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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脉络：“族群精英”的“结构性角色” （一）“族群精英”在社会结构上的特殊意义 关于“精英”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观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视角。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学的“精英”研究的考察重点是社会结构在纵向上的分化与整合，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或“上层精英”与“下层精英”间的关系），其二是“精英”的产生途径和流动机会。 与之相对，在一个多族群的政治体中，“族群”所反映的通常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区隔，即各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族裔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族裔共同体与政治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族群精英”的讨论就必然包含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分化和整合。纵向维度涉及的是各族群的精英分子与本族群大众的关系，以及各族群内部的社会流动与精英产生途径；横向维度涉及的是少数族群精英与中央政府或主体族群（dominant ethnic group）精英的关系，以及少数族群精英成为“国家精英”的可能性。 （二）帝国体制中的“族群精英” 在对传统的多族群帝国的考察中，这两个方向的关系构成了理解政治联结与社会整合的重要视角。安东尼·史密斯（2018：65-68）将前民族时代的族裔共同体区分为“水平的（lateral）”和“垂直的（vertical）”两类。所谓“水平的”共同体是贵族式的，其共同体意识局限在上层阶级内部，是以统治家族的血统神话与历史记忆为核心的，因此能够通过联姻、战争等方式而与邻近族群的上层阶级联合乃至融合，从而在地理上延伸开去。但同时，这种共同体缺乏社会性的深度，中下层大众只是被纳入了统治家族的神话与习俗体系中，而并不分享上层阶级的共同体意识。与此相对，“垂直的”共同体则是大众化的，其共同体意识建立在独特的历史文化之上，因此能够跨越阶层边界，将族群精英与大众联结在一起。同时，这种共同体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因此很难在水平方向上扩展。 在上述模型中，位于“水平共同体”与“垂直共同体”之交叉点上的，正是“族群精英”这个“结构性角色”：在水平方向，不同族群的精英阶层通过结盟、联姻、宗教等关系联合起来，共同构成一个覆盖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在垂直方向，在各族群内部，精英阶层又通过各自的方式统治着本族群的广大民众。 我们可以将这一模型应用于理解清代的边疆行政制度：各边疆社会内部的关系是以传统权威和族群文化为纽带的垂直联结，而清皇室与各边疆政权之间的联姻、联盟、宗教供施关系等则是“礼制”意义上的水平联结。正是通过垂直和水平两种纽带的结合，清王朝“多元化天下”的格局得以形成。在这种结构中，各边疆政权的族群精英处于重要的节点上，而清廷中央与各边疆地区的平民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税收、司法、教育、行政管辖等实质性的联系。同时，在各边疆社会内部，阶层的固化程度都较高，社会整体上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二者间缺少大规模流动的机会。 （三）“民族-国家”兴起与“族群精英”的角色 在通常的意义上，人类社会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时代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过程。在关于这个过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族群精英的角色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并被认为是导致中世纪的多族群帝国和后来的殖民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推动者。安东尼·史密斯指出，在那些处于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族裔共同体中，知识精英在追溯或塑造本族群的悠久历史、整理和宣扬本族群的史诗、歌颂本族群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这些工作，使得该族群的每个成员都感到他们属于同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共同体，从而为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2018：114-12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以“被束缚的朝圣之旅”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解释了族群精英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动机（2005：52-58）。他指出，对殖民帝国的各个殖民行政单元中的受教育阶层来说，由于通向殖民母国的“朝圣”道路被阻断，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出生于殖民地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宿命”性意义，从而逐渐将自己所在的殖民行政单元想象为祖国，并成为反殖民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由此可见，在关于世界史意义上的多族群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的研究中，少数族群精英群体的情感、动机、态度和行为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传统的多族群帝国为抵制解体趋势，而试图以“民族-国家”的体制改造整个“帝国”的努力——打破帝国体制中原有的横向、纵向区隔，使不分族群、宗教、阶层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转变为由“帝国”脱胎而来的新“国家”的公民。这后一种努力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为“官方民族主义”（2005：83），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帝国的版图就可能得到维持，但将以一种新的政体形态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晚清开启的“边疆一体化”改革[1]可以被视为清皇室主动地改变帝国的联结纽带，放弃与边疆政权间更具特殊性乃至人际性的水平联结，转而以“官方民族主义”的方式追求建立内部同一化的新体制的努力。这项由“国家”主导的行动对边疆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传统族群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遭到损害，他们或明或暗地对“新政”予以抵制，并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离心倾向，这正是贯穿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边疆危机”的根源所在；但另一方面，边疆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松动，在“新体制”的冲击下，边疆社会内部的贵族与平民间森严的阶层壁垒被打破，边疆社会的精英构成及其产生途径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后一个方面的变化。 以下，本文将分两个部分展开：首先将提出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对晚清以降的少数族群精英群体的分化和演变过程予以讨论，从而将“族群精英”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宏观脉络中予以考察；其次，将以此分析框架为工具，以历史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民国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委员、康巴精英格桑泽仁——的成长经历、政治行为和边政主张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考察，并希望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观念与行为中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推进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与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