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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有着丰富的属性和多元的价值，近年来，学界加强了对神话与现实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关系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如杨利慧等人的“神话主义”研究、田兆元等人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等。本年度出版了田兆元、叶舒宪、钱杭的《中华创世神话六讲》⑩和田兆元的《叙事谱系与文化传承：神话学民俗学文集》⑪，两书都有着浓厚的“学以致用”的意味，将神话视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通过梳理中国神话的发展演变，解读中华民族传承的文化基因，挖掘神话对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 有不少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神话在日常实践中的功能进行了详尽讨论。毛巧晖、白蓉的《地域秩序与社会记忆的表达——以山西运城盐池神话为中心的考察》⑫通过对山西运城盐池神话进行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总结了盐池神话中的历史文化信息。神话叙事的言说与池神信仰的实践共同建构了盐池民众以盐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秩序及社会记忆。李斯颖的《神话的当代传承与国家的在场——老挝民族族源神话调查》①通过对老挝佬、泰、赫蒙、勉等民族的族源神话的考察，发现神话叙事中的与时俱进，发现他们的英雄祖先神话受到国家力量的干预。她的另一篇文章《德宏傣族族源神话的多元叙事与文化记忆》②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出发探索德宏傣族族源神话传承现状，从中解读出傣族文化记忆塑造过程中多重认同标准并存与角力的关系。 杨利慧主持的以“神话与灾害”为主题的专栏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从现代立场阐释神话的可能性。她的《世界的毁灭与重生：中国神话中的自然灾害》③对中国灾害神话的叙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含有治水、补天、射日、兄妹婚等独特母题，核心叙事并不在于强调人对神的被动服从，而在于主动征服灾害。同时，中国灾害神话具有鲜明的道德教诲基调，形塑了中国人的灾害伦理观，为后世的观念和行为提供了镜鉴。张多的《灾害的神话表征——“大禹治水”的景观分布及减灾表述》④考察分析了“大禹治水”作为民间信仰的话语资源而被景观化、神话传播与洪灾地理分布基本吻合的现象，认为以景观叙事为中心的研究有助于阐释灾害神话与当代民众的文化关联。山田仁史的《蟹与蛇：日本、东南亚和东亚之洪水和地震的神话与传说》⑤则以日本东北部与自然灾害相关的神话和传说为考察对象，并将其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神话传说进行比较，探索了这些神话传说中蕴含的前人的灾害体验和对策。这一专栏中的研究都关注于神话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显示了神话学要“朝向当下”的追求。 2018年的神话研究在数量上较为丰硕，学者持续发力，贡献了一系列有创建的论文，但从总体成果的面貌而言，似乎有过于零碎与分散的倾向，没有像往年那样形成诸如“神话的神圣性”“神话主义”“口承神话”等共同话题，有待于在来年调整。 传说故事研究 在传说故事研究领域，本年度的成果也颇为可观。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以各异的视角和理论，切入到传说故事的不同领域。出版了贾利涛的《名医传说与名医拟象研究》⑥、白晓霞的《土族民间传说与女性文化研究》⑦、陈嘉琪的《南宋罗泌<路史>上古传说研究》⑧等著作，翻译引介了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⑨、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的《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⑩等海外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其一是在传说故事的本体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刘文江的《神奇记忆：一个重要的欧洲传说学概念》⑪介绍了瑞典民俗学家冯·西多（Von Sydow）提出的“神奇记忆”和“虚构传说”两个概念，并介绍了劳里·航柯（Lauri Honko）、蓬提开嫩（Juha Pentikäinen）、琳达·戴格（Linda Degh）等欧洲民俗学家对此展开的阐释。作者认为这一概念对中国的传说研究也有极强的启发：它强调了“神奇记忆”作为民众知识工具的体裁特性及其重要价值，也宣示了个人知识的重要性及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回归。 施爱东的《五十步笑百步：历史与传说的关系——以长辛店地名传说为例》①则讨论了历史与传说的关系。作者认为，长辛店历史的书写建立在“不真实”的传说基础上，因而传说与历史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民间传说将“历史文学化”和“文学历史化”，让历史变得生动完整；而历史的删汰则让优秀的传说得以脱颖而出。历史研究者们从事的是在不断否定的历史考辨中，以更加丰满的证据和更为科学的认识，一方面不断生产新的传说，一方面通过修正淘汰，建设起更丰富、稳定的人类知识体系。 其二是围绕着传说故事的母题、类型、文化信息、宗教内涵、历史沿革等经典话题，对具体的文本进行深入阐释。在母题研究上，吴晓东的《毛衣女故事的母题构成与主角来源》②梳理了毛衣女故事的流变，认为它与牛郎织女都是由蚕蜕皮故事演变而来。早期蚕蜕皮故事的“蜕去旧皮”与“换上马皮”两个母题演变成了“失衣”与“逃离”两个基干母题，而毛衣女故事主角的来源与“日”的语音演变有关。王丹的《藏族湖泊来历传说“泉水成湖”母题研究——兼与汉族湖泊来历传说“地陷为湖”母题比较》③结合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信仰和知识系统，分析了藏族湖泊来历传说中“泉水成湖”母题的形成，并对汉藏民族同类传说的生活观念、意义表达、叙事逻辑、母题构成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在类型研究上，祝秀丽、蔡世青的《“五鼠闹东京”传说的类型与意义》④采用AT分类法、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研究“五鼠闹东京”故事，归纳出故事的三个亚类型，并说明不同角色的特点，进而揭示包含杀老习俗的异文群的叙事意义，认为禁令与违禁、杀老与养老是故事类型语义结构的基本对立项。徐金龙、许秋伊的《“替死鬼”故事类型研究》⑤讨论了该类故事得以形成和流行的社会信仰基础，认为故事的传承与演变受到了佛教的直接推动，结合了城隍信仰，与民间禁忌互构互诠，成为维护地域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向云驹的《大唐开放气象的民间口传镜像——唐代胡人识宝传说谫论》⑥则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唐代胡人识宝传说，认为其是民间对大唐时代开放的中西交流的想象性解释，但也隐藏着开放中断和未及深化的遗憾乃至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上的不足。 在传说故事与信仰关系的研究上，李永平、樊文的《中国少数民族屠龙故事文本与禳灾传统》⑦在收集大量屠龙故事文本的基础上，将故事划分为三个类型。同时发现故事中依然保存着信仰时代禳解活动的因素。王尧的《传说的框定：全国性神灵的地方化——以山西洪洞地区的杨戬二郎信仰为例》⑧考察的是山西洪洞地区关于杨戬的二郎信仰与本土信仰融合的现象。作者认为，二郎传说与当地信仰的融合并不彻底，故未能摆脱通行叙事的框定。因此，全国性神灵在地方化过程中，必须被纳入本地的神灵谱系，才可能进入地方性神灵集团的核心。同类研究还有段建宏、雷玉平的《民间信仰的泛众化——以三嵕信仰为中心的考察》①，张晓的《传说、仪式与隐喻——基于苗族“独木龙舟节”的讨论》②等。 其三是在新史学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故事与传说研究成果。研究者从社会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角度出发，对蕴含在传说故事中的历史心性、社会记忆、权力结构、族群关系展开探讨。赵世瑜的《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由三篇论文构成，第一篇讲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中的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关注的是族群记忆建构的途径与动力。第二篇讲移民传说中的明清地域认同，认为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相关。第三篇是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学术史脉络梳理。作者认为应当把祖先移民传说置于具体的地方历史进程去理解，并充分重视移民传说对移入地的意义。 一些研究关注的是故事中反映的社会观念与民众心态。陈进国的《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④借鉴文化记忆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正统论”入手，分析“天子地”故事反映的民间社会对王朝权力顺服和反抗的双重文化记忆，也讨论了风水术数作为象征文化系统对“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和中国人的生死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影响。鹿忆鹿的《从民间故事看中国家族关系——论“傻女婿”“巧媳妇”的回娘家情节》⑤则是从文本解读中国家族观念的典范。作者认为从傻女婿与巧媳妇的故事中可看出女婿与岳家的纠葛、媳妇与公公的互动，以及连襟或者妯娌间复杂的较量。 另一些研究关注的是传说故事生成与书写的动力，聚焦于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祝鹏程的《史实、传闻与历史书写——中国戏曲、曲艺史中的俳优进谏传闻》⑥考察的是传说/历史的书写与权力的关系，指出中国史籍中的优伶进谏传闻一直被书写者利用着。传统士人以此宣扬“君贤臣直”的儒家之道，现代学者对典籍记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凸显了俳优的主体意识与抗争精神，这种单向度的历史书写形成中国戏曲、曲艺史编纂的重要范式，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张慧达的《历史与故事的互构：山西河曲圣母传说的探析》⑦考察了河曲地区圣母传说形成过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因素，认为民间巧用《史记》等记载进行情节的填充与附会，传说反映了明代河曲地区的政治局面，所塑造的圣母形象因教化作用而被官方认可。 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传说与族群的关系，对传说在身份建构、族群认同上的作用展开讨论。赵宗福的《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⑧考察了青海河湟流域汉人的“南京珠玑巷移民”祖源传说，认为其是朱元璋上元节观灯传说和南雄珠玑巷传说相结合的产物，在明代由于汉人族群的文化需要而出现，成为一种族群历史记忆。施沛琳的《建构与再现：吴凤传说与“汉番关系”》⑨则分析了台湾的“吴凤传说”的演变脉络，分析了在不同时代里，传说背后隐含的台湾族群关系。同类研究还有张先清、李天静的《传说、仪式与族群互动：“九使公”海神信仰的文化建构》①，刘灵坪的《传说文本与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洱海地区白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历史变迁》②等。 其四是在传说故事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当代传说故事的地域文化开发上的思考。一些研究聚焦于当代传说的多元呈现，毛巧晖的《民间传说与文化景观的叙事互构——以嫘祖传说为中心》③阐释了嫘祖传说及相关景观中存在的以信仰为支撑、传说与景观互生共构的局面。类似研究还有汪保忠的《河南伏牛山牛郎织女传说圈研究》④和庞建春的《山神传说与地方社会——以韩国大关岭山神信仰传承为个案》⑤等。而在传说的开发研究上，则可举黄涛的《刘伯温传说的文化形态与现代价值》⑥和张举文的《从刘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看民俗认同的地域性和传承性》⑦为例。 其五是对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表演、讲述，以及讲述人的研究。高荷红的《“嘴茬子”与“笔头子”：基于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的建档研究》⑧展示了傅英仁复杂多元的特殊身份，通过对有关傅的资料的汇总、梳理和分析，厘清傅在满族说部、神话及民间故事三种主要文类方面所掌握的传统篇目，讨论了在多重身份影响下，傅在书写与讲述方面展现的个人才艺。黎亮、常立、朱丁的《中国民间故事：讲述、表演与讨论》⑨则尝试将故事讲述与表演引入汉语教学，体现出了以民间文学介入课程教学的努力。 总体而言，2018年度的民间文学研究可谓成绩斐然，在传统的文史研究之外，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路径在不断涌现，在应用领域也有创新的亮点。体现出了学者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热点问题、勇于探索前沿理论的追求。但也呈现出了以下问题：1.对神话、传说、故事的基础理论和本体特质的探讨稍显不足。2.研究数量虽多，但同质化倾向明显。尽管个案不同，一些研究的思路、方法、结论并无太大差异，有低水平重复之嫌。3.多个案研究而少理论阐释，研究往往止步于对个案的描绘，缺乏理论剖析和提升，大量个案性的描写无法上升为普遍性理论。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充实，凸显问题意识，提升理论阐释的高度与深度，这不仅是故事传说研究要应对的挑战，也是整个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