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几年前日本某家电视台为做一知识问答节目提问：“金字塔”一词是否为日本人创造的“和制汉语”？节目组当然是希望证明这一点，因为现有的辞典似乎都表明日文中的用法要早于中文，故而《近现代辞源》才会明确标注：“金字塔为日语词，大约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个问题值得慎重考虑，不宜作为设问，至少要调查一下才能有个比较确切的答复。那么“金字塔”一词是从何时开始在中文里使用的呢？换句话说，汉语世界对金字塔的认识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呢？本文出自《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作者陈力卫，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关于汉语世界对金字塔的认识过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 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是传播世界地理知识及相关奇迹的先驱。但有关金字塔，利玛窦并没有提及，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则在《职方外纪》（1623）中有以下记载： 昔国王尝凿数石台，如浮屠状，非以石砌，是择大石如陵阜者，铲削成之。大者下趾阔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级，级高四尺，登台顶极力远射，箭不能越其台趾也。 这段描述成了后人对金字塔想象的范本。但在这里，用“石台”表述之，形容其“如浮屠状”。又过了半个世纪，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舆图说》出版，它初刻于1674年，下卷末附“异物图”，有动物23种，以及“七奇图”（即我们所说的世界七大奇迹），其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金字塔的样子，才使人们首次从视觉上感受到金字塔的魅力： 利未亚洲厄日多国孟斐府尖形高台，多禄茂王建造。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围四里，台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细白石为之。自基至顶，计六十二丈五尺，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 利未亚洲即非洲，厄日多国则是埃及的旧称。《坤舆图说》用“尖形高台”来描述之，也没有用到“金字塔”一词。 有关《坤舆图说》及“七奇图”的传播及影响，邹振环有过详细的叙述。随着《坤舆图说》被陆续收录在《虞初新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该书不仅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金字塔的想象，甚至也影响了日本。本章在此研究基础上，再补充一些例子和日本方面的接受过程。 进入19世纪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就金字塔的描述愈发增多，首先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在广州办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写道： 古王者建塔四方。高七十七丈，各方一百十丈，此巨塔御陵，莫敢相同。虽建之有三千余年，其塔还存也。 这里首次将之称为“塔”，其后郭实猎在新加坡出版的《古今万国纲鉴》（1838）中依旧称之为“高塔”，但到了祎理哲著的《地球说略》中则以插图的形式称之为“石塚”，并描述为： 又介尔阿城。相近处，有最奇之古迹。非亭、非塔，状如塚，皆石为之。基阔顶尖于峰。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长约计六十丈，顶之高亦约有六十丈。 这一描述成为19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金字塔认识的“知识仓库”，较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坤舆图说》所刊载的单塔独立图，《地球说略》有关金字塔的插图也首次按远近法将基沙三大金字塔收入一图，更富有现实感。其后该书在日本的传播更是刺激了不少日本人的世界认识，1860年就直接将之加上训点翻印出版。 在称呼上，较之郭实猎的“塔”的认识，这里明确称其“非亭、非塔”，“状如塚”。徐继畬（1795~1873）的《瀛寰志略》（1849）虽然早于《地球说略》，但如果他参照了1848年初版《地球图说》的话，其“古王塚”的描述或许也与此有关： 都城外有古王塚数处，皆基阔顶锐。……有一塚基阔五里，高五十丈，顶似峰尖。 而且其最后夹注还有“南怀仁宇内七大宏工记有此塚”字样，亦可见当时《坤舆图说》的影响尚在。 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收纳了各种相关的说法，如： 麦西国自古有名，于商朝年间，国家兴盛，所筑之塔，高大尚存，其坟塚如殿，及于今日，有人不远万里以观此古迹。 徐继畬和魏源的描述也多是源自西洋人的说法，后者既称其为“塔”，也留有“坟塚如殿”之说，其中“有人不远万里以观此古迹”就说明当时金字塔已经遐迩闻名了。 也就是说，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中文语境的主要描述中，虽然尚未出现“金字塔”一词。但至少国人对金字塔的想象已经展开了。 那么，第一个访问金字塔的中国人是谁呢？又是谁命名了它呢？这一点我们至今不敢确定，现在能看见的记录也都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游记。比如作为天主教徒的郭连城，他留下的《西游笔略》是写于咸丰九年至十年（1859~1860）的欧洲游记，其返回时路过埃及，称开罗为“加以罗”，记录了有关金字塔的情形： 加以罗城内有最奇之古迹，状如塚，皆石为之。阔下而锐上，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长约六十丈，高亦六十丈。 这里仍记之为“状如塚”，与《地球说略》的描述相似，尚未用“金字塔”一词。该书同治二年（1863）的版本中没有插图，1921年由武昌天主堂印书馆刊行的版本中插图精致，颇具特色，倒像是《地球说略》插图的版画式风格： 这其后，清末外使斌椿（1828~1897）的《乘槎笔记》（1866）中，不仅有《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畬的序文，而且他对金字塔的观察更为仔细： 又十余里，至古王陵。相连三座。北一陵极大，志载基阔五里，顶高五十丈，信不诬也。方下锐上，皆白石垒成。 该书颇为详细地记述了斌椿在埃及的游历。作者自出发后经过50天行程来到埃及，终于目睹了“古王陵”之气势，且对前人所言“信不诬也”。然后又描述“横石刻字”如“古钟鼎文”。最后描写狮身人面像时，竟用“凿佛头如浙江西湖大佛寺像”来比喻其身型高大。与之同行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也称之为“王陵”，描述说“其陵三尖形”，为“三千数百年建造天下第一大工也”。该描述后以《埃及古王墓》为题，再次被收入《中西闻见录》第14号（1873年9月）中。 19世纪其他有关埃及的记载，如《教会新报》1868年第57期亦附图（与《地球说略》同）登载了有关金字塔的描述，其中说道： 国多古迹，有最奇者有三高阜焉。非亭、非塔、非塚、非台，以石砌成，有级可上，人可步而登焉。 这里虽然还保留着《地球说略》的插图，但对金字塔的认识有所不同，改称其为“三高阜”，且在前人认识的“非亭、非塔”上，又加上了“非塚、非台”。 罗存德《英华字典》出版之后，有关描述仍没有采用“金字塔”一词。比如，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登载在《万国公报》第五册上的《埃及纪略》（1874，后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九帙第九册中）亦云“大石塚墓”。 这种外国传教士的描述以及国人对金字塔的想象，也出现在近代报刊上。同治十二年（1873）上海发行的《申报》上刊出了《记埃及国皮拉米事》一文。“皮拉米”一词，显然是pyramid的音译，不过并未被广为采用。 到了清末的《点石斋画报》（1885）里，出现了题为《狮庙千年》的插画。较之早先《坤舆图说》和《地球说略》中的金字塔图，该图把金字塔画得更尖，过于突出了基沙三大金字塔中的一塔，且新增了狮身人面像。其形象似乎更为离谱，与前面所描述的“凿佛头如浙江西湖大佛寺像”迥然不同，平添了许多异国风情，也更能够勾起人们对金字塔的向往，但在解说时仍没有使用“金字塔”一词。 到了1886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里仍是延用前人的描述，称其“帝王之陵塚工程浩大，修为方形高台”。 这也就是说，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的英华字典里已经完成了“pyramid金字塔”的对译，但实际文章中却极少采用。如果认为金字塔一词是中国人对古埃及的角锥体陵墓形象化的称呼，理由是这种建筑物的外形类似汉字“金”字的形状的话，那么，中文里应该有类似的表达才对。其译法有没有语言上的佐证呢？用“金”字来表述这一形状的说法是源自何时？ 有关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在19世纪的英华字典中找到证据：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金字”表示顶尖下宽的形状，早在1844年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中就有“金字房”的说法。罗存德《英华字典》用得最多，都是用在房屋建筑上，除上面出现的“金字形”外，还有“金字架”“金字屋背”“金字墙”“金字样”等。卢公明延续了卫三畏的用法，而邝其照则新添了“屋上之金字髻”的说法。除这些对译字典外，中文文献里尚有“金字山”等更早的称呼，如： 金字山在石泉县东二十里，列嶂如屏，冈峦耸翠。 俞懋文宅（万历《象山县志》），九都金字山下，宋侍郎俞懋文及孙承简世居于此。 巴山县南一里又名金字山，一峰分三岗，而下形如金字，县治依之。 金字山在州东二十里。 道光年间的《施南府志》中亦载有：“龙泉西峙，金字车盘，乃利川之胜。”换言之，用“金字”表形状的历史并不悠久，没有出现在宋以前更早的中文语料里，且北方话里少有这种用法。那么，这种构词法是否为南方或川粤地区的一种特有表述，尚不可知。至少在香港出版的罗存德《英华字典》里用得最多，我们可以将该词视为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一种构词能力。 反过来说，日本人用不用“金字”来表示形状呢？在我们能调查的范围内，找不到用“金字”来构词的迹象（至今也只用“金字塔”一词），反倒是其传统的表述占上风。如前所述，针对中文的“金字塔”，日文的翻译为“スギナリヅカ（杉树形塚）”，也是从注重形象而起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金字塔”一词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里绝不是偶然的。但实际上大多数中文文献中多是沿袭“高台”“石塚”等旧说，很少使用“金字塔”一词，也就是说对金字塔的想象只停留在建筑物本身的古老宏伟及奇特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