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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任何时代，人们对死亡世界的认识和表现都与复杂纷乱的现实人生有着严格的界线和区分，前者相对更显示出模式化、符号化的特点，虽然汉人讲究事死如生、墓葬宅第化、“器用如生人”[12](P353)，但终归生者与死者、地上与地下的世界不能画单划等号。《礼记·檀弓》载：“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注成犹善也。……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1](P216)父母去世，若就此以为其彻底不存在了，是不仁；若还认为其鬼魂存在，则是不智。二者皆不可为。故设立丧葬之礼，以有别于活人用具的中看不中用的模型明器作为随葬品，达成一种仁与智之间的平衡。所以作为随葬品的竹器，则没有滕缘而不好使用；瓦盆漏水，不好用来洗涤；木器也没有精心雕研；琴瑟虽然张上了弦，但没有调好音阶；竽笙的管数虽不少，但吹不成调；钟磬不缺，但没有悬挂钟磬的架子。这就是明器，是把死者当作神明来看待的。由此看来，随葬品中除了部分实用器物可能与死者生前喜好或孝子贤孙的真实生活状况有关，另一部分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则完全是出于礼制规定的粗制滥造、没有实用功能的“哄鬼”之物。它们是现实世界的映射，是地上世界通往地下世界的延伸，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现实写照。 在考古发掘中，全国各地的汉墓中经常可以见到相同或相似的随葬物品。同时，壁画、画像砖、画像石形制、题材内容也大致相似，如四川、陕北、山东、河南等地的画像石、画像砖在各自地域内常见重复出现。出自不同地区不同墓葬的随葬品如出一辙，包括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特别是各类明器千篇一律，有很多是属于批量制造的商品，这些都说明当时丧葬习俗中的时尚与流行，并不能反映个性与好恶。即便是高级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除了宫廷赏赐和家族自有的器物，也常常从市场上购买一定数量的器物用于丧葬，甚至有的是从较远的外地购置的。这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中可以略见一斑。如茂陵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甑、盆上都有关于买卖地点、买者名号等的铭文：“三年曹孟所买”“五年奉主买邯郸”等[16]，表明后者购自邯郸。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铜钫上有铭文“中山内府铜钫一，容四斗，重十五斤八两。第一。卅四年，中郎柳市洛阳”，说明这件酒器是从洛阳买来的。一件铜鋗的铭文甚至还有购买价格：“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十斤五两。第卌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卌。”这件铜鋗买自河东郡，价格是840钱。在特定区域内，随葬品组合的种类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而数量往往依照墓主人身份等级依规矩配置，很明显是制度规定或礼俗使然。周礼对随葬品的使用有明确的要求，《礼记·檀弓上》“君即位而为椑，岁一漆之，藏焉。复、楔齿、缀足、饭、设饰、帷堂并作”[1](P230)，就是说诸侯一即位，就为他做好贴身的内棺，每年漆一遍，棺中还要填入东西，不可使之空虚。而招魂、楔齿、缀足、饭含及打扮尸体、在堂上张起帷幕，这些都是在人死后要立即连续进行的丧礼内容。西周时期，棺椁、乐器、车马以及列鼎列簋都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僭越现象非常普遍，秦汉时期在沿袭旧礼制的基础上又有变革和创新，但依然等级森严，如黄肠题凑和金缕玉衣等的使用，严格控制在皇室和皇帝特许赏赐的王侯一级。高级贵族往往在生前即开始修筑墓葬设施和准备随葬品，随葬品中有个人意志的表达、个人好恶的表现也是必然的。如随葬品当中所含死者生前之物，此为实用器，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着墓主人的真实生活、身份地位和品格爱好。但并非所有随葬的实用器均为墓主人使用或喜好之物，其中也有其亲属的安排、赠送以及购于市场的商品。而专门用作墓葬随葬之用的“明器”就与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更无关联了。《礼记·檀弓》载：“既殡，旬而布材与明器。”即殡后第十天，开始置办椁材和明器，也就是说“明器”是墓主人死后其家属置办的，从市场购买就更不足为奇了。所以大部分随葬品只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商品生产和流俗时尚，并非墓主个人喜好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模拟。其中哪些随葬品性质属于前者，哪些属于后者，是需要详加甄别的，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研究每个墓主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生经历、性格爱好，则必须依据可靠的史料记载。 随葬酒与酒器也是汉代贵族阶层注重养生、渴望延年益寿的观念延及身后世界的反映。汉人将酒视为养生良品、治病良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汉代医书以及武威、长沙马王堆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的记载很多，分别有炮制药酒内服、作药引的、作外用的，反映出汉代以酒作医用的普遍性。在古人看来，集五谷之精气的酒具有养生功能，适量的饮酒有利于养生。《晏子春秋》载：“古之饮酒也，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17](P4)马王堆一号墓竹简《十问》有“治气有经，务在积精，精盈必泻，精出必补。补泻之时，于卧为之，酒食五味，以志治气”[18](P147)，“酒者，五谷之精气也，其入中散流，其入理也彻而周，不胥卧而究理，故以为百药由”[18](P150)。对酒与养生的关系又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淳酒毒(厚)韭”为“五谷之精气”和“百草之王”，这与中医理论认为韭可以益气壮阳、酒可为百药之由的说法是相符合的。《汉书·食货志》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3](卷24《食货志》，P1182)刘绍刚先生曾对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有关酒与养生的记载作过专门的研究[19](P129-133)。据刘先生研究，马王堆帛书《养生方》中不但有关于制酒酿、米酒的方法《为醴》《为醪酌》，还有关于泡制养生、治病的药酒之方《治力》《醪利中》，还有以酒作“药由”即药引的方法如“取黄蜂百，以美酱一杯渍，一日一夜而出，以汁渍疸糗九分升二。每食，以酒饮三指撮”。《五十二病方》证明古代有许多病方的炮制、饮用也都离不开酒，许多药需要用酒作药引或与酒伴服。《除中益气》还有针对饮酒过量的解酒之方。此外，《养生方》中还有用于外伤涂抹药酒的记载。马王堆帛书《麦卵》一节提到将酒与鸡蛋同饮美容的方法：“有恒以旦毁鸡卵入酒中，前饮。明饮二，明饮三；又更饮一，明饮二，明饮三，如此尽卌二卵，令人强益色美。”又见于《杂疗方》：“益内利中：取淳酒半杯，温之勿热。毁鸡卵，注汁酒中，挠，饮之。恒以旦未食时饮之。始饮，饮一卵，明日饮二卵，明日饮三卵；其明日复饮二卵，明日饮一卵。恒到三卵而【却，却】到一卵复【益】，恒以八月、二月始服，饮□□□□□。【服】之二时，使人面不焦，口唇不干，利中益内。”凡此等等，均与中医古方有相合之处。其中对中药的名称、用量及所针对的补益体征都有详细的记载，说明至迟在汉代人们就已经对酒的养生及药用功能有所研究和使用了[19](P131)。长沙马王堆汉墓此类医书的出土，直接反映了汉代的养生观念，而酒与酒器的盛行则在一定程度上将此观念曲折地反映在丧葬文化中。刘胜墓中出土的一对错金银鸟鱼篆文酒壶，铭文就有“盖圜四叕，仪尊成壶，盛兄盛味，於心佳都。撎於口味，充润血肤，延寿却病”[9](P43)。可见随葬这件酒壶目的就是养生祛病、延年益寿，而不是因为刘胜好酒。可以佐证汉墓中随葬品与养生观念有关的材料还有很多，如汉墓中随葬医疗工具、中药材等的情况比较常见，南越王墓、河南保安山2号梁王墓、江苏广陵王墓、狮子山楚王墓等均有发现，高庄汉墓也出土有铜药臼、药杵等医疗用具，可见此类情况在贵族阶层中颇为流行。这些都是汉代社会重视养生医疗的现实反映，是丧葬观念世俗化、生活化的反映。与墓葬的宅第化相辅相成，均是事死如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所谓“器用如生人”[12](P353)。 按《仪礼》之《士丧礼》和《既夕礼》所记古代丧葬仪式知，从初丧之始到服丧之前，有一系列仪式程序，将葬前日要为死者设祭，在祭奠仪式上，饰柩车、陈明器、设祭席，死者或孝子的亲友、宾客都会携带助丧的钱物前来吊问助丧，在仪礼上主人之史或公史要主持“读賵”“读遣”，以展示丧礼的排场并告慰亡灵。根据出土汉简遣策的研究，亲人为死者准备的随葬品要书写清单，记录于竹简上，即遣策；亲友宾客在吊问时赠送的金钱或物品，统称为賵。这些礼仪古人都谓之“助丧”，助丧钱物往往记录于木牍(賵方)之上。具体来说，又有襚(向死者赠送的用以敛尸的衣物)、赠、賵、赙、奠等多种形式[20]。而实际上考古发掘出土的随葬物品中还包含了部分葬仪上的祭器和用品，如马王堆汉墓所出的绘有天上、人间、地下生活场景的帛画“非衣”(或称“招魂幡”，也有称“铭旌”)，是人始死时丧葬仪式上的用品。显然他人赙賵赠送之物以及丧葬礼仪用品一类与墓主人个人喜好没什么直接关系。由于随葬品的配置既受礼制的约束，又受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的制约，还无法避免社会风俗的影响，同时个人好恶、家庭安排和他人赠与都与其有关，所以往往会出现有悖于个人性格逻辑、相互矛盾的东西共出的现象。比如刘非墓出土有大量兵器，同时又出土精美的十一子格的化妆盒奁，用来放置胭脂水粉眉笔之类。刘非与其妻属于异穴合葬，该墓随葬品不存在女性使用的可能性，显然其主人就是刘非本人。而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辛追墓出土的化妆盒也才是九子奁，有学者解释这位喜欢舞枪弄棒的壮年男子也十分爱美、注重仪容保养，这当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可能仅仅是想当然的猜测，并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根据，出于其他原因或其他人的意志也是可能的。刘胜墓一边出土5000多件兵器，一边又出土医工盆和大量医用工具。刘非墓、刘胜墓都出土铜且，有学者研究认为汉唐以后所见男根与史前陶且表达原始崇拜不同，均为实用房中工具[21](P450)，与性生活有关，与之相关的是汉墓中多见有关房中术、求子、医疗等内容的帛书简牍。如马王堆出土帛书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胎产书》等涉及养生与房中术的内容，于是则将其解释为墓主好淫。但刘胜墓出土铜且有一件为双头铜且，显为女性之间使用，于是又解释这一现象与刘胜妻妾众多，加之刘胜早逝，与妻妾们的寡居生活有关，但何以不是出于窦绾墓而是出于刘胜墓，实难以自圆其说。西安北郊明珠家园西汉早期墓葬M54出土11件性器，有铜质和骨质。如果说刘胜、刘非、刘贺这样一些妻妾成群的贵族有可能因好淫而随葬性器，还有一部分则完全可能是由于生理缺陷、身体不健康而表达某种强烈的特殊心理诉求，或对身体残疾进行象征性的弥补，反映了传统文化追求完善圆满的心理特点[22]。这种考古现象正如明清时期太监墓出土性器数量更多一样。所以，随葬性器的原因可能很多，有的可能仅仅是出于希望子孙昌盛的传统观念或原始巫术和宗教信仰。有学者则直接指出西安北郊明珠家园M54墓主人或者属于皇宫、王侯和大富豪之家豢养的太监，或受过宫刑、阳痿男子，或者属于生理正常、妻妾众多的好色男子，或者类似地方的女子[23]。总之，不能简单地因为出土了医药用具就说墓主人是个病秧子、出土兵器就说其尚武、出土性器就属好淫，同理，因出土大量酒器也不能笼统说其好酒。有的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也不排除随葬品仅仅是随机或偶然放置的可能。 综上所述，凡墓中出土什么随葬品就解释为与墓主人有关甚至就是墓主人喜好什么，并不完全正确。其中的随葬品有的可能是墓主人个人用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其个人生活、喜好，有的仅仅是礼仪传统要求的丧葬用具，或出于他所在的时代、阶层或性别角色中流行的器物，甚或是当时整个社会风行的器物。“事死如事生”并不意味着生者世界与地下世界的完全等同。汉墓中无论男女老幼大多随葬酒器的现象，首先是旧礼制的延续，虽然汉代使用青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的组合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减少，但其中酒器作为礼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因其实用功能适应了酿酒业的发展，随着礼器总体上的衰落，酒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是在继承周、秦、楚旧制度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汉代墓葬随葬品在种类和数量上已经大大突破礼制的规范，呈现出新时代的新风尚。酒器上的计量铭文和内盛酒液实物的发现，都说明汉代酒器已基本失去严格的礼制意义，但仍具备了财富、地位和等级的象征意义，酒器的等级越高、数量种类越多，通常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这在贵族阶层中尤其明显；且随葬礼器的制度，在贵族阶层中衰落的速度要滞后于普通平民阶层，身份高贵的墓主人及其家族，更持久地维护旧礼制旧传统，以展示其身份地位或财富实力。其次，随葬大量酒器，是汉代社会事死如生厚葬观念的产物。酒是奢华生活的象征，随葬酒和酒器意味着死者在地下世界依然可以过奢华的生活。再次，汉代上层社会重视养生，而酒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的观念和习尚也影响了丧葬观念，以酒、酒具和医疗用具等随葬即是其体现。所以，海昏侯墓随葬酒器甚至安置酒器库，是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制度规范使然，以符合身份地位的礼器、实用器、明器等随葬，是对社会制度、礼法的遵守，是当时社会流行习尚的折射。当然，一些酒器的随葬还是与墓主人或其家族的个人意志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墓主人的个性和好恶。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古酒器，虽不足以论证刘贺是否收藏家，但至少可以反映这两件器物或许在其家族中流传已久，而且很受刘贺的青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