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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资深“汪迷”，却只见过汪先生一面，还是在荧屏上。1992年6月14日晚10点，看央视《汉语风》，——外国人汉语比赛，汪曾祺先生作为专家组成员，在荧屏露面。他身着西装，举止言谈，颇有学者风度。汪先生出生于1920年元宵节，头发已花白稀疏，精神却甚健旺，真不像古稀老人。他是江苏高邮人，不到20岁就离开故乡，乡音已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有点像京剧“道白”。 同年7月5日，我的书法家朋友卢元刚，第二次拜访汪先生。他走时匆忙，忘带地址，顶着烈日在东蒲桥附近转悠了好久，都快中暑了，才找到汪家。时值正午，又赶上停水，美食家汪先生也只能凑合，招待元刚的是凉面。饭毕，汪夫人问：“元刚，吃饱了吗？没吃饱再做点。” 汪曾祺笑着揶揄夫人：“说假话，虚伪，请问你还有什么吃的。” 汪夫人施松卿是福建人。她接了个电话，开头说普通话，忽然变了语调。元刚听不懂，以为是福建话，细听，竟是流利的英语。 施松卿说，九月在承德有个关于散文的会议，通知汪先生参加。汪先生断然说：“不去。” 汪先生认为，散文要真实，不打倒一些公式化的东西，散文没出路。 在汪先生儿女汪朗、汪明、汪朝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里，也有此记录：“还是八十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我们听得很用心。爸爸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说： ‘配乐散文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 元刚说，汪先生对书法亦颇有见地，对宋四家苏黄米蔡，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己的书法得力于杨疯子（杨凝式），说杨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但汪先生很少谈自己。有不愿涉及的话题，皆默然不语。元刚没辙。 汪夫人说，曾祺现在是大忙人。来信多，来访者多，请写序的多。简直成写序专业户了。 元刚本想为我索字，天太热，实在张不开口，只好作罢。临别，汪先生说，广东旅游出版社刚为他出了本《旅食集》，书太少，手边已没有了。他找出一本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送给元刚，名字却错写成袁刚。 元刚说，这次见汪先生，与上次的印象大相径庭，甚至判若两人。 元刚初次登门拜访汪先生，是1991年12月23日，和朋友小肖同往。地址是我从徐城北先生那儿打听的，——北京丰台区蒲黄榆路九号楼。关于这个地名，汪先生曾在文章里说过一件趣事：曹禺先生有次打电话给汪先生，说你住的地方怎么那么奇怪，“捕黄鱼”，在北京怎么还能捕黄鱼？汪先生就做了一番考证，原来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一个字拼合而成，类似晋察冀、陕甘宁。曹禺原籍是湖北潜江，湖北人捕的发音，就是蒲。因此才有“捕黄鱼”的笑谈。 元刚登门，带去我一封信，和发在《现代人报》的一篇书评《小说应如橄榄果》，评汪先生的《晚饭花集》。汪先生看了我的信和书评，问：“作者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汪先生曾在文章中说，一直想知道，是哪些人在读他的书。 汪先生住的是12楼，高且逼仄，他的书房兼卧室，仅有六七个平方，书摞在地上有半人高。元刚有些意外，说：“汪先生，没想到您的住房不太大。”汪先生笑道：“不是不太大，是太不大。” 就连这“太不大”的居处，还是汪夫人施松卿单位分配的住房。汪先生去世的前两年，搬迁到虎坊桥福州会馆前街六号，终于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那是儿子汪朗特意为父亲安排的。中国作协送去一张宽大的书桌，作为贺礼。 那次汪先生签名送我们三本《蒲桥集》，汪先生还送我一幅画：一枝弯弓似的老桂，十余片叶子，浓浓淡淡，开着点点黄花。并题诗一首： 桂湖老桂弄新姿，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 另有六字题款：以赠宪纲同志。这首诗亦见于汪先生的散文《杨慎在保山》。 有汪先生20多本书，又有了他的签名本和赐画，觉得与汪先生分外亲近。以汪先生的乐观潇洒，相信他能长命百岁，也盼望有一天能拜望他，亲承謦欬。 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驾鹤西去。惊悉噩耗，我落泪了，心里的感觉，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我给汪先生的儿女发去唁电：汪曾祺走了，广陵散绝矣。汪先生的语言之美，正如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所言：“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 2015年3月14日，两次拜访过汪曾祺先生的朋友卢元刚，也因病去世了。 人生苦短，心动不如行动。10天后，我便背着行囊，骑上自行车，取道湖南、江西、浙江，前往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江苏高邮。 我于5月1日下午抵达高邮，第二天就冒着细雨，去了汪曾祺故居。读书得知，汪曾祺故居中，住着他妹妹、妹夫一家，妹夫姓金。登门拜访，空手欠礼数，遂在十字街附近的水果店，买了苹果、香蕉。 叫辆三轮车，居然是电动的，武汉称为“电麻木”的那种。师傅姓倪。倪师傅其实只知道个大概，钻进一条小巷，不对，退出来，然后又钻进一条小巷。这下对了。一栋青砖二层小楼，正面墙壁挂着一块木牌，黑地金字，上写“汪曾祺故居”。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是汪先生喜欢的宋人程颢的诗句：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旁边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者，静静地看着我，容貌酷似汪先生。我上前打招呼，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起身把我领到后面，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迎出一位老人，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梳着大背头。他就是汪先生的妹夫金家渝。 谈起汪先生，我们顿时亲近起来。 金先生说，汪先生从1981年，到1997年病逝，共回来三次。每次回来，都能收获不少写作素材。老头爱聊天，像《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皮凤山楦房子》……都是这样聊出来的。 说到房子，金先生说，汪家是大户人家，先前有一百多间房子，后来都被收了。汪先生兄弟姊妹七个，他是长子，有四个弟弟，两个已去世。活着的还有汪曾炜，是南京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外科专家，已高寿93岁；汪曾庆，就是领我进来的那位老者，78岁，终身未娶。为汪先生写传的陆建华，就是汪曾庆的同学。 汪先生在高邮的姐姐、妹妹、弟弟，住房条件都不好。汪先生回高邮，也和当地领导谈过此事，但一直没有解决。这是汪先生的一块心病。 金先生是从医院退休，专业是临床检验。他的夫人，汪先生的妹妹汪丽纹是妇科大夫，到上海女儿家了。另一个女儿在厦门。儿子在高邮市技术监督局工作，门上的对联就是他写的，颇有汪味儿。 金先生对汪先生颇有感情，说起往事，眼中不时泛起泪花。他说，汪先生本想回来住一段时间，谁知突然就走了。金先生说，那场关于改编《芦荡火种》的官司，对老头刺激蛮大。 看来汪先生也很喜欢这位妹夫，小小客厅里，竟然挂着汪先生的五幅画作。分别是：《春江水暖》《土豆花》《童话》《松鼠葡萄》，还有一幅红花墨叶，得意忘形，看不出是什么花。题的是一句诗：“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字不大，写得尤其飘逸潇洒。 还有一幅真人大小的半身照片：汪先生左手夹烟，衣袖挽起，青烟袅袅。被岁月漂白的头发，若有所思的眼神，已为读者所熟悉。 金先生说，汪朗看到《土豆花》，说：“这画我都没有。” 画上有段题跋：“马铃薯无入画者，我因戴帽下放张家口劳动，曾到坝上画马铃薯图谱一巨册。今原图已不可觅，殊可惜也。曾祺记。” 我告诉金先生，在扬州购得汪朗的《刁嘴》，全是谈吃。金先生说：“他得送我一本。汪朗这点像他爸,爱吃，还做得一手好菜。” 我请金先生为我在门前拍照，留作纪念。临别，金先生赠我厚厚一本《风流秦邮》，里面有他写汪先生的文章，并在扉页签上他的大名。金先生一再留饭，打扰他半日，怕耽误他休息，遂告辞。 走出竺家巷，忽想起没用手机拍照片，怎么与同样喜爱汪先生的朋友分享呢，遂又转去拍照。这次我数了一下，从汪曾祺故居到巷口，有一百零八步。 如果金先生看见我这样来来回回，会不会奇怪：这湖北佬在干什么名堂。 5月3日，我游览了汪先生写过的文游台。进去先到右边的侧院，看汪曾祺文学馆。建此馆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无论对高邮，还是对世界，都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高邮度过“五一”小长假，真是明智的选择。小城清静，这儿更清静，能听见远远近近斑鸠的叫声。 汪曾祺文学馆的匾额，是启功先生题写。他们生前即有交往，可以想见，启功先生下笔充满感情。 汪先生的雕像，不知是谁的作品，我觉得挺好。先生微仰着脸，若有所思，眉宇间略带倦意，又似酒饮微醺。真要是慷慨激昂，或庄重严肃，就不是“人间送小温”的汪曾祺了。 展板上有一幅“汪曾祺故居示意图”，是汪先生的弟弟汪海珊绘制。从原科甲巷到竺家巷之间，全是汪家的宅院，现在的“故居”，是以前堆放杂物的房屋。 我感兴趣的，是展柜里的日常用品和小物件。 汪先生的名片，极为简单朴素，没有任何头衔，只有作家汪曾祺，下面是地址、电话、邮编，正是朋友卢元刚两次登门的汪宅。很多人名片头衔繁多，正面印不下，反面也是，作品却不堪卒读。虚名丝毫不能增添一个人的分量，既然是作家，就得凭作品说话。 还有五张卡片，凑近细看，是汪先生为写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搜集的资料。写长篇小说，需要智慧、气魄，也需要体力，以汪先生晚年的繁忙，即使动笔，也很难完成。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创作长篇小说。鲁迅、知堂，双峰并峙，几人堪与比肩？他们终身也没写过长篇小说，谁敢小觑呢。 有些细节，颇见汪先生性情。有个虎字，旁边有行小字：“我平生不作一笔虎，不得已而为之。” 展览有汪先生《受戒》中小英子的原型照片，是一位瘦长脸的老妪。说句心里话，这实在有点多事。毕竟是文学作品，不如留点悬想。 独自一人，在馆内观看思索，又在门槛上静坐良久。喜爱一位作家，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对我而言，汪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已走，茶未凉。他的书，是我人生旅途永不凋谢的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