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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器在秦汉时期是贵族墓葬随葬品中的必备之物，在平民墓中也相当普遍，其中既有实用器也有明器。汉代酒器的材质不仅有青铜质、陶质，还有玉、金银、原始青瓷、漆器以及铁器、玻璃、象牙等材质，特别是漆酒器在贵族阶层中十分流行，出土数量最多。从出土种类看，汉代酒器有饮酒器、盛酒器、温酒器、舀酒器等，饮酒器常见器型有耳杯、卮，盛酒器有壶、钫、缸、瓶、钟、酒樽，舀酒器有勺、斗等，以及造型各异的温酒器、汲酒器等。除了实物，各种酒器还以其图案之形常常出现在墓葬壁画或画像石(砖)上，频繁出现于宴乐图、酿酒图、沽酒图、酒肆图中，以及在投壶、六博游戏中还作为以饮酒与否为赏罚的用具等。一些汉墓中还保存有酒的液体实物。如2003年在陕西西安市北郊文景路汉墓出土了2件高达78厘米的鎏金铜钟，其中一件密封完好，内存26公斤西汉古酒，呈绿色液态，酒精含量为0.10％，是我国考古出土的保存最好、存量最大的西汉古酒。经检测，酒液中乙醇含量已经很低，含有一定量的铜及其他一些重金属离子，已失去了酒的饮用价值，还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专家多倾向于认为其原属于黄酒，但也不能排除古酒系用蜂蜜或葡萄酿造的可能，故也可能属于果酒[5]。2011年河南濮阳市东环干城附近盘锦花园在建设施工中，发现一处西汉中前期墓葬群，M134出土的青铜提梁壶密闭完好，壶内仍保存有近于透明的液体，约有一斤多，确认为西汉古酒[6]；2013年山东烟台开发区三十里堡M73汉墓出土盛放在陶罐中的汉代古酒，经检测其内含少量的乙醇[7]。各地的酒器、酒液及相关遗存的发现，都直接证明汉代酿酒业的发达，证明酒在汉代民间生活中的使用十分普及，且见诸史籍记载的酒徒酒鬼比比皆是。 汉墓所见青铜酒器一般均为实用器，壶的数量较多，钫较少，钟、提梁卣、青铜耳杯以及温酒器亦有所见。汉墓中随葬青铜礼器通常由鼎豆壶等构成基本的组合，其中鼎的数量随着时间在减少，而壶的数量则在增加。如河北获鹿县(现名鹿泉县)高庄汉墓出土铜壶3、钟7、钫1、斗1、勺2件，铜耳杯盒、执炉5套，鼎仅有2件，上述诸物均为酒器。有的器物还刻写记重容积等铭文，可见其具有实际使用的功用。如高庄汉墓出土铜钟腹部刻“常山食官钟容十斗重□钧□斤”[8](P34)；临淄齐王墓所出青铜壶，底部刻“十斗一均二两□东”；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一件鎏金银蟠龙纹铜壶，壶底铭文为“楚大官，槽，容一石□，并重二钧八斤十两，第一”[9](P43)。有的器物铭文还表明自身用途，如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发现的2件铜樽，其一铭文为“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二”。河平三年为汉成帝公元前26年。另一件铭文为“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10](P43)。刘胜之妃窦绾墓出土的一件错金镶绿松石的青铜合卺杯，极其华美精致，说明西汉时期已有夫妇喝交杯酒的习俗。2009年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的错金银镶嵌宝石的空气虹吸原理汲酒器，更是巧夺天工，前所未见[11]。铁制酒器也有少量发现，如高庄汉墓出土铁壶11件，与5件鼎伴出，属于仿铜礼器。 考古发现揭示，汉墓出土酒器中，陶质酒器数量也较多。东周以后，青铜礼器衰落，仿铜陶礼器兴起，酒器多见壶、钫、茧形壶，以及酒缸、卮、耳杯等，作为陶礼器的组合，一直延续到西汉早中期。其后礼器衰落，且组合不稳定，但酒器一直沿袭使用，陶壶数量始终不减，陶耳杯的数量不断增加，东汉较西汉更是大为增加。如河北获鹿县高庄汉墓出土彩绘的陶耳杯95件、陶卮23件、陶壶57件，另有扁壶19件、三足壶1件、陶钫8件、陶缸31件，而鼎只有9件[8](P23-33)。但这些壶、钫、缸未必都用作酒器。满城汉墓中刘胜和妻子窦绾墓也随葬大量酒器，分别在北耳室、南耳室辟有酒房，随葬33个高达70厘米的方型陶酒缸，上面朱书“黍上尊酒十五石”“稻酒十一石”。陶缸内壁仍遗留有酒的沉淀物，学者据此计算其总容量可达1万斤。大云山江都王王妃墓出土的带把陶杯(卮)，形似今天的马克杯。烟台开发区三十里堡M73汉墓出土汉代的古酒，是盛放在一件陶罐中，因另一件陶罐底部紧紧压在其上起到密封作用，因而历经两千年保存完好。 秦汉时期酒器最盛行的是漆器，成为贵族之家最常见的日用品。《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12](P351)“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12](P356)漆器的制作费工耗时，精致的漆器价格远在铜器之上。汉代漆器集中产于蜀郡、广汉郡、河内郡，远播及内蒙古、甘肃及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甚至阿尔泰地区。漆酒器数量巨大、种类齐全，漆耳杯极为普遍，其他器型还有壶、钟、钫、酒樽(觯)、卮、斗、勺等，既有实用器，同时也存在明器，以南方地区者保存最好。2009年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纪年文字铭的漆耳杯等酒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精美的漆器壶、钟、钫、卮、耳杯，仅漆耳杯就有90件之多，其中50件书“君幸酒”、40件书“君幸食”，说明耳杯的用途既可用作酒器，有的也作食器，有的记地名“成市”“市府”“蕃禺”“阳翟”等，有的有计量单位“四升”“七升”“四斗”等，有的记物主姓名、爵位如“轪侯家”“汝阴侯”“司马”“贾”等。江陵凤凰山M168汉墓出土漆器扁壶、壶、樽(觯)、卮、耳杯等酒器，其中耳杯100件及一件精美如新、内装有10件漆耳杯的彩绘鸟云纹耳杯盒[13]。荆州谢家桥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84件保存完好的漆耳杯[14]，出土时有64件用彩色丝带绑缚成7捆，另有20件散置。而该墓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墓葬。应该说，漆酒器尤其是漆耳杯在汉代广为流行，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使用已蔚然成风，远远超过了个人喜好的程度。 由此可见，汉代上自王侯贵族下到普通平民，随葬酒器的风气十分盛行，随葬酒器的墓主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还有儿童，因此很难简单草率地说随葬酒器是因为墓主人喜好喝酒。若以此作为墓主人是否好酒的评判标准，则汉代社会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酒，无不海量，整个汉代社会上上下下都弥漫着浓郁的酒香酒气。这肯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同理，也不能因为海昏侯墓随葬了较多酒器就认为刘贺是个酒色之徒，就像不能因为刘胜墓出土酒缸和精美的铜质酒器即论证“是他生前痴酒的标志”。若是，则也可得出窦绾在酒量上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有学者在报道西安北郊文景路汉墓出土26公斤古酒时，直接冠以《好酒的贵族——西安北郊区西汉墓出土美酒26公斤》这样的题目，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墓葬中随葬了酒和酒器的既不一定是贵族，也不一定真的嗜酒好饮。墓中随葬什么就认为墓主人喜欢什么，这样将生死两界的物质和观念简单对应、草率比附显然是主观片面、缺乏依据的，是想当然的主观臆猜。汉代社会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的支配下厚葬盛行，无论贫富，人们把大量财富用于送死，以致东汉统治者不得不多次下“薄葬诏”，以行政命令对厚葬之风进行干预。如光武帝刘秀下诏：“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弟薄葬送终之义。”[15](卷一《光武帝纪》，P51)因此汉代酒和酒器的随葬是事死如生观念的直接产物，是孝道的要求，是夸示财富和地位的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