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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西康地区的“旧式族群精英”的关系 巴塘地方作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起点，其“旧式精英”的力量遭到严重打击，是西康地区极少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发生土司复辟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旧式精英”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在巴塘县城，最具影响力的是本地寺庙——丁宁寺——的包昂武活佛，而在更为广阔的乡村地区，各处的大、小头人依然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格桑泽仁对此种情形了然于胸。因此，他在1931年底启程返乡、计划与刘文辉争夺地方政治权力时，特地在途中先拜会了那些在巴塘的地方局势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权势人物，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盟关系。在军统巴安组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及格桑泽仁与巴塘县属六玉地区的大头人次郎洛绒是“赌咒顶经吃血酒的秘密生死相顾的朋友”（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民255-18）。在抵达巴塘后，格桑泽仁除获得了包昂武活佛的认可外，还借助“宣传党务”的机会，与邻近各县的僧俗首领建立了广泛联系。 那么，格桑泽仁与这些“旧式精英”的关系和相对地位究竟如何呢？一方面，如上节所论，尽管格桑泽仁凭借“本地人”的优势和“中央大员”的身份，获得了大部分地方上的“旧式精英”的认可，但他们的关系只能是“合作”，而非接受格桑泽仁的“领导”。另一方面，“康人治康”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了格桑泽仁的家族在巴塘本地的地位。在既崇尚“强者为王”，又具有严格等级体制的康巴地区，格桑泽仁的英雄行为和他的官员身份都有助于他获得地方民众的尊敬。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1943年，他的弟弟格桑悦希——一位还俗的僧人——作为巴塘县的代表，成为西康省第二届临时参议院议员。 （四）与西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的关系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格桑泽仁的政治抱负都是围绕“西康建省”展开的。在当时的蒙藏精英内部，已有格桑泽仁将出任西康省主席的传言（《绥远蒙文半月刊》，1930：（7）3），而这无疑将他与时任四川省主席、实际控制西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置于了相互竞争的地位上。 在1932年的“康人治康”事件中，格桑泽仁不但以军事行动解除了刘文辉军队的武装，还在以“西康人民自治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发出的电文中，将激成事变的责任都推到了驻军的残暴与无能上： 溯至四川军阀盘踞西康，蹂躏人民，政治则包而不办，建设则言而不行，……康民激于义愤，乃将驻军解决，组织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省防军及建省委员会，群戴格桑泽仁特派员兼摄司令及委员长等职。（格桑泽仁，1932：26-27） 然而，格桑泽仁的这些行动乃至舆论攻击，并不能弥补其作为“新式精英”在资历、财力、军力和人力诸方面的劣势。在运动失败后，随着1933年刘文辉退出四川省的军阀竞争而开始专心经营西康地区，[7]格桑泽仁也放弃了对地方政权的争夺。1939年，西康省最终正式设立，刘文辉出任省主席。他出于政治权衡的考虑，主动向格桑泽仁“示好”，推荐其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而格桑泽仁也接受了这项好意。此时，格桑泽仁所关注的问题已经从西康地区的发展转向了更一般性的边政建设与边疆制度。 五、思想矛盾与身份困境：格桑泽仁的边政主张及其变化 对“新式族群精英”而言，“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这对相互对立的原则构成了他们的“结构性角色”的基础。格桑泽仁对自己的身份的体认、对理想的边疆秩序的构想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例证。 （一）身份定位：国家官员与族群代表 作为康区新精英的先驱性人物，格桑泽仁的思想意识中的“一般主义”成分是毋庸置疑的。在1927年，他主动前往南京，拜会新政府的高级官员，既反映了他的政治抱负，也暗含了他对“边疆一体化”理念的信仰。然而，恰恰是在他以非常“现代”的姿态来到南京，并最终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机关之时，他开始改用自己的藏文名字。 在格桑泽仁的家乡巴塘，大部分进过学校的青少年都拥有两个名字，一个藏名，一个汉名。通常，他们在家乡的藏语环境中使用藏名，而当在汉语学校中读书，或来到内地求学或工作后，就使用汉名。格桑泽仁在来到南京以前（包括在巴塘读小学、在昆明读中学和在雅安就读军事学校期间），一直使用他的汉名王天仁（亦有王天华、王天化之说）；然而，当来到南京，以“西康民众代表”的身份面见国民政府首脑时，他主动改用了自己的藏文名字（邓俊康、李昆璧，2009）。这个名字也成为他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使用的名字，而从前的汉名则少为人知。 格桑泽仁的这个举动可能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人所忽视，但却最具深意的行为。它显示，在政治生涯的起始阶段，他就对自己的族群身份的意义相当明了。尽管当时他在边政问题上怀有激进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思想，主张在康区建立起与内地同一的行政与文化制度；但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身为“藏族代表”的身份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并且在下意识地强调自己特殊的族群身份。在他的思维中，这种“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并存，恰恰是“新式族群精英”这个“结构性角色”的内在属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