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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地方政治竞争的尝试：“康人治康”运动 在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他于1932年在家乡巴塘发动的“康人治康”运动。当时，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的身份，带领“西康班”的毕业生回家乡“发展党务”。借此机会，他在巴塘组织民间武装，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不但缴械了当地驻军，驱逐了由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委任的县长，还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和“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同时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 关于这次事件的性质，学者们已多有论及（Peng，2002；黄天华，2009；王娟，2013）。格桑泽仁发动军事政变的反抗对象并非中央政府，而是控制西康地区的四川军阀刘文辉，其目标则是推动“西康建省”。从根本上说，这是作为“新式精英”的格桑泽仁利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来争夺地方权力的努力；尽管运动过程中的某些行为有“越界”之嫌，但总体上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许乃至暗中支持的（王娟，2013）。 这场事变和相关改革措施仅坚持数月就以失败告终。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格桑泽仁的民间武装实力不足，但若究其根本，则是“新式族群精英”在民国边疆政治中的能力局限的必然结果。尽管格桑泽仁以“国家官员”的身份“衣锦还乡”，又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从而获得了巴塘本地僧俗民众的支持，在运动初期迅速取得了胜利；但总体来讲，他的影响力并未超出以巴塘县城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在临近诸县（如理塘、乡城、得荣、盐井），尽管地方上的“旧式精英”也响应号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驱逐了刘文辉的军队和官员，宣布“自治”，但他们只是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非接受格桑泽仁的领导（王娟，2013）。作为“新式精英”的格桑泽仁在边疆社会的号召力与控制力是相当有限的。 这次行动并未危及他此后的政治生涯。运动失败后，格桑泽仁返回南京，将事件的缘由定义为“党军冲突”（格桑泽仁，1932：17）。他也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处分，不仅继续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还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边务组中担任了专门委员。 （四）成为“国家精英” 格桑泽仁近20年的政治生涯，呈现了一条从“族群精英”逐渐向“国家精英”转变的轨迹。在生涯的早期，他的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推动家乡的发展建设上；在“康人治康”运动失败后，他回乡发展的抱负受到了打击，同时，国家政局的整体形势正发生改变，他的视野遂逐渐开阔，开始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其“国家精英”的影响。 1934-1935年，格桑泽仁带队前往甘青宁三省的蒙藏地区视察，历时9个月，与各地军政长官、新旧族群精英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了解情况并调节地方纠纷（格桑泽仁，1945：8-9）。这次视察极大地拓宽了他关于边政问题的思路，也使他结识了更多其他少数族群的新、旧精英。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抗战局势的需要，来自各边疆地区的代表经常联合起来参与国是，格桑泽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边人”的代表[6]，并就全国性的边政问题发表意见。1938年，他参加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前往台儿庄抗日前线慰问（格桑泽仁，1945：1-2）；同年，他与精通藏文的汉僧法尊法师一起，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翻译成了藏文（《康藏前锋》，第5卷第5期）。1940年，他参加了第二次联合慰问，并在蒋介石特别召集的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官及军事委员会高级长官会议上，作为慰问团的代表发表了演讲（格桑泽仁，1945：22-23）。 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全部蒙、藏、疆代表联合提交了一份题为“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的提案，格桑泽仁被公推为代表，在大会上就该提案做口头发言（格桑泽仁，1945）。同年，他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可见，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格桑泽仁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声望，甚至超出了“边政”的范围，而可以对更广泛的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