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政治理想：“建省”与“自治” 格桑泽仁的政治行动中的第二个重要矛盾，是他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所呈现的行为逻辑：以“自治”的话语来追求“建省”的目标。 要理解“建省”与“自治”两项主张在一般意义上的冲突，需要将其置于“边疆一体化”改革的长程历史中来理解。在“一体化”改革以前，各边疆地区都是因循地方传统而“自治”的。这里的“自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由本地人担任政治首领，二是采取边疆社会传统的政治形式。因此，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边政思路。与之相对，“边疆一体化”改革的实质则是取消“特殊性”，在边疆地区实行与内地同样的制度体系，而“建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标志。在原始意义上，边疆地区的“建省”与“自治”是相互冲突的，“建省”是对“自治”的取缔和摧毁。[8] 因此，格桑泽仁通过一场“康人治康”运动来推动“西康建省”，就显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思想轨迹。事实上，在他呼吁“西康建省”的呈文中，也提及了与“自治”相关的内容，唯一的指标就是：“康人之参政权”，即“省府委员中至少亦须加入过半数康人”（格桑泽仁，1929）。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格桑泽仁理解的“自治”，仅保留了“参政”这一要素，而这与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内地各省的地方主义思潮并无二致。“西康”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要求本地人在各级机关中占有一定比例，并无特殊之处。而对传统边政思想中“自治”还包含的保留传统社会制度和政权体系的一层含义，格桑泽仁并不支持。1930年，他以蒙藏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在中央电台做了一次广播讲话，阐释了西康建省的必要性。从讲话内容可以看出，格桑泽仁对西康地区传统的政教体系是持反对态度的，并认为建立与内地同样的行政制度是家乡发展建设的唯一途径： ……土司及呼图克图之制，……为世袭制度，生杀予夺，压迫人民，无所不至。当清末光宣年间赵尔丰带兵入藏，首废此制，方期逐渐施行新政，会辛亥革命，赵仍回川，一切设施半途而废。至今土司、呼图克图等早失人民信仰，几成无政府状态。此西康省政府更属早日成立之必要也。（格桑泽仁，1930） 从表面上看，格桑泽仁的这个狭义的“自治”定义是对“自治”的不充分理解所致；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个被“剪裁”的定义最符合“新式族群精英”的结构性角色。以“建省”为基础的“一体化”改革能够确立“新式精英”相对于“旧式精英”在地方政治中的合法性地位；而以“自治”为诉求的“特殊主义”原则又能够使“新式精英”在与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竞争中获得道义优势。 （三）边政思想的转变：从“去族群化”到“再族群化” 格桑泽仁的政治生涯中最深刻的矛盾，体现在他的边政思想的转变中。综观他在1927- 1946年这20年间的各类著述（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在公开场合的演讲、未发表的文章、提案等），其关于边政的理想与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早期的“一般主义”理想和“去族群化”思路，逐渐向“特殊主义”与“再族群化”的转变。 1、早期：“一般主义”理想与“去族群化”思路 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格桑泽仁的抱负完全集中在“西康建省”的目标上，体现了一种激进的“一般主义”理想。这反映在边政主张上，就是一种“去族群化”的思路。例如，关于“西康省”的行政边界，格桑泽仁主张，除清末“改土归流”时设立的三十三县外，还应“为经济上行政上便利起见”，将“四川之建南七县”等临近地区皆划入范围（格桑泽仁，1929）。由此可见，格桑泽仁并未考虑以“族群”的居住范围作为确定省界的标准。他并不想建立一个完全由藏族——或完全由康巴人——构成的省级行政区。建立新省的目的是推动地方建设，而非追求族群自治。他甚至设想将自己的家乡——巴塘——更名为“西平”，作为新建立的西康省的省会（格桑泽仁，1929）。 这种思路还延伸到了对西藏问题的讨论中，他不仅建议在前、后藏亦分别建省，且对未来建省后之行政与文化的同一性，也满怀期望： ……送班禅归后藏，予以经济人才之援助，在后藏境内普行教育，振兴实业，修理交通，刷新政治，再进而改前后藏为两省。如是，前藏辖地东出八站到江达为西康省界，西行三站至槓巴拿为后藏省界，前后两省既在一健全政府之下，受三民主义之训练，前藏虽不免一时固执，然影响所及，终必可以一致（格桑泽仁，1928）。 2、晚期：“特殊主义”主张与“再族群化”思路 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格桑泽仁的边政思想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提出“特殊主义”的主张，要求将“民族”作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独立的区分变量。1941年2月，在一次有蒋介石出席的宴会上，格桑泽仁明确提出了“对我们蒙、藏、回族人民政治上予以一种确实比例的平等”的要求，并主张国家在分配政治权利时，除依照区域、人口数目等标准外，还需“注意我们民族的地位”（格桑泽仁，1945：21）。 与此思路相一致，他也开始强调“民族”内部的团结。在1941年的一次有数十位蒙、藏、回精英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格桑泽仁号召“新式精英”与“旧式精英”应“捐弃陈见，通力合作，……不可动辄高呼打倒，……亦不应该动辄鄙夷或猜忌”（格桑泽仁，1945：26）。这与大约十年前他对西康地区的“旧式精英”之“生杀予夺，压迫人民，无所不至”（格桑泽仁，1930）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 而最明确地体现其边政思想的“再族群化”倾向的，是他关于边疆地区的行政体制与边界划定的新主张。1945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格桑泽仁提出了确立蒙藏自治区制度的提案： 兹为迎合国际新趋势，顺应蒙藏舆情，以达成真正自由统一之中华民国起见，拟请将蒙藏各地依照其旧有制度之划分，斟酌时宜，加以改进，而设立蒙藏各自治区。……外蒙、西藏各设为“特别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康青川滇甘五省境内藏族区域，分设为“喀木”“安多”两个自治区。……自治区划分后，民国十七年新建之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西康、青海六省区域，……划分后面积与人口尚足一小省之条件者，仍旧保留。……划分后面积与人口过少，则归还原属省份，撤销其省制（格桑泽仁，1945：60）。 在这个新体系中，他否定了自己在十几年前孜孜以求的目标——“西康省”的行政建制，提出了“依照其旧有制度”、根据“族群”范围划定行政边界、设立自治区的思路。他建议设立的“喀木”和“安多”两个自治区不仅都是严格的“藏族自治区”，而且连名称也取自藏文中对这两个地区的传统称谓。[9]对比他在1929年将自己的家乡更名“西平”的建议，其边政思想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