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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矛盾与身份困境 关于格桑泽仁的边政主张转变的具体原因，他本人并不曾言及，也无其他与之关系较亲密者对此有所说明。但是，结合他的政治生涯中的另外两对矛盾，我们亦不难对他的心路历程作出推断：如果说在1927年改用藏名的举动是他在潜意识里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之矛盾性的体认，在1930年代初期将“建省”与“自治”两个目标合二为一的行动是在现实政治中调和“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性的实践；那么，从1940年代初起在边政主张上的重大转变则是这种矛盾性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尖锐的结果。 从个人经历来看，格桑泽仁从十几岁起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时间来深刻地接触、观察和思考边疆地区的治理困境。他在“康人治康”运动时所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和纯粹的“现代化”治边思路都反映了他在内地的现代教育体系中所获得的知识和对边政问题的理解。 “康人治康”运动的失败，既是对其政治抱负的一次打击，也使他更为真切地体认到作为“新式精英”的无力感。他尽管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取得了官职，但远离家乡的“摇旗呐喊”并不能对边疆社会的实际状况发生实质影响。尤其当边疆社会处在地方军阀的控制下时，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无法落实，这使他越来越渴望回到家乡，亲身参与进边疆社会的改革与重建。然而，当他回到“边疆”，回到自己的家乡时，那些在国家中枢获得的官职和声望，并不能转化为边疆社会中实实在在的统治力。对于地方的传统权势阶层，他只能联合，而无法领导；对于掌握军事大权的地方军阀，他更无力对抗。政治理想在“中央”与“边疆”两个场域中的破灭，凸显了新精英在民国边政事务中难于化解的身份困境，也成为格桑泽仁的边政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 在1934-1935年间，格桑泽仁在青甘宁三省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接触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精英分子，这使他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更深入和真切的了解。在所考察之地，他对由马家军阀统治的青海和由嘉木样活佛家族控制的甘肃拉卜楞地区的发展状况最为赞赏（格桑泽仁，1945：8-9）。然而，这些被他视为“样板”的边疆地区，实际上是处在具有现代思想的“旧式精英”的领导之下的，这一事实或许对他的边政思想产生了影响。 在1936年以后，格桑泽仁由于身体原因而返乡养病，从而在成年以后开始有机会去重新观察和理解自己的家乡，这无疑也会对他关于边疆地区发展路径的思路产生影响。1941年2月，在全部由蒙、藏、回代表出席的座谈会上，他建议那些“在中央服务”的“新式精英”要“常到边疆去看看，多多接近同乡大众，以免对于桑梓的现状隔膜”（格桑泽仁，1945：26），这或许正反映了他对自己早年的边政主张的反思。 除个人经历外，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也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土壤。随着全面抗战的深入，国民政迁都重庆，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目标超越了对边疆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目标，少数族群精英（尤其是“旧式精英”）的话语权增大，传统的“特殊主义”纽带获得更多重视。同时，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策和主张开始有机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并在少数族群精英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格桑泽仁于1945年出版的政论集《边人刍言》一书转录了若干当时重要的领袖讲话、会议宣言和报刊社论，其中一篇社论即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题为《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格桑泽仁，1946：71-75）。这篇社论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治主张，并暗含了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批判。 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多年的格桑泽仁，在自己的政论集中转录这篇文章，既显示了他关于边疆与族群问题的思考，已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分野；同时也表明，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族群问题的政治主张已经在少数族群精英中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