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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性角色：与其他力量的关系 “新式族群精英”在近代中国边疆秩序中的“结构性角色”是在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中确立的。除中央政府外，另外两个重要的行动主体是在边疆社会拥有传统地位的“旧式族群精英”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军阀。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正是在与这两类行动主体的联合与对抗中展开的。 （一）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关系 格桑泽仁步入政坛的契机源自1926年在雅安与九世班禅喇嘛的管家宫敦札西的相遇；他于1927年前往内地的第一站就是到东北拜访了当时驻锡于此的班禅喇嘛；随后赴南京，又“兼受班禅之委托，与国民政府暗中保持联络”（格桑泽仁，1945：3-4）。可见，从政治生涯的起点，格桑泽仁就主动地与流亡内地的班禅喇嘛建立了“联盟”。 在获委蒙藏委员会委员、于南京站稳了脚跟后，格桑泽仁开始大力呼吁国民政府重视班禅喇嘛。1928年10月，他向国民政府呈递了一份《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内称“藏中旧派产生于喇嘛，此辈因宗教观念，极端反对英人。鉴于近数年中教权之薄弱，深望班禅回藏主持，重新整理”，并认为要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宜办理班禅、达赖间之交涉，送班禅归后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0：（6）388-395）。1929年6月，作为格桑泽仁之舆论支持的“西康民众协进会”在给国民政府的请愿书中，更是明白地呼吁应重视班禅喇嘛： 班禅为西藏教主之一，其资格地位，与达赖不相上下。藏内之旧派及康藏一般民众对之皆深表同情，望其速归。……班禅始终拥护中国政府，曾受偌大牺牲，今政府如不欲解决藏事则已，如欲解决藏事，以理以势，均不能不重视班禅，以资号召。应请政府从速欢迎班禅来京，共商大计，康藏事解决有望，不致如昔日之迁延时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0：（7）126-137） 在此后的8年间，格桑泽仁与九世班禅喇嘛保持了密切的交往，而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是通过他的同乡——另一位来自巴塘的“新式精英”刘家驹——来实现的。1929年，汉、藏文俱佳、时任巴安县立小学校长兼县府教育科科长的刘家驹，在格桑泽仁的邀约下，以“西康民众协进会”代表的身份，来到南京；之后，在格桑泽仁的安排下，刘家驹出任蒙藏委员会藏事科科员，后升任科长，并兼任《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和中央党校藏文教师。 1932年，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刘家驹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自此，他跟随在九世班禅喇嘛身畔，参与了在内地和内蒙古、青海地区的一系列重大的宗教与国事活动。刘家驹与班禅喇嘛的密切关系，既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开拓了空间，也建立了以格桑泽仁为首的“新式精英”与九世班禅喇嘛这位失去了根基的“旧式精英”的牢固纽带。 （二）与西藏地方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格桑泽仁与西藏地方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对这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活佛和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格桑泽仁始终保持了较为尊重的态度，并将其“亲英”行为解释为“迫不得已”或“受人蛊惑”（格桑泽仁，1928）。但另一方面，格桑泽仁的康巴人身份和“新式精英”的结构性角色，又使得他与达赖喇嘛不可避免地处于彼此对立和敌视的位置。首先，在藏文明体系的三大人文单元——卫藏、安多和康区——之间，是存在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等级差异的。在卫藏政教中心的视野中，“康巴人”是粗野而缺乏教养的“乡下人”，噶厦政府是由卫藏地区的贵族家族成员构成的，而康区的土著酋领并无此资格。因此，当格桑泽仁这位平民出身的康巴人，以“藏族代表”的身份，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出席各类重要国事活动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对其“僭越”行为的敌意就可想而知了。1929年9月，西藏地方驻北平代表在与国民政府官员的会谈中，甚至专门要求国民政府取消格桑泽仁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职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0：（7）368-371）。 其次，1932年的“康人治康”运动正值民国时期最大规模的川藏军事冲突——大白事件——期间，格桑泽仁在缴械了刘文辉的军队后，就卷入了与藏军的交战。根据他的自述，当时藏方曾派来代表，以“同族同教”之义，要求与已控制了巴塘地方的格桑泽仁联合起来，进攻川军，而格桑泽仁不仅断然拒绝，还组织民兵，与意欲攻占巴塘的藏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导致藏军死伤惨重。格桑泽仁，1932：28-3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格桑泽仁与九世班禅喇嘛的密切关系，无疑使他站在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对立面上。1932年6月，西藏驻京办事处代表在向国民政府控诉班禅喇嘛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相互勾结的“阴谋”时，也没有忘记带上格桑泽仁这个“帮凶”： 现在班禅方面筹饷购械不遗余力，即拟前赴西宁成立军队，占领青海，图扰西藏。……其在西康方面，格桑泽仁近复盘踞巴塘一带，阴谋占领西康。石委员长早已与其通谋，竟处处为格桑泽仁辩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1994：2638-2639） 至于格桑泽仁本人对其与达赖喇嘛的关系的定位，在他于1945年回忆“康人治康”事件时，曾如是表达：“在宗教上我个人对达赖大师亦同样信仰，但在政治上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同”（格桑泽仁，194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