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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潜在缺陷与风险倒逼：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创造性地传承、改写和发展传统时期民族事务治理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实现了扬弃性的超越。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对于民族事务治理绩效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步入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家崛起的新世纪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时代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原生型和后致型、内源型和外生型民族事务风险叠加淤积，并借助现代传媒技术螺旋式放大，并倒逼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2.1 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潜在缺陷 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大体匹配总体性社会时期的民族事务，客观上也取得不俗的治理绩效，但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原生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缺陷逐渐凸显，并且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相抵牾的诸多征兆。 其一，一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弊端。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中，政治系统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是民族事务治理当仁不让的核心，民族事务治理绩效也主要是政治系统单一智慧的体现。然而，当今社会形态迥异于传统社会形态，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风险聚合程度远超过往。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测算的语言采取行动的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于技术发展相通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7]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使得民族事务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迁，各种传统社会不曾经历的新型民族事务纷纷出现，如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中的民族互嵌与民族区隔、社会急剧转型中的民族分层和利益裂变、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等。这些新型民族事务的凸显与固有民族事务的叠加日益严峻地挑战一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承受能力，并使得单一的政治智慧在纷繁复杂的民族事务迷局中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其二，精英主义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缺陷。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强调民族精英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特殊作用。这无疑是对总体性社会民族地区“人心政治”[8]建构的精准把握。不过，在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激荡的浪潮中反思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传统精英主义取向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未免局限于民族精英人物的吸纳而相对忽略对普通民族群体意见的尊重。与传统总体性社会相异的是，现代多民族社会是一个异质性社会。社会彰显出日益复杂的利益多元性、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异质性，族际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不断发展。多民族社会存在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单纯地注重民族精英吸纳而忽略其他利益主体的权益表达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其三，权力本位式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病症。传统社会时期的政治职能主要体现为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体现得并不明显。由于传统社会普通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对简单和单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陷导致的民族事务治理风险并不凸显。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多民族社会的欲求开始急切而多元。尤其是改革开放激活了整个多民族社会的经济理性和发展期许，各民族群体都兴起了一场“期望值革命”[9]。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各民族群体的需求层次可能更加多元。各民族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0]。各民族群体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期望与传统民族事务治理公共服务职能的软化形成日益拉大的张力，容易诱发民族事务治理成本抬升与绩效递减的反向发展风险。 2.2 当代民族事务的多元繁复与风险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得我国民族事务治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民族事务治理遭遇全球性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复兴、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形成、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及我国总体性社会的急剧转型。世情与国情的变迁使得我国民族事务趋于繁复，民族事务治理风险也呈现出一系列的时代特征。 其一，民族事务风险的叠加性。风险叠加是民族事务在时空压缩式发展过程中折射出来的鲜明特性。民族事务风险叠加本质上是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各种原生型风险与后致型风险的聚合。在前现代社会中，民族个体从呱呱坠地就落入“婴儿民族陷阱”[11]，独特民族文化氛围的浸润使其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原生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和民族情感。在多个民族共生的环境中，族际之间身份的殊异性、集体记忆的差异性和情感指向的分殊化难以避免地使族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原生型张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又可能会催生族际之间的各种后致型张力。现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和压缩式社会形态演进。现代性主导的发展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现族际发展差距拉大和分配非正义等问题，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又频频解构国家主流的历史叙事、官方的政治话语和共享的文化图腾，诱发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风险的生成。 其二，民族事务本身的敏感性。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事务往往具有难以言喻的敏感性。从民族本身而言，民族成员经由原生家庭的文化浸润和后天的民族主义工具性建构，往往对本民族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2]6产生超验的认同。这种超验民族认同甚至发展成为一种“高情感负荷的意识形态”(an emotionally-charged ideology)，使得民族成员对“他者”有意无意地文化冒犯比较敏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不管是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代际传承，还是少数人权利的特殊保障，抑或是国家安全的现实考量，民族事务治理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差异化授权和实施倾斜性政策。弱势群体关怀和民族集体人权保障甚至成为评判一个多民族国家“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我国民族事务治理而言，全球性第三次民族主义的逆势飞扬、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化寻根的复苏、社会变迁中的民族二元结构，都彰显着民族事务本身的敏感性。 其三，利益分化的客观性。发展是民族事务治理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激活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活力，但也无可避免带来了社会转型与分化的阵痛。从区域分化而言，“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北京、上海、广东代表第一世界；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二世界；中部城市为第三世界；西部边疆地区为第四世界”[13]。从城乡行业分化而言，“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14]68。从族际利益分化而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总人口的8.49％，但却占贫困人口的52％，贫困发生率前五位都在民族地区[15]3。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在某种程度上耦合，彰显着边疆民族地区“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景”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反差与张力，也昭示着当代民族事务治理难度的提升。 其四，民族问题的跨国性。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边境线漫长、跨境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这些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商缘相共，彼此之间频繁交往。这也使得国家边界内外的民族事务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民族事务风险也出现跨国性流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量的增加，国家崛起成为不可阻逆的客观现实，但也不得不承受大国崛起难以摆脱的“烦恼”。面对中国崛起，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频频误读中国的和平发展，担忧中国的和平发展挤压其既有的地缘政治利益。在修昔底德陷阱和安全困境的忧惧之下，一些国家不仅试图以所谓的岛链和民主安全菱形①来围困和孤立中国，而且还以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疆域问题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手段。这些国家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非正义介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升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跨国性。 其五，民族问题传播效应的放大性。传统社会是相对简单的社会，民族事务风险源相对单一，风险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现代社会却是一个风险高度不确定和高速流动的复杂社会。在现代社会时期，各种民族事务风险的叠加淤积，使得民族事务风险源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民族事务风险的传播机理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科技革命的发展孕育了一个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极其丰富的全媒体时代。各种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介的融合互通使得整个世界的信息都以一种“超光速、零壁垒、爆炸式”的方式传播。在信息传导革命性变迁的同时，各种民族事务问题也借助全媒体时代的多元媒介迅猛扩散，使得民族事务治理风险呈现被放大的蝴蝶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