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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俗生活是民间音乐产生的基础与发生的场景，民间音乐则是对民俗生活自身的艺术观照。民间音乐之所以蕴具较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与其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艺术生境有着复杂深厚的血脉联系，它既是丰富生动的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又是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表达。山东运河区域曾为鲁西民间音乐“临清架鼓”提供了一个展演、交流的广阔舞台和空间，并为地方社会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随着京杭运河交通和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衰落，临清架鼓从生产与消费大致平衡的传统社会，转入到以消费主义和现代艺术为取向的新语境中。一方面，它失去了乡民深度参与所引发的狂欢景观；另一方面，它以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找寻着现代生存、传承的新路径。 关键词：区域民俗；架鼓；民间音乐；地方变迁 作者简介:张晓蕾，齐鲁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2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科普及应用研究专项“山东临清架鼓的历史衍变与传承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CKPJ20)成果。 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业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景观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一个历史积淀、接续、重塑乃至再造的过程。因此，现代民俗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或当下的民俗生活，而且应该把通过参与观察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放置于社会变迁的框架中去思考，进而在历史感与空间感的基础上去分析民俗事象的结构功能与文化意义。面临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实践，在对中国乡土社会运行的传统机制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摸索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联，特别是聚焦以民间艺术为观察基点的研究，目前学界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补充的缺憾。因此，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切入点，从近现代地方社会变迁着眼的文化解读，也就成为一个可能的尝试。本文以临清架鼓为例作一探究。 一、因水而兴：运河区域的民俗艺术生境 山东运河区域，一般是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流经山东境内的部分州县及其辐射地带，大致包括今天的枣庄、济宁、聊城等3个地级市，包含德州的德城、陵县、武城、夏津、平原等县级地区，以及菏泽市东部单县、巨野、运城，泰安市的东平县，济南市的平阴县等近40个县市。明代以前，在京杭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通河”疏浚之前，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水平与临近的华北地区差别不大。随着几代统治者的大力开凿、疏浚和重整，从元末明初到之后将近40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运河航运的便利，山东运河区域的烟草生产、棉花种植、果品栽培等活动也因大运河的南北通达、易于转售而促使地方经济获得了结构性的调整和跃升。 明清时期，本文讨论的传统民间音乐临清架鼓的诞生地与主要传承地临清县，正是处于山东运河区域的咽喉位置。临清地处鲁西北地区，卫河的西岸，旧名清河郡。后赵始称临清县，属清平郡。因地处齐鲁燕赵之间，向来有“九省通衢”的赞誉。至明永乐年间会通南河疏浚、凿通，京杭大运河至此全线贯通。地处汶河、卫河交汇口的临清，凭借着“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抵京师”的优越位置，成为“舟车络绎，商旅辐辏”的区域经济中心。商品经济和商贸活动的发达，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农业农事活动的劳作模式，而且促成了城乡结合的市场网络体系。明朝弘治年间临清被当时的朝鲜使臣称赞为“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注]。最迟到明隆万年间，临清已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而且，“直到清代中叶，临清仍是华北各省中最重要的商城之一，也是运河山东段唯一的税关”[注]。要言之，在明朝嘉万至清朝嘉道的300余年间，山东运河流域种植业的发展、城镇的勃兴、市场的繁荣、人口的增长等等，大大激活了鲁西平原的社会潜力，走向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从文化层面而言，“山东运河区域更是在民间信仰、风俗习尚、文化教育等方面吸收了东西南北各区域的精华，将其融入本土的齐鲁文化，使之呈现出斑斓多姿，丰富多彩的内涵：商业繁荣营造出独具风格的商业文化，城镇勃兴培育了迥异于前时的都市文化，流动人口的激增和市民队伍的扩大，孕产生了市井文化；船只往返、官绅络绎带来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交汇而成兼容并包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注]。 从经济学的视角观察，人类的生产活动大致可分为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它们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规律的普遍性总结。在传统乡土社会，生产与消费大致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即生产与消费基本持平，社会运行则维持在一种温和的状态。同样的，在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文化景观的乡土世界中，民间艺术在题材上多取材于生产活动，在强度上吻合农事劳作的节奏，甚至承担着生产知识、协调步调、激发劳动活力的文化功能。由此，以明清时期的临清县为观察基点，我们可以想象，随着内河漕运的兴盛，当它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进入以商贸、消费为特质的城市社会之后，生产与消费原有的平衡关系就被打破。那种植根乡土、自娱自乐或者酬神娱人的乡民艺术就从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文化活动，逐渐转变为了可供消费社会品评、传播、接受的艺术商品。一方面，形式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断适应消费社会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面对比乡土社会变迁更为快速和急剧的城市场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压力自然也成为了包括临清架鼓在内的所有民间艺术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二、酬神娱人：城镇语境下的临清架鼓 临清架鼓，原名为“羯鼓”。“羯”字的本意是“斗羊”，这与它表演时曲调威武雄壮、气势慷慨激昂的景象也约略贴切。因旧时多作为庙会迎神接驾所用，故念白为“架鼓”(也作“驾鼓”)，“架鼓”因此逐渐成为了一种通称。基于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等仪式活动的需要，各个宗教场所在举行斋醮活动时都习惯聘请“架鼓会”为其擂鼓助威。直到20世纪40年代，临清县仍设有南坛奶奶庙鼓会、跸霞宫鼓会等四五个架鼓社团。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成立的更道街架鼓会和南门架鼓会仍然是民间十分活跃的鼓乐团体。但相较明清时期临清县的演出盛况，临清架鼓的传承发展现状显然不能与彼时同日而语了。 明清时期，临清伽蓝林立，僧徒众多。据清乾隆《临清州志·寺观志》的记载，当地知名的寺、庙有20余座，其他小型的宗教场所更是不可胜计。以佛寺为例，知名者有大宁寺、净宁寺、天宁寺、满宁寺、大佛寺、华严寺、定慧寺、五松寺、大悲寺、清凉寺、千佛寺等等。较大的道观也不低于30座，著名者则有城隍庙、八腊庙、马神庙、龙神庙、漳神庙、东岳庙、三皇庙、玉皇庙、关帝庙、药王庙、雷公庙、天齐庙、八腊庙、财神庙、火神庙、山神庙、三官庙、三义庙、晏公庙、真武庙、吕祖庙、大王庙、龟王庙、七圣庙、太公庙等。[注]寺庙、道观不但是临清居民的信仰空间，也是外地商帮强化道德诚信、互帮互助的组织活动场所。雄厚的财力支持和活动频仍的斋醮仪式，促使架鼓社团不但可以生存、壮大，而且可以按照城市场域的消费团体打磨技艺、争夺市场。 从艺术本体观察，临清架鼓是一种纯打击乐形式，一般由24面鼓、8面点锣和两面大锣组成。鼓锣的大小形状与一般的形制不同。鼓直径约54厘米，鼓面为牛皮，内装有钢丝胆，音色洪亮；锣为铜质，直径在15厘米左右。演奏者左手持锣，右手拿锤，出手干净利落，发声响脆。此外还有“头号大锣”，直径可达1米到1.5米，演奏时需要两人肩抬手敲，音色朴浑厚重。讲究的“架鼓队”十分注重细节，鼓槌要求用檀木或枣木做成，长为34厘米，直径3至5厘米，老艺人们认为只有如此讲究才可能演奏出符合需要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