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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以强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被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帷幕，原本沉浸在“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的国人开始惊醒。传统的“天下主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秩序之中。马克思曾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⑤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打败了中国，“天下主义”开始逐渐瓦解，中华帝国也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如汪晖所言：“所谓‘天朝’帝国的崩溃首先是一种世界观的崩溃：无论帝国的视野如何恢弘，无论帝国对文化和种族的包容力多么强大，以帝国为中心和边界建立起来的知识无法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知识。”⑥而此时，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了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历史时代，国力日益强盛。中国人在这种对抗中惊醒，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有了朦胧的国家意识和自我意识。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社会背景下，在封建主义处于不断崩溃瓦解之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兴起，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派的代表，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他根据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危机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并把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建构起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想。 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需要急剧变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被侵略压迫的历史，中国也因此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和殖民入侵，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主理论与实践逐渐启动。不仅仅是在技术或物质上学习西方，而且也开始萌生了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派的“中国梦”破灭。甲午战败，古老帝国处于天下中心的地位被打破，民族意识转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一个新的外力激起而发生急剧的转型，中国面临着一次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此时，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进行改造并引入到中国社会，形成社会进化论或进化史观。此后，进化史观流行起来，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支撑正值为国家和民族焦虑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哲学基础。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进化史观的影响下，认识到仅仅引进器物是不够的，于是开始转向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改善中国传统体制的制约。于是康梁的戊戌变法运动兴起，他们企图在保持传统的儒家文化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政治变革来推动国家变革。然而，戊戌变法持续不久便宣告失败，康梁被迫逃亡海外。在流亡海外期间，梁启超学习了大量的西方知识和西方政治方面的理论，看到民族主义在西欧各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于是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⑦他不仅阐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还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的国家”概念和“中华民族”的名称。这是他在世界之中开始寻找中国在国际政治和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的努力。他强调只有让国人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充分了解了国情，才能产生维护和忠于国家的意识。梁把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说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就是在这种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下逐渐建构起来的。自此，民族国家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萨义德曾言近代中国由于外力的压迫而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构建，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⑧尽管中西方对“他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萨义德的这种解释正好说明了近代中国的情况。 梁启超在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更加清楚并提出“大民族主义”(指对境外的各国)和“小民族主义”(指对境内的各个民族)，主张以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来建构现代国家，这一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尽管中国国内民族、民主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却由于腐朽的帝制王朝已濒于覆灭的边缘，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却一直坚持以君主立宪政体来建立国家，其努力终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以汉民族为主体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也同样遭受挫折。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是从中国人传统的民族意识出发激起建构现代国家的力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号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满清的封建主义政权即以“排满”为目标，认为致使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建立汉族正统的统治。此后，随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自决等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逐渐发展起来。此时，孙中山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及其内、外制约发展的因素，摒弃了以前对民族主义的片面认识，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民族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进一步明确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承认中国的各民族有自决权。孙中山强调，首先要用国族主义反帝，然后才可以有民权、民生可言。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正处于反帝反封斗争中的中国影响更大。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尤其是吸收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革命实践中实现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从阶级立场出发，号召全国工农兵学商和各个少数民族结合起来，走大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组织并整合下层人民群众，从民族平等的立场出发，将中华民族看作多元结构的民族，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经过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开始提出动员民族主义建国的构想。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确立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形式，工作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到农村，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密切联系的新探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政党，对基层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价值追求要求严格，其科学、鲜明的意识形态观能产生比传统社会更大的动员能力。她能联合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一切群众力量，围绕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坚定抗日的立场和决心，并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以劳苦大众的民生、民权为奋斗目标，追求各民族平等，强调把各阶级、党派、阶层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凝成中华民族多元结构整体，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爱国情感。经过不懈努力，与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38年《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民民族主义”的方针，并做了中国式的解释，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调动了全国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同，使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实践有了特殊的内涵。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明确了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还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了一场思想运动即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探索，还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中国化及其中国化的统一。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具有更大更有利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强调了这个时期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并确定以对外的主要矛盾推动对内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工人阶级，深入到农村基层，有效组织和整合了社会力量，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支撑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确，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结合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创造了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让群众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工人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发展壮大的基础，在民族危机时，能调动和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力量。近代中国受到外敌入侵，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传统，而且经济和文化又相当落后，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个极其曲折艰难的过程。拥有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融入世界现代化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在近代一直没能实现，而辛亥革命的民国也只是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而无实在的内容，直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了这个前提。 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有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国民身份资格和地位才能有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才能实现。近代中国面临遭遇国家主权的侵略和国民身份的挑战，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这也是近代中国面临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决定的。民族主义的发挥可以整合国民的力量，抵御外敌入侵。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紧迫性以及中国人自强不息，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整体至上、国家为重的民族主义构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整体诉求。近代中国对国家观念的强调，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国家主义”的倾向。“国家主义”是一切以整个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为中心，把个人的利益融进国家里。它可以把中华民族成员的爱国热情凝聚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用郑永年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⑨。而不是如西方社会那样以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