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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从“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中，边疆秩序的重塑是一个重要维度。晚清开始的“边疆一体化”改革对边疆社会的权力体系造成了冲击，导致少数族群精英分化为新、旧两类。“旧式精英”是传统的贵族阶层，“新式精英”是通过接受新式教育而崛起的非贵族力量。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对这个精英分化与演进的过程进行分析，并以此框架为工具，以历史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一位典型的少数族群精英人物——康巴人格桑泽仁——的政治行为、边政主张和身份困境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学术关旨将落脚于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一体化的理想与多元化的现实间的紧张关系——的讨论。 关键词：边疆;族群精英;民国时期;康巴;格桑泽仁 作者简介：王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包含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第一条可称为“革命”议程，即国体从“君主”向“共和”、政体从“专制”向“民主”、个体身份从“臣民”向“国民”的转变，所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在纵向维度上的重构。另一条经常被忽略，可以对应地称为“边政”议程，它源自中国族群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核心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对“中心—边疆”关系予以重新厘定，所涉及的是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横向扩张与整合。 那么，这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原则而言，“革命”具有“一般主义”的特性。在严格的“民族-国家”体制中，“中心”与“边疆”之区分不具有实质意义，领土边界内的全部区域都将在“现代”的意义上建立起同一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因此，“边政”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议程，它可以被“革命”议程所吸纳。然而，在实践中，这一理想状态难以实现，中国内部高度的多样性和多族群帝国的历史遗产构成了对“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原则的巨大挑战。事实上，“边政”议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特殊主义”因素，始终是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一条潜在线索，并与“革命”议程的“一般主义”原则形成互动。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正是“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构成了理解晚清以降中国边疆秩序转型的核心。 本文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族群精英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关怀下展开的，因为这一群体恰处于“革命”与“边政”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上。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与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重塑过程具有同构性。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几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问题：（1）在近代中国革命与边疆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族群精英居于何种位置，承担了哪些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角色？（2）作为制度与政策主体的“国家”如何理解和定位少数族群精英的角色？（3）少数族群精英如何理解自身及其所属的群体在“现代国家”中的位置？他们采取了哪些政治行动，从而参与了边疆秩序的重塑？（4）少数族群精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如何反馈到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中，从而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为民国时期的少数族群精英刻画一幅内嵌于历史情境的鲜活画像，而学术关旨则将落脚于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论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