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河西走廊为中华文明的凝结形成提供了环境条件 从地理位置看，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的西北部，东起乌鞘岭西北坡，西至敦煌市以西、疏勒河下游终端哈拉诺尔湖沼地带，南靠祁连山，北依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等山脉组成的走廊北山，“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 ，东西长约 1000公里”。大部分是处于南北两侧高山之间、海拔在1000～2000米的山川河谷，是典型的大陆性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玉门关则在30毫米以下。区域内有石羊河水系、疏勒河-党河水系、黑河-北大河水系等三大水系，均发源于祁连山，水源补给以冰川融水和大气降水为主。河流上游河谷宽缓，两岸形成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河流中游，河道深切加剧，水流加速，河谷两岸多呈多级阶地，在出山口形成峡谷；河流下游则是干燥山区的山前平原。走廊西部河流在到达走廊北部时，形成东西向的带状冲积平原。这些河流养育了众多河谷绿洲，为早期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创造了自然生态条件。 从地形地势看，河西走廊处于阿尔金断裂东段和走廊盆地北缘断裂带与祁连山北缘断裂带之间，走廊盆地内部形成由玉门盆地、酒泉盆地、张掖盆地、武威盆地与文殊山隆起、榆木山隆起、大黄山隆起阶差分布次级构造地貌单元。在这种特殊的地形环境中，河西走廊的绿洲农耕地带内嵌于荒漠平原、草原与山地中。这些绿洲地带水源丰富，地表物质较细，多为次生黄土，便于引水灌溉，是农业耕作的绝佳地带。这也是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持续实行屯民实边政策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4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河西走廊大范围降温。此时，在河西走廊的马厂类型文化中，农业虽占据重要地位，但畜牧业经济则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后的齐家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遗物呈现同样的特征，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饲养业也比较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牛、马、驴、狗等。同时，出土文物中的狩猎工具石矛、石镞、石弹丸和骨镞也表明狩猎活动的存在。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聚落遗址（比如火烧沟遗址和东灰山遗址）的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类型，出土的农作物有碳化的小麦、大麦、粟、稷、高粱等籽粒，哺乳动物的骨骼主要有羊、猪、狗、牛、马、鹿等的。其中，羊和猪是主要的饲养家畜，鹿则是狩猎的主要对象。可以肯定，河西走廊早期的人类文明不是单一的农耕文明，而是一种与当地自然生态相适应、包含农牧等经济文化类型。这种复合型文明形态使得河西走廊的山川河谷和绿洲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或说基础条件。第一个特点在于水源补给。河西走廊是半干旱干旱气候，降水量少，绿洲水源以内陆河补给为主，水系的规模决定了绿洲的大小。第二，河西走廊的自然区隔造成绿洲星罗棋布的分布特征，各绿洲之间形成各有差异的农耕文化。这是农耕文明内部异质性发展的自然基础。第三，绿洲之间通常是砂砾石层裸露的戈壁荒滩或干燥剥蚀的丘陵和山地，相比较而言，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不适宜农业耕作，但为游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河西走廊这种以高山、河谷、绿洲及荒漠平原为主要构成元素的复合区域，决定了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进入河西后，根据各自的生产生计传统选择更能够适应的自然环境居住繁衍，从而形成该地区农耕与游牧互嵌的居民分布格局。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河西走廊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或者说互动交融区。有学者认为，这条分界线并不清晰，而且时常变动。史前时期，族群的生计选择多与自然环境的限制有关，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史前时期的很多遗址，比如高台县的直沟沿遗址和六洋坝遗址、西河滩、干骨崖等，分布在祁连山海拔较高的山前冲积平原上。中华民族各群体的先民们利用这种自然条件——地表黄土覆盖深厚、水源充足、利于生存的地貌——生存繁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先民逐渐沿河流向下游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移动，形成发达的绿洲农耕文明中心，比如武威绿洲、张掖-酒泉绿洲、敦煌-玉门-瓜州绿洲。 在农耕文明中心形成之后，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被迫沿河谷地带反向迁徙，选择符合自然生态的游牧生业。在国家形成之后，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之间界限的变迁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当中央政权的势力占优势时，农耕文化区得以扩展；当游牧族群经略时，游牧文化区向农耕文化区蔓延。在中央政权与河西走廊诸少数民族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来回摆动，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文明的沉积凝结地带。 (责任编辑：admin) |