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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社会与个人之权益整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们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开展着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虽然历经波折，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佳实践路径和方式，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反帝反封建以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任务。在实现革命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而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立场及其突出强调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充分兼顾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因为实践证明，国家只有在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才能使人民忠于国家，充分实现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现代民族主义以推动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其主要内容和目标，而中国的近代史也充分证明了科学地对待和利用好民族主义才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成功地动员了全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抗战，使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高度一致。 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争史，强调和动员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力量于拯救中国的革命实践成为共识，但是，由于理解的广度、深度和具体实践中的各种差异，其成效相差甚远。囿于家国同构传统观念的束缚，孙中山虽然强调了建立现代国家为首要任务，学习、吸收了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组织的模式以党建国，认为建立国家之后再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力图利用政党的组织力量实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然而，在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却没有继承这一思想，而是采取了无视广大民族利益与权利、仅只是依靠上层精英来实现其治国目标的取向，致使其既未能成功地动员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又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最终没有完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同样学习和吸收了苏联的建党模式和经验，但是在完成建国大业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维护人民利益与权利的追求，在充分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了建立独立自主、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夺取革命成功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探索使国家主义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完善，国家主义赋予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新的含义，使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国家的命运与所有个体的命运是有机相连的，个人的利益必须自觉地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保障的现代国家。也正是在这一革命成功的实践过程中，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逐渐地向国家主义转向，国家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围绕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权益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丰富和发展之中。 任何个人都属于特定的社会和国家，都有自己所属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通常都具有共同的情感等认同基础。个人的存在和发展都要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系统，并因此而明确自己的身份。作为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其自身的权益都需要社会或国家的保障而获得。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富裕，就必须整合、动员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力量以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侵略的历史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经过各方努力，国家利益至上逐渐成为共识，启蒙所带来的个人独立与自由意识的觉醒也理性地转变为服务和服从于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民族和国家整体性的需求。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近现代以来兴起的启蒙和民族主义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对人们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影响面临着新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中国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并存于当下，“伴随着体制的转型，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纷纷在社会舞台上亮相：有原有信仰所支持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延续，也有回归心理所造成的传统价值观再现，还有对现代化理解迷失所导致的西方价值观的侵入。传统与现代并存，东方与西方汇流，形成了今天价值观冲突的奇特景观”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结果，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多样化状态，如此一来，人们价值观念必然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发生，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凝聚人心、汇聚全社会力量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现实的挑战，培育并统一全民的价值观是急待解决好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凝聚起各方智慧和力量，步调一致地倾心倾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中国历史的发展需要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新的价值观引领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中国共产党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八大适时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又避免了近代民族主义中所含杂的不利因素。这一新的价值观是在总结中华民族文明成就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情况而形成的新的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关照了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实现作为社会成员之个体的权益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又充分考虑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就为实现个体之权益建立起规范，同时还充分考虑了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整合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权益诉求，为整合全社会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大变革和大折腾，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文化的本性和意义，让文化回归其本来面目，历史走过了一个大的周期，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仍然是关键性的任务，那么，优秀文化建设也必定具有双重目的，发挥双重功能，既要培养健康的人格、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要服务于当代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11)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使中国人民历经了苦难，不屈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意识在苦难中被唤醒进而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也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任务而生产出充满生机的活力。 注释： ①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②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 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2页。 ④韩庆祥：《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⑥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部》(上)，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41页。 ⑦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⑧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⑨郑永年：《中国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⑩陈章龙，周莉：《价值观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4页。 (11)张曙光：《价值与秩序的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