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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集萃 *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却又不免"恐共"的心理,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常常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 * 九一八事件后,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他们的政治心态也不得不加以调整:对于国民党,由不满趋向公开合作;对于共产党,则由"恐共"趋向"挺共",即主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 * 这些人走向"挺共",既是民族大义感召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虽舍弃了原有的浪漫,但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品格、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2),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却又不免"恐共"的心理,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常常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九一八事件后,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他们的政治心态也不得不加以调整:对于国民党,由不满趋向公开合作;对于共产党,则由"恐共"趋向"挺共",即主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这种调整,过去多被斥为投靠国民党反动政权。时至今日,这个评论有失简单化。平心而论,这些人走向"挺共",既是民族大义感召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虽舍弃了原有的浪漫,但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品格、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至于他们主张开放党禁、国共联手,这本身就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打击,也是对此前针对共产党的污名化宣传的有力否定。这一切为后来国共实现二度合作,共御国难,作了重要的铺垫,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 关键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心态；南京国民政府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1、引言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1927-1932）的政治取向，历来为学界所关注，不乏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于其作为群体的政治心态，则缺乏应有关注。从广义上说，心理概念包含静态与动态两大范畴，静态心理虽然“支配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所产生的思想，而基本不支配行为”；动态心理即“心态”，“一方面是心理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还是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所产生的基础，是支配行为的。”政治心态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呈现的动态心理，由是切入，我们对于问题的探讨便有了一个新视角：藉此可以观察人性幽暗的多面相，避免认知的简单化；同时，缘是以进，对近代知识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乃至于对近代历史长远发展的理解，也可获至深化。本课题不仅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饶具兴味。 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虽然“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日趋分化，但其时北京知识界的生态特点，实际上又决定了“语丝”、“现代”、“猛进”等派别林立的知识界并无严格的思想界限，呈现出的更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相。时在北大读书的王双西回忆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前，由于段政府难得作为，“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和）合更加自由和顺畅”。北京的副刊与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要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迄国民革命高涨，北伐军起，思想对立始趋尖锐。现代派、研究系知识分子在三一八惨案中竟然提出了所谓“群众领袖的责任”问题，是知识阶级内部公开分裂的重要表征，前者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属性，从此愈益彰显。 从《现代评论》到《新月》，再到《独立评论》，现代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发展的同时，其内在构成也生变动：一是以王世杰、朱家骅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国民党员身分者归入了体制内，成党国政要，“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二是从海外先后归来的蒋廷黻、罗隆基、王造时等后起之秀相继加盟，成其新锐。研究系的张君劢、张东荪诸人硕果犹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9月在张季鸾等人主持下《大公报》复刊，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公然倡言“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胡适称赞它“后生可畏”，短短数年间，在新闻界异军突起，成了“中国最好的报纸”。《大公报》立足北方，与《新月》等遥相呼应，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另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影响深远。也惟其如此，上述南北交相辉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自然成了本文集中考察的生动典范。 2、以“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自居 近代知识阶级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同时，便怀有充当社会精神领袖的自我期许。这可追溯到晚清梁启超最初提出的建立“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的构想。随着国民革命肇端，它所提示的政治取向与自我体认，尤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愈趋自觉。1924年底，胡适诸人不赞成国共两党抵制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执意参会，已显示出了自己的政治个性。故任鸿隽致书胡适说：“你在文学上的尝试已成功了，政治上的尝试想来不会失败，这是我们可相信的。”周鲠生更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上存在三大势力，除了军阀和政党外，便是“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之，善后会议必须有“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亦即“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其观点十分鲜明。善后会议虽未成功，胡适且因参会倍受压力；但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在政治上“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具有在精神上领袖群伦资格之心态，却由此浮上了政治台面，以至于虽有国民党员背景，当时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的北大教授王世杰甚至认为，包括国民党在内，中国现有各派政治势力都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精神领袖，中国社会运动的当务之急，需要有如同19世纪末英国费边社所代表的那种知识阶级权威的指导。所以，毫不足奇，北伐军初起，知识阶级多持自以为是的超然态度。1926年10月初，复刊仅一个月的《大公报》在双十节发表献辞说：“自今以往，知识阶级必将于思想倾向种种不同之中，而悟第一步共同救国之大路，所余者，惟有权阶级对于思想问题之态度如何而已”。这即是说，时局应如何发展各方当听他们的意见。该报负责人吴鼎昌更发表《世运转移说》，声言时代变迁的主动权掌握在知识阶级手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士大夫之称，即今语所谓智识阶级）”。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即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之政治心态，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事实上表现为力图引导中国政治走向的种种努力。北伐期间，他们分处于南北不同政权（势力）之下，此种错位恰为我们考察其政治心态提供了得以切换视角的难得空间。 《大公报》几乎经历了北伐的全过程，它与《晨报》一味贬抑、攻击和抹黑北伐军不同，无论战况报道还是社评，都显得不偏不倚，中庸之态可掬。例如，《岳阳战事之因果观》报道说：南军取胜之道，在于善待士兵，故能用命，为主义而战，故能纪律严明，有进无退；相反，北军致败，端在诱之以利，争夺地盘，内部不能统一。分析就比较客观。又如，社评《军阀与党阀》写道：“吾人不敢赞成军阀专制，然亦何可赞成党阀专制”？故北方之欲以军治国，南方之欲以党治国，吾人不必问其具体政策与主义安在，“皆一视为大乱将至，而期期以为不可者”。各打五十大板，算是“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这仅是表象，它既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总要表现出“客观”、“公正”、“公平”，以便使自己随后对南北的“指点迷津”，听起来具有某种亲和力。《大公报》接连发表诸如以下的社评：《话说天下大势》、《劝南北猛醒》、《南征北伐可以已矣》、《回头是岸》等，从标题上便不难看出，其本意乃在引导双方止战言和，即所谓：“各方化除陈见，推诚协商，为政治开一和平的彻底改造之途径。”张季鸾亲撰的社评说得更具体：“国事须大改造，亦实不得不改造”，但大家皆中国人，建设独立自由之中国，党与不党，人同此心，再战何益？“北方军人固应舍旧观念，取新方针，要求南军提出办法，公开会议，谋统一新政府之建设。国民党人，亦应旁采各方之见解，修正本身之态度，使民国十五年成为第二辛亥。中华民国之新生命，庶内由此而萌芽成长焉，岂不休哉……舍武力而谋和平，回头是岸，此其时矣。”由于北伐军占武汉顺江而下，气势如虹，故《大公报》重点是对南方施压。张季鸾用前溪笔名在《注意国际国内情形》社评中再次强调说：“据上述国际国内情形，可断言今后蒋军若持久于武汉，或进步于南北，国内之战争延长，国际之危险纷至，错综变化，即在目前．此吾人所由希望南北军人，抛弃武力，别求政治上解决之道也。”明显语带威胁。1926年9月14日，国民党公开宣言志在统一，无意和谈。《大公报》虽刊载了这篇国民党宣言，却不示弱，10月9日，其社评引13位外国公使的息兵电，以更强硬的口吻进一步警告南方：“结局如何，党军兵力，固不能犯北方。故一党专政，万不能成事实。是以就南方言，应修正态度以减反对”。“今日东南之战，终不能彻底，党军之不能消灭，及其人不能北犯，皆成既定之形势。再战数月，亦复如是”。这无异于是说：南方想靠武力统一，这是不可接受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此种强硬态度与《晨报》如出一辙，足见此乃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心态。 张季鸾等人明知南方自有优势，北洋正统归于消灭也无可避免，但却要竭力阻其统一北方，不惜重蹈辛亥革命时期南北和谈之覆辙，究其原因，除了惧怕“赤化”外，最终还在于担心兵连祸结，国将不国：“至南北清算之日，中国早成一片荒土矣”。这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来惧怕激烈革命和社会动荡，只接受渐进和平稳妥的改革心理是一致的。但时局并没有按他们的意愿发展，1928年6月，北京被攻占，国民党完成北伐成了事实。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他们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的政治心态，《大公报》告诫国人说：“迩者事实上国民党势力既已奄被南北，国民自应对之表示依赖”，同时复心安理得提醒人们：革命虽告完成，知识阶级的指导地位却不容动摇，因为作为“社会的精英”，其责任更加重大。“假使知识阶级不能立于指导的地位”，“那个社会没有不破坏，堕落的。社会的生命，进步，完全要靠知识阶级的集合的有组织的努力做中心”。 如果说，《大公报》为代表的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的政治心态，集中表现为力图引导南北言和以改变北伐战争结局的话，那么，南方胡适诸人同样的政治心态，则集中表现为俨然以政治导师自居，试图引导国民党新政权走上知识分子所崇拜的西方民主宪政之路。后者的影响自然较前者远为深广。 人所共知，胡适诸人于1928年初创办的《新月》杂志，本以谈文艺为主，但从1929年春第2卷第2号起，突然转向高谈政治，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言论自由、宪政民主，掀起一场所谓的“人权运动”，令当局一时陷入了尬尴被动的局面。学界以为，这是当政后的国民党内讧不休、战乱不绝和独裁专制大失人望所致。这自然是对的，但问题还可以从其政治心态上作进一步探讨。 四一二政变后，胡适新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听从朋友的建议，深居简出，并对记者放话：“我不谈政治”。其实，这仅是表面文章。“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才是他的真性格。不仅如此，既不满于时局，其待时而起以引领潮流的雄心未已。1928年4月1日，胡适参加清华同学会，时值二次北伐，会上有人讲演北伐军之革命精神，他则做了题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就要变个样子了》的讲演。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引用过纽曼格的这段名言，以表达自己决心引领新文化潮流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不难想见，在当时的语境下，胡适重引这段名言作为讲题，绝非偶然，除了肯定北伐外，当是更多地抒发了胸中正酝酿着的一股豪情：引领当下新潮流。这并非臆断。试想，不到一年后，以他领军的《新月》第2卷第2号便率先发出抨击时政的重炮，宣告改变编辑方向，其《编辑后言》说：“我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的”。“我们认为读书人对于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持知识上，换言之，思想上的忠实”，这里所谓“读书人对于社会的最大责任”，所谓“激动读者的思想”和保持知识的“庄严”与思想上的“忠实”云云，不就是明言胡适诸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肩负着社会精神指导者的责任吗？不仅如此，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文章很快便结集成《人权论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广告词也十分高调：这些文章“已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它代表着“胡先生等所倡导之人权运动”，“不可不人手一编也”。既强调《新月》所发动的正是一场由胡适等人倡导的人权运动，且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国人当人手一编，其为社会运动指导者的角色地位更无庸置疑。此外，1930年初，胡适曾谈到《新月》的编辑方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几个朋友一两年来常聚谈中国问题，各人自选问题，提出论文，再供大家讨论。去年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人分任。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各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态度”，即“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大家共推由自己写成引论，即《我们走哪条路》。毫无疑问，此种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研讨现实政治问题并藉共同平台发声，显然是为了对社会舆论进行有目的的自觉引导；而胡适代表新月派提出的引论，明确表示对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与道路选择的认知，既不同于中共、青年党，也不同于国民党（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岂非更是再次鲜明表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超迈群伦的自我期许？若联想到罗隆基不无得意地告诉胡适说：上海有媒体“说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更足见其彼此心照不宣。 他们的此种政治心态，贯穿于对国民党政权的一系列不无尖锐的抨击文章中。以下是其荦荦大者： 其一，批评锋芒直指孙中山之别具深意。耐人寻味的是，从《新月》第2卷第2号起，最初刊登的高调抨击时政的系列重头文章，如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梁实秋的《孙中山先生论言论自由》等，都将批评的锋芒径直指向了孙中山。在国民党不断神化孙中山，宣称总理遗教即是宪法神圣不容侵犯，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张目的情况下，他们勇于批评孙中山表现了大无畏精神，也理有固然。所以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但也需指出，他们的此种批评不仅是为了争言论自由，而别具深意：隐喻自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是真正能维护思想上知识上的“忠实”与“庄严”的社会良知与精神向导。在这方面，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最具代表性。试想，国民党执政之得失，它与孙中山提出的颇为抽象的哲学命题知行论之间，实际能有多少联系？我们在肯定胡适善于思辨，果然较同侪高出一筹之余，仍不妨有两点质疑：第一，孙中山是有感于革命的失败乃缘于党员蔑视革命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为了鼓舞士气，破除畏难苟安心理，唤起革命行动的积极性，欲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旧观念，才提出了“知难行易”的新命题。其说含合理的内核，但它将知行关系问题引导到孰难孰易的争论上去，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二者间不存在绝对的“难”、“易”问题。这是他的短处。胡适虽指出了孙中山将知与行截然分开的错误，但他自己提出“知难，行亦不易”的命题，同样不脱窠臼，谈不上高明；但却偏偏要借此为自己的知识阶级至上与专家政治论提供理论根据（下文还将谈到）。他在文章末了说：治国是何等繁难之事，国民政府却不懂请教知识阶级与专家，是从孙中山“这些错误上连带发生的恶影响”。“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为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这显然对孙中山有欠公平；第二，胡适著此长文费了心机，别具深意。在此之前，1928年12月14日，他先写了《说难》一文，同样是要强调知识与专家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但其引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却完全是另一种光景：“孙中山先生教导我们‘知难行易’的哲学，只是要我们服从领袖，尊重专家。知是难的，故是少数专家领袖的，行是易的，只要能遵从专家领袖的指导，便可以努力做去。但现在的人似乎只记得后半句‘行易’，却忘了上半句的‘知难’。”他不仅对孙中山谦恭有加，而且强调：知为难，故是专家领袖的事；行是易，但前提需有专家领袖的指导。他不仅将专家与领袖，知与行，难与易统一起来了，而且重点是放在强调“知难”。他对孙中山的命题作了积极正面，也是符合后者本意的诠释。在短短数月之后，他的观点何以前后会发生如此针锋相对的改变？这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唯有打破孙中山的偶像，才能重塑社会精神领袖的新形象。联想上述胡适在清华同学会上讲演重引纽曼格的名言，这一切不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吗！据胡适1929年12月20日的日记记载，杨杏佛曾在内部发表《从时局想到个人》的演讲，其中批评说：“胡适先生从前看□□□先生，还算不错，做一篇文章，以哲学来解释他一下，过两天，看你们做错了，根本错了，再做篇文章来骂一下。他从前觉得国民党还有点希望，他的文章，是代圣贤立言，现在觉得不行了，先打倒孙先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胡先生是圣人，所以我说这话是不错的。”杨的立场是非可不置论，但他指出胡的前恭后踞并以“圣人”相讥，命意所在，实与上述分析，若合符节。尽管胡适诸人后来又转而改引孙中山的遗教立论（下文将谈到），但这并不足否定其初心的存在和业已产生的实际社会影响。 其二，以西方民主宪政的启蒙者自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西方民主宪政的崇拜者，梁实秋在批评孙中山受苏俄影响背离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后，强调说：“俄国式的暴政，还是欧美式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歧途，愿国人深长思之。”铁豆说得更明确：“我们所谓新路就是英美的旧路，不过在今天的中国实在是新的了”。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一面宣传民权自由，一面却行一党专政，政治思想与手段陷于自相矛盾，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西方民主宪政无知。故他们的文章介绍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往往不厌其详，俨然以启蒙者自居。尤其是罗隆基新自欧美留学归来，又是主修政治学的，在这方面更是滔滔不绝。例如，他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从西方言论自由的概念说起，接着详述英美各国保护人民自由权利之法律形成过程，尤其是英国政治学者拉斯克的学说；最后再系统介绍西方自古罗马以来，尤其是中世纪教会对自由之压迫及其遭到反抗最终落败的历史。又如，《论人权》长文，分为六大部分：“引言”；“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四平八稳，有似高头讲章。文章最后在列举了中国目前所必争的人权35条后，说：“假使仿照英国大宪章的办法，那么目前中国恐怕列举三千条也不算多。我现在暂时提出了三十五条，做国内拥护人权的人的参考。”总之，都无非大掉文袋，不啻成了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或西方民主思想发展史。鲁迅曾批评说：新月社诸君子，“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应当说，这些学究式的政论，固然是反映了作者们好为人师，以启蒙者自居；但又何尝不是同时暴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 其三，强调知识阶级应是政治改革的指导者与制衡力。胡适等人以为，国民党政权所以陷于混乱无序与专制无能的境地，端在执政者多不懂政治，制度设计不合理。“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止有空文，而无实施手段，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连络，又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故当务之急在修正制度：“今日中国的政治，只有问制度不问人的一条路。制度上了轨道，谁来，我们都拥护。没有适合时代的制度，谁来，我们总反对。”对他们来说，理想的制度自然是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迫于客观现实，也只能主张渐进式的修正。其具体修正方案，非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只是要强调指出，其核心指导原则实可归结为：“专家政治”或“文治势力”。罗隆基说，20世纪的政治重行政，而行政已成了专门科学，故“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胡适最初也讲“专家政治”，但最终却是归结为“培养文治势力”。他说，“谈中国政治”，“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胡适的见解终究较罗隆基为深刻，培养文治势力的提法不仅可以涵盖“专家政治”，更重要的是，它十分自然和巧妙地包容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知识阶级在政治改革中要起到引导作用。他对梁漱溟说：“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胡适将五四时期学生运动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比作文治势力的典范，说明他所谓的“文治势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官势力，不容等量齐观：他表面上是寄希望于政府内文治派能压倒武治派，但实际上其命意仍在于强调，培植文治势力，归根结底，还有赖于提升代表知识与理性的知识阶级势力。这与他批评孙中山“行易”说的最大危险，就是造成了轻视学问和不懂得尊重知识阶级的风气是一脉相承的。王世杰在归入体制前曾强调说，教育界的势力应当成为一种制衡现实政治的独立势力，因为全国高校每年毕业的学生至少在四万人左右，“五年十年之后，安见不给我们一些光明”！他说的学生势力就是指教育界即知识阶级的势力，其言与胡适的说法，正可互相发明。此外，张东荪强调，专家政治不单是指借重其专门知识，更重要是指要让专家参与国家政务的设计，使之成为“在民主与专制间求平衡”的一种力量或叫机制，这个观点同样是异曲同工。 笔者在《五四前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一文中曾指出：知识阶级的此种自我体认，“毕竟不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科学的认知，它夸大了自身的地位与作用，表达的只是一种改革者浪漫的情怀。故其自我体认，得失互见：提升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又往往遮蔽了时代的方向感，从而无法给自身的角色，以科学的定位”。也因是之故，他们在现实政治中的常常碰壁难以避免。上述《大公报》张季鸾诸人试图引导南北和谈以改变北伐结局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胡适诸人放言高论，也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不满，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斥胡适诋毁总理，蛊惑人心，危害党国，呈请中央予以严惩，并组织文章进行围攻。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罗隆基则被捕入狱，虽获保释，却被革除了光华大学的教职。同时，《新月》杂志屡遭扣压。北方的《大公报》为之鸣不平，以大批判为借口，将被党部点名的胡适三篇代表作《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全文转载了。这分明是在声援胡适等人，公然与当局相对抗！但无济于事，境况依然严峻。徐志摩等人为之气馁，主张放弃谈政治。罗隆基向胡适抱怨说：徐等主张“‘向后转’未免太快。我不以为然。”罗是倔强的，但“未免太快”的抱怨，透露的同样是底气不足。至此，他们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的政治心态，实已黯然失色。 鲁迅说：“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鲁迅辛辣的讽刺不乏合理性，但于其心态的把握，却不甚准确，将之比作贾府下人对老爷的稍有微词，不免低估了对方；因为，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缘此呈现出的是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的政治心态，而非奴才心理，至于碰壁，则另当别论。实际上，更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此种政治心态背后还藏有的畏惧革命的“恐共”心理。 3、“恐共”心理与“投鼠忌器” 从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改组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滋生了“恐赤”、“恐共”的心理。随着国民革命展开，湘鄂等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但其中也发生了某些过激行为，《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与《现代评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与其他许多媒体一样，对此大加渲染，肆意夸大。从以下《大公报》新闻报道的标题，即可见其一斑：《大恐怖之长沙：稍有资产者均慄慄危惧，金融紧迫一般生计困难》、《如狂如醉之长沙人民：湘人大流血再志》、《共党祸鄂经过：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破碎无存，知识资产农工各级悉遭蹂躏》、《粤东江大糜烂：共党军两路屠杀》、《共产杀人先剥皮后砍头：湖北全省无一片净土》、《赣南共祸纪实》等等。缘此，其“恐共”心理愈益蔓延。所以，张奚若说：“共产党人的可怕，自前数月湘鄂扰乱及最近广州大焚杀后，是人人明白的了。”《大公报》社评则进一步将共产党之“邪恶”归结为三：其一，“有类于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其二，为国际党，“乃等于卖国”；其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不容言论自由，“排斥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知识阶级”。早在北伐初期，《晨报》就刊登有时论《中国革命蠡测》，忧心忡忡，以为中国难以避免发生真正的革命。文中说：共产党才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据其党纲，谓其不可能行共产主义革命是对的，但并否定共产党之革命，则失之天真。观其严密之组织纪律及深厚工农基础，“是则吾国将来之革命已在天然之酝酿中，不亦彰彰明甚”！“恐长此以往，国事日非，世乱不已，则不出十年，大难将至，不幸上推测之词或且成事实矣”。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党从血泊中重新奋起，影响日著，他们的“恐共”心理更有增无减。1931年，《国闻周报》刊文称：“中国目前最大之祸患，厥为赤匪。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当前最急要之工作，亦莫过于扑灭赤匪。”《大公报》也有文提醒当局：“共产党之势力，将死恢复燃，斯诚国家社会之大不幸也……未雨绸缪，不宜缓矣。”事实上，一直到中共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此种心理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阶段上其强弱及表现特点有不同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对于国民党的血腥清党与执政无能不以为然，但还是普遍乐于接受这个新政权。北京大学教授们纷纷南下弃教从政，出任各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及大学校长等职；国际法专家周鲠生著长文，从法理上论证唯有南京国民政府而非依附于军阀的北京政府，才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合法政府，无不反映了这一点。究其原因，重要一点，端在心存“恐共”症。《大公报》上有人发表文章说：“南京新政府成立，宁汉沪三方人才集中，不能不称为济济盛事，从此使社会最为放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共产党在内。”序平也在《现代评论》上说：“南京政府是国民党——不带共产色彩的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反赤反共的政权，这正是他们所馨香祝祷的。四一二政变当天，胡适正由美国西雅图上船回国，当时就得知了这个消息。24日抵日本横滨后，便听从朋友劝说留日静观时变。其间，他曾表示自己相信吴稚晖、蔡元培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如果说，这是事出突然，胡适借助国民党两位元老间接表态以求自保的话；那么，三周后，5月20日他刚到上海，次日即21日，便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中国革命》一文，就不好说是应景之作，而当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文中虽然仍表示是出于对吴、蔡的信赖而拥护新政府，但他从容道来，不难看出此中有真意。他说，吴、蔡是自己所敬仰的“已具极圆熟经验与崇高思想的地位之自由主义者”，“由诸氏援助国民党，使革命成功，本吾侪多年之夙望。因之中国成就真正之国民革命，当为诸氏出而活动之赐。虽不属于任何党派之自由主义者之余，亦深信其益优势而终造成功焉”。既将蔡、吴等说成与自己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又强调清党反共之新政权正是自己的“多年之夙望”所梦想成就之“真正之国民革命”，这岂不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站队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盲从他人，而是国民党之清党反共正中下怀？诚然，在海外时他曾发表过赞扬苏俄的话，但别忘了，他同时也发表过赞扬南方国共合作政府，强调它并非“红色政权”的话，和肯定过北伐军与蒋介石本人的话。故质言之，胡适的政治立场不是所谓的“转变”，而是面临国共决裂之际作出的合乎自由主义者自身逻辑与转进一层的再选择。不久他看到有人主张“反共后中国国民党出路”，当是联合各阶级以和平改良办法解决社会问题，以“防止不合人道之共产党”，在日记中写道：“其议论很正大”，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说到底，还是罗隆基的话说得最透彻：“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有‘两害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 但是，也因是之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陷入了内心的纠结：一方面，他们所以抨击时政，要引导国民党政权走上西方宪政的道路，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救国的正道，同时，也是消除自己“恐共”恶梦的唯一出路。国民党若坚持专制独裁，不思振作，继续涣散无能的状态，就可能导致政权不保，使共产党得以卷土重来。换言之，自己的“恐赤”、“恐共”，便成恶梦难消。《大公报》的《1928年元旦祝辞》说，共产党失败本身业已证明了共产主义之于中国，“实断不可用”，如今也“不必多论”；但国民党失政，“误国负民，责无可恕”，其“今日之尚不瓦解者”，实因一般人“顾忌国民公共之目的，而勉维持之耳”。再不振作，“则必有新兴起之组织取而代之矣”。这里虽担心新政权跨台，但似乎还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然而，《现代评论》则不同，它在时事短评中则是直白地道出了对共产党死灰复燃的忧虑：“共产党势力既尚潜伏各地，旦夕有爆发之虞”，“假使国民党不能及早树立一种安定的政府，以履行它的主义或约言，谁能保障国民党的地位与势力永不颠灭？所以祝福之余，我们不能不更对党的领袖及一般党员，郑重的表示忧危，以当警惕”。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国民党政权是当下中国唯一有可能最终消灭共产党的力量：“照中国目下情况而论，除了以党治国四字而外，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除了国民党以外，再也想不出别的政党”。所以，抨击国民党又须把握底线：是鞭策激励，即补台；不应是有意削弱它，即拆台。高梦旦曾提醒胡适说：“近来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政府之过，亦因社会宽纵过甚（除共产派外），不免长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当局者非绝对不可以为善”。胡适的回应：“是的，我们自命负言论之责的人，都应该领受这种很忠厚的劝告。”罗隆基受国民党打压最甚，怨恨也未免最深。九一八事件后，他在所主持的天津《益世报》上发表评论，猛烈攻击蒋介石国民党，结果该报遭封禁，自己也被迫辞职。时值胡适抵津，二人长谈三小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罗自认因父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觉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胡适自觉把控的正是这个底线。此种内心纠结不能不外烁为“投鼠忌器”的种种尴尬：他们小心翼翼，反复声明，自己只是争取“一点点自由”，绝无政治野心。“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好”。即便是张君劢主持的《新路》在被封禁后的申辩中，也仍是表明自己：“吾人虽非国民党员，然其爱国，爱党之诚自信不稍后于忠实之国民党分子”。“本刊言论之所以不肯同污苟合者，盖真爱护革命事业之至者也”。这与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的原有心态自是相去甚远，上述鲁迅的讽刺所以不无道理，也正缘于此。 在此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国民党争人权、争言论自由，便不能不常常被迫降格以求。最初他们激烈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即“党治”论，斥之为“变态政治之一党专政”，与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原则格格不入，故要求“第一步，要取消一党专政”，“以民治代替‘党治’”。但面对国民党的强硬，其态度却渐趋软化。钱基博致江苏教育厅函说：“窃谓党治即法治也。党治之教育，宜贯以法治之精神。党治之学生，必予以法治之训练。”这固是表示全然拥护，但更多人是作了折衷或故意将问题模糊化了。例如，杨端六说：“现在以党治国，虽然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但是将来总要走到法治和民治这一条路去。”山木也一样，他既肯定国民党实因现时的政情，有行党治的必要，同时又强调，依孙中山建国方略，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党治当终止：“党治与国民会议是相续的，不是可以同时并行的”。二人都将“以党治国”说成只是国民党执政一种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这种一廂情愿的说法，是一种妥协策略或叫自我心理安慰。但是，随着1929年7月初蒋介石在北平陆军大学发表题为《我们为甚么要党？我们为甚么要以党治国？》的讲演中，发出赫祼祼的警告：“以党治国，就是以中国国民党治国，就是以三民主义治国”。民元国民党的失败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用一个党一个主义来号召来领导，才能挽救我们全国民族”。故绝不容许有第二个党第二个主义出来捣乱。“如果有人反对本党以党专政的政策，这个人就是没有革命的经验阅历，不晓得以党专政是什么道理”，他们的态度又进一步软化了：“党治”并没有错，问题只在于一时落实不到位罢了。1930年2月24日《国闻周报》上有文明显是回应蒋的讲话，说：“国民今日，初不反对党治，尤不反对三民主义，所希望者诚实真挚之政治耳”。“中国今日果有真党治，真独裁，以效率卓越的政治施行中国，讵非民众之所乐闻”？只是党内涣散，“党权效率，渺不可寻”罢了。3月10日本刊另有《党治杂感》也指出，“世人往往诟病一党执政之制度，谓其根本上不是。吾人见解，与此略异”。若一党执政能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建设，“又何必恋欧美式政党政治之虚荣，而根本上反对一党之执哉”。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现实状况如何，“其是非功罪，为另一问题，要不得据现状而即归罪于党治之本身”。故重要的是要“对党治求冷静之理解，共研究今后改良之方案”。至此，问题已不再是反对“以党治国”，而变成了如何促其落实到位的问题了。需要指出的是，罗隆基虽然一直坚持反对“以党治国”，但他既将取消“党治”说成是献给国民党，足令“共产党不剿自灭”的锦囊妙计，同时，复将国民党一党专政解说成，是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党员对国民行独裁，却“对党内大党魁，又要民主民权，不许专制独裁”，致使“党魁不敢党魁自居；党员不甘党员自处” ，即是真正的党对国家政权失控之结果，如此偷换概念，说明同样收敛了自己的锋芒。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知道关于“党治”是非的口舌之争于事无补，故更重视能通过“修正”国民党新政权的政治制度，以渐进和平的方式，最终达到三权分立的理想宪政目标，其中，尤其看重立法权的设计。1928年6月底，二次北伐甫告成功，《现代评论》就发表了松子的时评《北京下了以后》，强调“党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要设计独立的立法院，以改变现有南京政府法制系统的紊乱状态。翌年4月10日，胡适推动“人权运动”在《新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人权与约法》，提出的口号就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十天后，马君武对胡适说：应有一个运动，明确否定一党专政，以宪法为号召，建立国会，恢复民初局面。胡适的回答是：“这话很有理，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足见，他虽对现状强烈不满，却不主张操之过急。故不久他应宋子文之请，提出了对政制的具体改革建议，其中最重要有三：一是召集约法会议，制定约法；二是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三权分立，五院独立为原则；三是“党的问题，宜有冷静的考虑”。中央及地方党部暂行“议会”职权，可监督行政，提出建议，但后者有否裁权。否裁后可送回复议，得更大多数始得通过，此为美国通则。这可能是他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当局提出的最为具体也最为重要的政制改革主张。胡适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份建议，说明心中怀有期待。1930年下半年，缘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汪精卫等改组派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打出民主、法治的旗号，并着手起草约法。罗文干、周鲠生等法学家被聘为起草委员。是年10月11日的胡适日记记录了他与罗详商约法草案的细节，并谓“我们的主张大致相投”，但罗主元首制，胡主内阁制，二人意见有不同。“我初意主张内阁制，后来我也赞成此意，以图政府安定”。胡适作了让步，显然是考虑元首制更能体现集权，可以稍缓当局可能的抵拒心理。约法草案公布后颇得舆论好评。《大公报》发表社评给予高度评价：“教育生计两章，均见精彩……教育经费之独立与确定，学术研究及思想之自由尊重，无一不为全国知识阶级之衷心希望。条分缕析，颇使有达屠门而大嚼之感”。这说明草案确实体现了参与其中的胡适、周鲠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但是，随着扩大会议失败，所拟约法草案也成了废纸。蒋介石迫于形势，接过汪手中民主、法治的旗帜，电请中央并匆忙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和颁布另行起草的约法，但社会却反应冷淡。一开始胡适还心存侥幸，让人转告汪精卫等人说：“约法与国民会议等，既已由南京承认，是他们的主张已胜利。此时惟望党人监视代表大会，使他成功；国人监视国民会议，使他成功。”但很快便失望了。他接受丁文江的意见，拒绝参加国民会议选举与约法的起草，说：“我不热心跟一班党老爷去胡混。”与胡适取回避的消极态度不同，《大公报》则公开表示不满。其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文章不仅尖锐，且意存揶揄，发表后很快收到了威胁性的来稿，警告本报有亲共的嫌疑，想引起社会和公安机关的对立，给法院及上级政府制造麻烦，必须自行更正。《大公报》被迫附言声明：“本报历次所论，主要之点在为一般商民呼吁，以求减免讼累冤押之苦，非专对于政治犯立言也”，“其于严办共党非有异议”。该报从此不敢再发声。罗隆基虽发表了《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的长文，但最终却做这样表态：“好法律胜于恶法律；恶法律胜于无法律”。“我们对这次的约法，仅管有许多不满之点，然而，公开的说，约法是你们国民党制造出来的，是国民党的要人起草且举手通过的。如今，我们小民就恭恭敬敬的要求两件事：（1）党国的领袖们，做个守法的榜样！（2）国民党的党员，做个守法的榜样！”虽语带调侃和自我解嘲，却也掩饰不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 胡适诸人为坚持思想言论自由，一开始不避讳甚至有意剑指孙中山，但在国民党当局压力之下，很快也改变了口锋，不仅不再批评孙中山，而且转而借重孙中山的言论，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例如，罗隆基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中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是不明了党义，是违背总理的教训。倘使违背总理教训的人是反动或反革命，那么，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动或反革命”。难怪鲁迅嘲笑说，新月社诸君子虽因批评党国被塞了一嘴马粪，“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 有人曾致书胡适说：剿共孔亟，“宪政问题，算是次要，不知先生意见以为如何？”未见胡适回信，不知他是如何作答的。实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二者不分先后，乃一而二的问题：不剿共，何以要拥戴国民党政权？不讲宪政，新政权且不保，又何以侈谈剿共？故其政治心态中，不仅终难驱除“恐共”的梦魇；且对国民党政权“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也常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然而，九一八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他们不能不考虑对自己的政治心态作出必要的调整。 4、九一八事件后的心态调整 1930年底，中原大战这空前惨烈的内战终告结束，给国人带来了喘息的机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欢欣鼓舞，更重新燃起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希望。《大公报》发表《民国二十年元旦祝辞》说：“民国二十年，于是而为空前的最有希望最重要之一年”。“一般有知识有生活能力之中坚社会”即知识阶级，“尤宜一致承认民国已入新时代，政轨已定，只待前进”。故人人“应拥护现在已成之政治中心，则监督责备之”，“政治上的恩怨，从此全消”。“今诚全体国民真挚的努力之时矣，一切恶，应使以十九年终；一切善，应使自十九年始”。然而，九一八事件爆发，国难临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变转瞬间打破了中国的政治生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其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对于国民党，由恨铁不成钢式的不满到曲意辩护，即由公开批评到公开倡言合作。“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如果说，“恐赤”、“恐共”曾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乐于支持国民党政权之深层心理原因的话，那么，国难当头，其比重显然下降了，而共赴国难则成其价值取向之底线。换言之，同样是支持国民党，此前是为了驱除“恐共”恶梦，现在则主要是为了共赴国难。同时，也惟其如此，实现国家统一被提到了首位。1932年初独立社聚餐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便是“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丁文江说：“照现在国家危急的情形，统一是不可再缓的了”，错过这个时期，“将来是否再有统一的机会，实在是一个疑问。”诚然，此前他们也渴望统一，但多停留于维持军阀割据现状“名义”上的统一；而现在则是主张“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他们由此引伸出了以下的主张，进一步彰显了其政治心态的变动：一是，实现国家统一与共赴国难，只能以维护现有的国民党政权为基础。蒋廷黻说：“我们确承认南京是法统所在，也是真正统一的基础。所以南京在物质上，精神上，均占优越的地位”。张季鸾说得更明白：“中国是个极弱之国，以弱敌强，必须有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中心，把一盘散沙的力量团结起来。蒋介石政府虽然不是理想的好，但他今日的力量是用无数鲜血、亿万金钱培养成的，他要垮了，再培养了他这样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支持他，依赖他，给他以时间，来作准备。”同时，问题又被转换成了“有政府”与“无政府”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今日时局已经谈不到好政府与坏政府，而是有政府与无政府的问题了。“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并无第二种力量足以取而代之，中国便陷了入无政府的状态，故“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前后相较，政治逻辑不变，但政治前提却改易了，故其意涵，自有不同。 二是民主要求被弱化，一党专政被赋予了某种合法性。《独立评论》的编辑方针对内政的安排是：“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明显是将民主要求弱化与边缘化了。故它说：今日中国缺乏实行民治的社会经济环境，但只要实现统一，进行建设，此一环境自然就会产生。而“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唱‘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独立社聚餐会讨论内政问题达成的共识，同样以为“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蒋廷黻、丁文江诸人都以为，胡适相信统一不一定要靠专制独裁，乃失之天真。蒋廷黻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绝不能行”，“我以为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丁文江则说：专制在目前中国尚不可得，“而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需要指出的是，一向与国民党对立的原研究系的张东荪等人也持相类的观点。他说，民主政治有本身的流弊，我们既不迷信它，无需为之掩饰；相反，当稍加修改使之随时代而变得有“弹性”，这就是将民主与专制结合起来：“不反对以民主为制度而以专政去运用他”，即能容许“类似一党专政”。至于张君劢提出，我们当在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之间，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力与创造力，实际也是默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种遁词罢了。不仅如此，蒋廷黻还提出所谓的“意态”说。他指出，由于国难当头，民众自然会产生“苟安的心理”，并因此产生一种思想：“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后的不可收拾。就是极不满意南京的人——这种人并不少——也不愿，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来破坏南京的基础。这种思想是中国当前政潮的一大潜伏力”。这就是“目前全国普遍的政治意态。这不是一人积极的运动，没有口号，没有主义，只能说是一种意态（moon）”。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与沉闷，但我却以为这是好事。因为，此种“意态”不仅是当前强大的社会思潮，同时“这种思潮是南京目前的大机会”，“因为人民现在降价以求了”。他所谓的“意态”，实指社会的心理趋向。不能否认蒋廷黻具有很高的政治敏锐性，也不能否认国难当头会出现某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倾向；但问题在于，蒋廷黻居然将“人民现在降价以求了”此种消极的“意态”，看成是南京政府的“大机会”，恰恰成了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放弃监督国民党政权的责任而自我解嘲的一种心理写照。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退让与认知，他们对于国民党政权不再有原先的不满与抨击，相反，变成了公开赤祼裸的辩护。1932年初国民党召集国难会议，黄炎培等许多代表不满于国民党独裁与消极抗日，拒绝出席会议。蒋廷黻以为，这些人想借此“改造中国的政治局面，即所谓取消党治，实行宪政，设联合政府”，无非是给时局添乱。“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是由于一党专政的原则，还是因为国民党的专政是不光明呢？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信仰虽然不大，对在野各党派的信仰是更大吗”？日本占据东三省并非政府引起的，“政府虽不好，政府人员的平均道德和知识也不在在野人士平均道德和知识之下”。政府非不想对外抗争，乃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国人当为政府后盾才对，“这般提倡政治根本改造的人过于乐观，偏于理想，国难会议是不能这么利用的”。他还为汪精卫辩护，说：“他的人品和演说就是诚恳的象征。他是天生的民众领袖，长期抵抗的战争一开始，他就是我们的Gambetta”。次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胡适也斥之曰：“‘取消党治’何尝不是一个很动听的名词？‘保障人权’又何尝不是我们平日主张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然而，他于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却不置一词，其刻意为后者辩护的立场显而易见。 三是愿做国民党的“诤臣”。九一八事件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明显地急速向国民党靠拢。1931年10月14日《申报》发布消息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消息虽不实，但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蒋介石一直在拉拢胡适，同年底蒋亲自打电话通知胡适，政府已正式宣布他为财政委员会委员。1932年底胡在武汉第一次与蒋见面并共进晚餐后，此种拉拢变得愈益急迫。翌年初，汪精卫邀他做教育部长，他谢绝了，称把他放在外边比放在政府里好，紧要关头可以“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做政府的“铮友”。仅管如此，1935年前后，他还是极力支持独立评论社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丁文江等先后到南京任职。从总体上看，1932年是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终决心走上与国民党全面合作道路的重要转变点，其主要标志，除了公开为国民党政权辩护的《独立评论》创刊与蒋、胡首次会面外，是年9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一文，更不啻为一篇公开倡言与国民党合作的宣言书。胡适以为，今日中国的真问题，既不是中共问题，也不是抗日问题，而是统一建国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中国政治的出路，就在于建立“建国大同盟”，要在“建国”大目标下，把全国方方面面人才组织起来。换言之，就是全国人民当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去共同建设国家。所以，不难理解，此文发表后不到两个半月，正在督师“剿匪”的蒋介石，便迫不急待在武汉前敌召见了胡适并与之共进晚餐。上述《申报》报道胡、丁奉召进京谒蒋的消息虽不确实，但鲁迅据此作出的评论，却依然入木三分。他写道：所谓蒋“对大局有所垂询”，其中定然“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同时，他在引述了罗隆基的“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话后，又写道：“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在鲁迅犀利的笔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原先自己的思想原则，最终走向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全面合作之真相，被一针血地揭示了出来。 其二，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九一八”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恐共”心理明显弱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共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主张愈为国人所了解。丁文江说：“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少看见报纸上有任何的讨论。这足见我们思想界的麻木。”在国民党严酷的舆论控制下，此种麻木不仅表现为不容公开讨论，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包括《大公报》、《现代评论》等在内的媒体对中共的普遍污名化，令社会不明真相，惶恐不安。但是，到“九一八”前后中共的社会形象已明显改观。1930年5月《大公报》上有《长江共党问题之严重》一文就指出，“一般社会，一提共党，即联想及杀人放火，易言之，俱信共党专以恐怖烧杀为政者也”。现在看，却不然，因为中共所到之处，“即取消债务，废一切国地，并倡言分配土地”。作者还进而评论说，既是如此，国人恐共心理自然消解：“假使不杀人放火，则畏恨之念灭。有资产者虽至今畏恨如故，然即共党不来，又何尝能顺利营业，其财产又何尝能受保护免侵削”？稍后，胡适说到北伐时期湘鄂地区工农运动存在的过激行为时，使用了“十五年的一些幼稚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的疑虑”的提法，明显较前诸如“杀人放火”之类污名化的说法，已不可同日而语，是较为客观与理性的了。至于丁文江“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的说法本身，就更有力地说明了中共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之今非昔比。二是，外患进逼，受民族大义之感召。应当指出，开放党禁，多党政治，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宪政主张的应有之义，但明确提出这个议题，尤其是将共产党包括在内，却有一个酝酿过程。1929年6月，胡适、梁实秋、罗隆基与国家主义派的李幼椿讨论多党政治问题。胡适对李说：多党政治的前提是“少数党已成一种实力，使政府党不能不承认。凡政府党皆不愿承认反对党，其承认都是因为反对党已成势力，不得已而承认的。”言外之意，当下中国并无这样的少数党，即尚不具备行多党政治的条件。至于被政府斥为“共匪”，正遭剿灭的共产党，自然更在免谈之列。1930年下半年，汪精卫在北平扩大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国民党不限制其他政党。郭廷以评论说，“此乃由于近年南京高唱‘党（国民党）外无党’，不容异己，自由人权复备受压迫束缚，社会人心愤怒，时有指摘，汪乃标榜民主、法治，以博时誉，虽未必具有诚意，亦鲜实现可能，要不失为开明之举。”是为公允之言。无庸讳言，由于汪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影响，此事推动了关于开放党禁问题的讨论；但其所谓不应加以限制的其他党并不包含共产党在内，是不言而喻的。1932年初胡适等人在独立社聚餐会上提出的内政主张中，有一条是：“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胡适日记写道：在场者除一人外，“其余皆非党员，却承认党外的政治团体更无希望”。足见，共产党同样仍不在他们所说的多党范围之内。直到两个月后围绕着国民党召集的国难会议，问题才出现了转机。其时，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已成各方共识，但问题仍集中于是否也应承认共产党。《大公报》有《论开放党禁》一文说：宪政呼声遍于南北，政府当局原则上不持异议，但乃有重要一点“为一般所忽视，或不欲言不敢言者，关于共产党之问题是也”。依宪政原则，共产党当在开放党禁之列，“惟吾国近日之一切政论，皆以共党除外为前提。即近日要求实行宪政之各方面，亦不主张对共党之弛禁。故现在开放党禁之呼声中，并不含共党。依现时情势，纵宪政颁布，各党公开之时，共党将依然为非法反动团体也”。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与丁文江却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呼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为政敌最有力的代表性人物。然而，长期以来，这一点却被人们忽略了。距上述独立社聚餐会仅四个月，二人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自国民党反共以来，“清共”、“讨共”、“剿匪”称呼有不同，但都不能让共产党丧失自己政党的资格；事实证明，武力“剿共”是不可能成功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其中人心向背，政府需认真反省：“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这种政敌是谁造成的？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此种从“恐共”到“挺共”的急速转变，其最重要的内驱力即在于民族大义的感召。所以，丁文江会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是应该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王造时同样说得诚恳感人：“我认为如果真正抗日，非得停止内乱不可。现在我们的大炮飞机，不用去打日本，而用去打共产党；我们卅多万的好军队，不在前线抗日，而在江西剿共，长此下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只有让日本来一块块割去。”不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张东荪明确表示自己完全赞成上述丁、胡的观点；但蒋廷黻、傅斯年等人不仅内心“恐共”依旧，而且像蒋廷黻甚至更加热衷于替蒋介石出谋划策剿灭共产党。固然，丁、胡、王等人“挺共”都附有共同的条件：共产党作为合法政党可以参与逐鹿政权，但前提是必须交出军队，放弃暴力革命。这说明他们对于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的理解仍属肤浅，而且随着其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这需另文论说；但尽管如此，其时胡适诸人政治心态的此种变动及其表现出的正义感与民族大义，是应当看到的。 上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由不满趋向公开合作；对共产党，由“恐共”趋向“挺共”，看似矛盾的政治心态变动，实则相辅相成，形成了自己应对时局变化的内在张力。要理解这一点，当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重新自我定位。1933年上半年，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一文，可以看成是此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的反省与总结。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与政治的关系固极重要，但不可言之过甚”。救国义不容辞，但不要以为非我莫属，知识阶级往往忽略最基本的事实：“知识的力量虽大，也是有限度的”，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应主要归功于思想家。在教育落后的中国，知识思想之影响力更是有限的，何况知识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各需谋生计，自身也并不健全。故要明白，“知识阶级不能单独负救国的责任”，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将一事无成。同时，他还批评知识阶级成了“口头洋”，只会照搬西洋的政治理论与制度，对于“饭碗问题”、“安宁问题”这些中国“政治的ABC”茫然无知，却喜欢侈谈实际的政治主张，“未免太无聊了”。最后他给出的建议是：其一，“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其二，谨言慎行，不乱干政，要懂得“什么是知道的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所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若将此文与前引周鲠生所说，知识阶级乃是“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以及吴鼎昌所谓“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的自负相较，不难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已舍弃了以社会精神领袖自我期许的浪漫；但在放低身段，增加自知之明的同时，却又不免步入了甘为国民党政权附庸的误区。不过，与此同时，还存在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种视角不尽相同的反省与总结：胡适以为，中国所以至今无法振衰起弊，端在未能形成“社会重心”。他主张创造出一个“重心”来，这固然需要包括诸多条件，但其中必包含“一个有势力的知识阶级”（限于篇幅，拟另文论列）。蒋廷黻的反省有助于打破知识阶级的浪漫与偏见，促进其关注中国国情，但同时也钝化了他们可贵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自己很快为蒋介石看中并委以要职，傅斯年批评说：“此间一切读书朋友对定［廷］黼文章极不满。故此公虽邀西府之垂青，实已自弃其moral[道德]力量”，都反映了这一点。而胡适的创造“社会重心”说，主张社会各阶级大团结，同时又强调其中知识阶级作用的无可替代性，虽同样超越了既往，但毕竟仍保持了知识阶级充当社会良知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缘此便不难理解，何以他不同于蒋廷黻，坚持自己国家统一不能走专制独裁道路的观点。 在国共对立与外患入侵同时并存的复杂政治生态下，胡适与蒋廷黻不同的反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包容，共同反映出此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心态调整的多面相。他们主张为了减少社会成本，应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统一，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有条件接受专制政治的代价，这有放弃政治独立性，屈从权力之嫌，但也包含着历史合理性，是要看到的；以往人们多斥之为投靠国民党反动政权，有失简单化。他们由“恐共”走向“挺共”，既是民族大义感召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品格、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其主张开放党禁，国共联手，本身即构成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打击，和对此前针对共产党的污名化宣传的有力否定。这一切为其后国共实现二度合作，共御国难，做了重要的铺垫，更是应当看到的。 注释： 1 如耿云志：《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适政治态度的变化》（《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罗志田：《知识分子与革命：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 黄建纲：《政治民主与群体心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3 王双西：《双西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8、21页。 4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新月》，第4卷第1期，1931年12月，第4页。 5《本报启事》，《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第1版。 6《后生可畏》，《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 7 参见拙文《“五四”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1页。 9 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第7页。 10《民众运动与领袖》，《现代评论》，第3卷第54期，1925年12月5日，第3页。 11 记者：《国庆辞》，《大公报》，1926年10月10日，第1版 12《国闻周报》，1926年第3卷第30期，第1页。 13《大公报》，1926年9月11日，第6版。 14 前溪：《军阀与党阀》，《大公报》，1926年9月23日，第1版。 15 记者：《南征北伐可以已矣》，《大公报》，1926年9月3日，第2版。 16 榆民：《回头是岸》，《大公报》，1926年9月４日，第1版。 17《大公报》，1926年９月５日，第1版。 18《国民党宣言》，《大公报》，1926年9月14日，第1版。 19 记者：《论十三公使请息兵电》，《大公报》，1926年10月9日，第2版。 20《劝南北猛醒》，《大公报》，1926年9月2日，第1版。 21《国民会议问题》，《大公报》，1928年6月23日，第1版。 22 明生：《中国知识阶级的失业问题》，《大公报》，1929年6月29日，第13版。 23 编者：《访问胡适之先生记》，《生活》，第3卷第5期，1927年12月4日。合订本第2卷，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版，第47页。 24 胡适日记，1922年2月7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512页。 225 胡适日记，1928年4月1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21页。 26《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5月10日，第1页。 27《新月》，第2卷第6、7合号，1929年9月10日。 28《我们走哪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10日，第1页 29 罗隆基致胡适，1931年5月5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 30《胡适全集》，第4卷，第652页。 31 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08页。 32《胡适全集》，第21卷，第407页。 33《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6页。 34 据《胡适全集》，第21卷，第393页编者注，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初稿写于1928年7月，载《吴淞月刊》1929年第2期。改定于1929年5月11日，又载《新月》月刊第2卷第4号。即初稿先于《说难》。如此反复，则更耐人寻味。 35《胡适全集》，第31卷，第557页。 36 梁实秋：《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10日，第10页。 37 铁豆：《国民党的新提案》，《新路》，第2期，1932 年6月30日，第24页。 38《新月》，第2卷第6、7合期。 39《论人权》，《新月》，第2卷第5号，1929年7月10日，第25页。 40《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41《胡适全集》，第32卷，第300页。 42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新月》，第2卷第12号，1930年2月10日，第22页。 43《专家政治》，《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4月10日，第2、7页。 胡适日记，1930年7月15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670页。 44《胡适致梁漱溟》，《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第14页 45《知难，行亦不易》，《胡适全集》，第21卷，第405页。 46 王世杰：《学校与政治》，《现代评论》，第4卷第81期，1926年6月27日，第6页 47《我们所要说的话》，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 4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9《沪党部攻讦中之胡适论文》一文本报按语，《大公报》，1929年9月11日，第4版。 50《罗隆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6页。 51《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5），第115页。 52 张奚若：拉斯克著《共产主义的批评》一书的书评，《现代评论》，第7卷第160期，1927年12月31日，第17页。 53《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大公报》，192年7月11日，第1版。 54《晨报》1926年7月10日，第3版。 55《国府剿灭赤匪报告》，《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5月25日，第8页。 56《财政与时局》，《大公报》，1931年2月2日，年2版。 57《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现代评论》，第三周年纪念增刊，1928年6月。 58 天流别墅主人：《南都闲话录》，《大公报》，1927年10月29日，第3版。 59 序平：《南京政府》，《现代评论》，第5卷第125期，1927年4月23日，第4页。 60 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传记文学》，第4卷第3期，1964年3月。 61胡适：《中国革命》，《时事新报》，1927年5月２1日，第2张第２版． 62 胡适日记，1928年4月25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59页。 63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1931年6月（准确日期不详），第8页。 64《大公报》，1928年1月1日，第1版。 65 纯：《第四届会议以后》，《现代评论》，第7卷第166期，1928年２月１１日，第２页。 66 实：《民国十六年的回顾》，《现代评论》，第7卷第160期，1927年12月31日，第1页。 67《〈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1932年10月2日，《胡适全集》，第21卷，第517页。 68 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1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243页。 69 胡适：《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胡适全集》，第21卷，第383页。 70 君房：《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新路》，第4期，1932年７月20日，第8页。 71《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大公报》，1930月1日，第2版。 72 罗隆基：《论中国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第15页。 73《关心教育之一封书—钱基博致苏教厅函》，《时事新报》，1927年6月25日，第2张第4版。 74《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社会政治》（二），《现代评论》，第6卷第149期，1927年10月15日，第9页。 75 山木：《党治与国民会议》，《现代评论》，第7卷第172期，1928年3月24日，第3-4页。 76《国闻周报》，第6卷第27号，1929年7月14日，第5页。 77《民众观点上之时局》，《国闻周报》，第7卷第7期，1930年2月24日，第1、2页。 78《党治杂感》，《国闻周报》，第7卷第9期，1930年3月10日，第3页。 79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第17页。 80 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2卷第8号，1919年10月10日，第6页。 81 松子：《北京下了以后》（二），《现代评论》，第8卷第186期，1928年6月30日，第4页。 82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6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375页。 83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414页。 84 胡适日记，1930年10月11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750页。 85《汪精卫等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第2版。 86 胡适日记，1930年10月11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750页。 87 胡适日记，1931年3月18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5页。 88《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第2版。 89《记者附白》，《大公报》，1931年7月13日，第11版。 90《新月》，第3卷第8号，1931年10月10日，第18页。 91《新月》，第2卷第6、7合期，1929年9月10日，第2页。。 92《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5），第115页。 93《马季廉致胡适》，《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117页。 94《大公报》，1931年1月1日，第2版。 95 胡适日记，1932年2月23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167页。 96 丁文江：《公共信仰与统一》，《大公报》，1934年1月14日，第２版。 97 胡适日记，1932年2月23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167页。 98《南京的机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第4页。 99 汪松年《〈大公报〉在天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９），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00 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第7页。 101《〈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稿）》，《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第５７４页． 102 胡适日记，1932年2月23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168页。 103《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2月31日，第4、5页。 104《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0日，第7页。 105《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1页；《我们所要说的话》，同前，第268页． 106《民主独裁以外的第三种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5年3月15日。 107《南京的机会》，《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第3页。 108 《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号，19232年5月22日，第9-12页。Gambetta(甘必大，1838-1882年)法国著名政治家，在普法战争中，曾为抗击普鲁士的重要组织者。 109《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3日，第4页。 110 参见耿云志：《胡适1891-1962年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111《胡适致汪精卫》，《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08页。 112《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 113《知难行易》，《鲁迅全集》，（4），第340页。 114《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5页。 115《大公报》，1930年5月21日，第2版。 116《武力统一论》，《胡适全集》，第22卷，第8页。 117 胡适日记，1929年6月16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403页。 11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19 胡适日记，1932年2月23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168页。 120《大公报》1932年3月24日，《国闻周报》，932年3月28日转载，第11、12页。 121《独立评论》第６号，1932年６月26日．见《胡适全集》，第21卷，第480、481页。胡适在本文附言中说：“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给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见同上，第482页。 122《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第5页。 123《荒谬集》，上海：自由言论社，1935年6月初版，第57页。 124 参见张东荪：《党的问题》，《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20日。 125《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15-19页。 126《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2-13页。 127《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