；日伪方面，侧重于日军侵略暴行、抗战损失等内容，其他的资料也较少；而关于华南抗战的日方日文资料，则几乎尚未涉及。还有一大批战时出版的图书报刊资料亟待进行抢救性发掘。 2、资料的编选未能尽如人意。受研究者视野和选取角度的影响，资料的取舍未尽适当，当选未选的不少；另外由于此前技术条件的限制，所编资料较少以原貌的、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存在人为处理删节及辨识有误导致研究者难以明了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料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3、现有资料中，港台一些口述历史和回忆的说法，有相互矛盾，夸大失实之处，大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的文史资料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也存在语焉不详、刻意褒贬的成分，而在没有其它资料可资利用的情况下，一些涉及国民党华南抗战的论著往往又只能使用这些材料，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制约。 4、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关于华南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结论也还不够清晰。如对战前华南地区备战情况的研究，对抗战物资通过华南地区输入内地具体情况的研究，几次粤北对日作战的研究（包括战果究竟如何），日伪在华南统治状况的研究，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国民党内部关系的研究，华南地区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英美方面、英美人士与华南抗战关系的研究，都还缺乏有份量的成果。又比如战时国统区及沦陷区人民生活和生存的状况、民众的心理，等等，还很少有人涉及。 5、研究成果的分布还不均匀，有的较为深入充分，有的则较为薄弱。例如关于中共方面的研究中，中共抗日武装、军事工作、抗战宣传文化活动、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或资料结集较为充分，中共抗日根据地、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和运作、中共在沦陷区的工作等研究还不足；国民党人物中，关于李汉魂的研究较为深入，资料的整理出版亦有成绩，张发奎的资料也有进展，但关于余汉谋、曾养甫、邓龙光、香翰屏、叶肇等人物的研究和资料都颇不理想，一些师长级的抗日将领几乎没有资料，甚至找不到一张照片；而对于日本侵略华南主要人物的研究则完全属于空白，日本在华南的各种调查和有关华南谋略、除军队之外在华南活动的日本人、日本侨民，华南伪军的基本情况等，研究也还很不充分。 二、进一步推动华南抗战研究的初步设想 有鉴于此，如何进一步推动华南抗战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方面，可以注意这样几点： 1、一是对抗战图书、报刊的整理、筛选和保存。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例，据目前初步调查，该馆现有关于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内容的图书、报刊1700多种，涉及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各级政府机关、军事部门、社会团体、学校组织、报刊机构和个人，以及敌伪机关等编辑出版的工作报告、会议记录、统计资料、法律法规、组织章程、宣传材料和其他纪实文献，能比较系统地反映抗战时期华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的状况，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不少是研究华南抗战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且相当一批书籍已存世不多，搜寻不易，原件平时很难对普通读者开放，有的可说是馆藏之宝，弥足珍贵。而且在近代文献中，抗战时期的报刊文献是最为脆弱的，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复制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紧迫性。亟待从中精选出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加以编目、复制、电子扫描，编辑出版，达到搜集史料、抢救文献的双重目的。 2、二是对省内外各种档案资料的查阅、整理。华南抗战的研究，离不开对档案史料的挖掘。不知是否可以这么说，如果说图书报刊是研究华南抗战的血肉，那么档案史料就是其心腹和骨骼，值得下大气力、费笨功夫去搜集和运用。而从此前的整理出版状况看，虽然已有一些关于战时中共方面、日军侵粤、战时经济损失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可供利用，但关于战时国统区、战时华南地区国民党军事作战，关于战时沦陷区政治军事社会状况、华南伪军组编作战情况等方面的档案，整理出版还不多，各地方档案馆还有大量收藏，也有待查阅整理，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专题的、行业的档案，过去利用较少，它对于深化抗战时期华南地区历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3、日方、日文资料的搜集、翻译、利用问题。这是过去华南抗战历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继续深化这一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注意组织力量，使之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据了解，“日本亚洲研究中心”公布、可以公开查阅的档案相当丰富，该中心在近现代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档案)及其他记录中选出了日本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相关资料，将其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向日本国内及境外公开，到2011年4月止，该中心已对外公开了2200万份图像，其中有大量文件涉及到日本对华南的侵略等内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机构及日本国内知名的专业图书馆、书店等处或多或少也有涉及华南抗战的史料，值得调查收集。同时应注意对省内馆藏的战时日方出版物的整理利用。 在利用史料的过程中，要采取上下结合、中外结合的办法，克服过去史料的搜集和运用或多或少视野较多局限于本区域之内的现象，要善于将中共上级机关、国民党高层、日方以及美方、英方与华南抗战相关的资料结合起来运用，以大大拓宽研究分析的史料基础。 （二）在研究内容上，要注意把握基本问题，并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 涉及华南抗战的基本问题有：（1）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抗战准备；（2）日机对华南的空袭、战时华南地区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战，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4）华南地区的国民党抗日战场，战时的国统区；（5）日伪在华南的残暴统治与掠夺，战时的沦陷区；（6）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7）华南抗战历史人物包括中共的张文彬、云广英、曾生、尹林平、林锵云、王作尧、王均予、梁广、冯白驹、饶彰风等，国民党的张发奎、余汉谋、吴铁城、李汉魂、曾养甫、薛岳、邓龙光、香翰屏、叶肇等的研究；（8）抗战时期的粤、港、澳关系及海外华侨与华南抗战研究。 应着力于有所创新的方面有： 1、中共方面，中共华南工作的基本方针；中共华南党的领导机关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工作方式，华南党的干部的来源与构成；中共华南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其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共在华南的军事组织和军事工作，中共部队的生存方式、后勤来源、作战形式；中共在华南地区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中共在华南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中共地下党的城市工作与对敌伪工作。 2、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准备和作战能力；粤系部队、粤军将领出省作战的真实情况及作战表现；华南抗战正面战场的实际作战情况；军队的后勤保障、作战训练、兵源补充；战时粤系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粤系军人与汪集团的关系；粤系军人的内部派系、人际关系；战时广东的军、政关系；战时国统区的行政、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灾荒。 3、日伪方面，日本对华南的情报、谋略活动，对两广军人、粤系政客的拉拢和离间企图；日本对华南战略意图的变化，对华南军事进攻和军事作战的特点；日本占领华南部分地区之后的统治方式和统治策略；日本对华南的经济调查活动与经济掠夺；华南伪组织、伪军及其头面人物的面貌和基本特征，日本在华南各种侨民、居留民的活动等等。通过本课题的全面深入研究，将从新的角度解析华南抗战的各类重要问题，形成一系列新的认知和观点。 （三）在研究的视角上，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全国抗战的视角。这是指的从全国看华南，是将华南抗战置于全国抗战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从抗战全局的视角研究华南抗战，以更为宏观、开放的视角对之进行观察和思考，既要弄清华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弄清整个抗战局势或者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演变对华南抗战的影响，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国际的视野，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地方抗战史、地方党史的层面，画地为牢，受到人为的水平和格局上的限制。 2、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交叉视角。要进一步做好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有必要将文献整理与史实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建筑”，“建筑”又可反作用于“基础”。做文献整理的学者，与做史实研究的学者，要相互置换位置、置换角度作交叉的审视与研究，要厘清和明确二者间既分又合的有机联系，文献整理要致力于更好的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服务，学术研究也要及时将有关史料可信程度、史料价值大小、史料适用范围等的判断，反馈于文献整理的工作。 3、利用与保护并存的视角。历史学者查找史料，是为了从事研究写作，这是史料工作最基本的功能。但今后的整理研究除了着眼于这一基本目的之外，还应关注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涉及华南抗战的各种史料，尤其是一些存续状态差、再生性差、存本较为单一、稀缺的文献资料，同时着眼于延续保护的功能，大大加强其可再生、可延续、可反复利用、可方便利用性，以纠正过去一些部门和单位重利用轻保护、或者反过来轻利用重保护的偏向。 （四）在研究和写作的方法上，则似可注意以下几点： 1、要立足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考察与分析。华南抗战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特殊历史条件下，涉及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历史人物、各个历史侧面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是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论从史出，不任意夸大或缩小，不随意肯定或否定；其次是注重思辨和分析，不是一大堆材料的简单照搬和堆砌，而是剪裁得当，归纳合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能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能对各种历史现象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判；其三是注重分析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注重在各种相互关联中全面地考察华南抗战历史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取材片面，视角单一，前后脱节，顾此失彼。 2、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有关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历史资料，从其文件性质、产生背景、形成时间、政治倾向、技术水准来看，种类多元，形态各异，必须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力，才能适应相应的研究写作要求。因此，研究者应发挥相应的专业优势与具体研究特长，充分利用各类中外文献，广泛搜集相关史料，构建起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要广泛搜集、查阅省内外各图书馆、各地方档案馆所藏抗战时期图书、报刊、档案，各种已刊文献集、资料集，各种文史资料、回忆录等，充分占有华南抗战的相关历史文献，在很好地整理、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3、立足于弄清史实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观察更清、定位更准、把握更好、认识更全的一个有效方法，华南抗战历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具体的运用上，一个是内部各个部分的比较：例如国共两党抗日斗争的比较，国共日不同区域内政治、经济、军事状况的比较，日伪统治不同时段、不同年份的比较，国共不同部队、不同抗日将领的比较，等等；一个是与外部各种同类同质事物的比较：例如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战略作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共在华南领导的抗日斗争与中共在其它区域、其它环境领导的抗日斗争的比较，国民党第四、第七战区与其他战区的比较，日军侵略华南的战略意图与战役行动与日军对其他地区侵略行动的比较，日伪在华南的统治与在其他地区的统治的比较，抗战时期粤系军人与其他派系军人的比较，等等，以揭示其不同的面相与特点。 4、在写作上，要力求表述文本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一是从历史文献、历史事实出发，充分利用实证研究获取的信息、数据，力求尊重史实、立论有据，不说假话、空话，使话语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逻辑的说服力，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二是充分关注学术界新的发展趋势，合理运用相关学科的新理念、新表述来检视和呈现华南抗战历史，使研究话语具有时代气息；三是自觉传续和发扬上承《史记》《汉书》等中国优秀史籍、下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文学革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糅合、有扬弃，特色鲜明、自成一格的中国史学叙事传统，向我国当代优秀的历史学者借鉴和学习，努力追求一种庄重质朴、简洁生动、清新流畅的语言表述风格，而摒弃那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干瘪空洞，借以吓人的八股文风。要适应华南抗战的区域特征与风土人文色彩，注意其内在的文化特质，使写作风格能够接地气，符人心。总之，是要尽力写出一部让学术界和读者较为满意的华南抗战史著作来。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从当前地方抗战史研究的实际来看，还应适当注意以下三点：（1）地方抗战史研究要有全局观念，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2）地方抗战史研究要克服“地域性”情结，即对自己所属的地区、所研究的局部在整个抗战中的作用作不适当的夸大，用不可靠、不切实的资料放大本地区的抗战成果，无实事求是之心，有迎合某地某局部的的需要哗众取宠之嫌；（3）地方抗战史研究要防止因情、因利刻意篡改和编造史实、混淆视听。时至今日，抗战的历史与功绩已成为国人高度肯定和传扬的有形、无形资源，一些人便有了非记忆不确因素的刻意杜撰和编织，隐羞扬善，任意发挥，令人真伪莫辨，取舍为难。一些抗战时代的后人也不惜以各种理性、非理性的方式为其祖辈争功争名，重塑“金身”。这无疑会影响到对抗战历史作客观真实的研究和还原，专业研究工作者对此种倾向似应有所警觉和规避。 原文载于《党史与文献研究》2017年第11、12期。 基金：左双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的前期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